【回忆】这件事已经表明 ！全国人民已经没亏欠中央政府了 ！大家无需再内疚自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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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辛茹苦带大智障畸形婴儿
黎群向稀土厂发出血泪控诉


【本刊陈慧思撰述/林宏祥摄影】他嘴角上弯，给人感觉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可是打从娘胎起，他的生活从来没有好过。
1983年出世时，他瘦瘦小小的，住了医院20天方可出院，小时候他常患病，医生测出他的心跳很快，怀疑是心脏有孔，X光扫描过后，发现并非心脏有孔，而是心脏旁有一根凸出的胸骨。
自小他就不能说话不能视物，大小便不能自理。患白内障的双眼动过手术之后，他因感觉痒而搓眼睛，以致右眼全盲，左眼视力微弱，只对红色物件和光线敏感。
他是谢国良，一个红泥山新村的28岁智障青年。过去28年来，他一直蜗居在屋中，靠母亲照料艰难地生存下来。他残缺的生命，是红泥山新村居民向亚洲稀土厂发出的最强烈控诉。
他69岁的母亲黎群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访问时说，亚洲稀土厂在其原址扩建，她在1982年开始在厂房旁担任建筑工人，替工程承包商工作，并在那期间怀孕，1983年生下谢国良。
黎群怀孕时医生并没有觉察她肚里的胎儿有问题，只是儿子刚生下来时非常瘦弱，一个星期中有两三天生病，且一生病就哮喘，有时晚上需要抱他一整晚。

“就算乞食都要带着他”

在谢国良两三岁时，她就察觉他异于常人，身体非常瘦弱，像患了软骨症一般，身体侧向一边，直到四五岁才学会走路，身边的人都认为这孩子养不大，劝她放弃，可是，她说：“这是人，不是鸡呀，怎会这么残忍丢下他？”
她眼泛泪光地说：“做人家父母，看到自己的子女这样，针没有刺到肉就不知痛，刺到肉就知道痛的了，哪能这么残忍，就这样丢掉他？我说，就算我乞食，我都会带着他，养不到他才没办法。”
她顿了一下，说：“那时养他多惨呀，工做不到，吃都没得吃呀。”
共有八名子女的她坚持养大这名小儿子，尽管因此而没法打工赚钱，生活一贫如洗。有的时候，为了养活一家人，她骑脚车大老远地到附近的米粉厂买碎米粉回家烹煮，含辛茹苦地将谢国良带大。
“我向别人借十块钱，别人都不借。他问我，你几时还？我的眼泪立即流下来。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这些年来，为了医治孩子的病，黎群四处奔走求医，并经常敦补品给孩子吃，孩子的身体一天天壮了起来，现在他的体力可大得很，若母亲和其他人没有顺他的意，他还会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问道如果可以重选选择，她会否再回到稀土厂工作，她激动地说：“看到他一个这样你都心痛了，还会再到那里工作？”

厂房异味令人晕眩

黎群说，当年村民起诉亚洲稀土厂，她时常带谢国良到法庭聆审，厂方的人曾经要求她别带谢国良到法庭，他们会给她一些钱，她跟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了你的钱，你的厂继续做下去，其他的小孩子生到像国良一样，要（你的钱）做什么？”

亚洲稀土厂旧址现在已然荒置。

“一个我都已经伤心了，眼泪不知流了多少……给他那间厂再做（继续生产）？我说不要。”
这28年来，亚洲稀土厂没有给予黎群任何赔偿，她是靠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提供的每月150元生活费和医药津贴糊口。
已经28年了，梦魇还在缠绕着她。晚上睡觉前，她还是会想起这件事情，一想就泪流满脸。
黎群说，在厂房旁工作之初，并没有嗅到异味，过后就开始嗅到阵阵异味，整个人感觉晕眩和口渴。
厂方提供每一名建筑工人一个防毒口罩和一个附有名牌的小型测量器，其中，测量器需在每天报到时佩戴，放工前缴还。
问道她有否戴口罩，她说：“有呀，不用不行，那味道很臭，让人头晕。”
当时，建筑工人都在早上十时和下午三时休息喝茶，后来厂方在200公尺外搭了小棚，让他们在该处休息，并嘱咐他们莫在厂房旁喝茶。
她说，到现在她经常头痛，她怀疑自己的身体是否出状况。她最担心的是，一旦自己离开人世，谁来照顾国良。

卵子受精影响最显著

由于没法以科学证明辐射直接影响胎儿，黎群到现在都没法斩钉截铁地指控亚洲稀土厂导致她生下畸形婴儿，而亚洲稀土厂在1985年至1992年法庭审讯期间，亦以“没有科学证明”的标准说辞，一概否认释放辐射，危害周遭居民安全。
然而，加拿大辐射专家罗莎丽柏蒂（Rosalie Bertell，左图）在怡保高等法庭供证时说，根据亚洲稀土有限公司的一份报告，该厂副产品含有铅、钍和钍氢氧化物，具有辐射性，会严重损害人体细胞，令细胞失去正常繁殖功能。
她还说，一般成年人即便是受到辐射影响，亦不会感觉得到，因为辐射遗毒是潜伏性的，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方回显露出来，不过，如果卵子受精，辐射的影响就会很快显露出来，因为受辐射影响的孕妇将会产下畸形婴儿。
她指出，这种遗传性的辐射危害是一种慢性死亡，可能会延至第三或第四代；如果细胞严重受损，将会造成孕妇较易流产。
根据1988年1月26日《南洋商报》的报道，罗莎丽柏蒂说，辐射是溶入尘埃或气体，通过呼吸和触摸而侵入人体，尤其是孩童，若暴露在这类辐射范围，很容易受感染。

儿童白血病几率高出42%

根据1992年8月4日的报章报道，红泥山医药基金协会统计处，亚洲稀土厂附近居民患血癌和脑癌的几率和妇女流产的几率非常高，共有11人患上血癌，年龄介于三岁至20岁，其中四人已经不治身亡，他们来自红泥山、万里望和白丽莎。
他们测出，红泥山儿童的白血病几率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高出42%。
另外，红泥山一名年仅九岁的男孩患上脑癌，成了植物人。两名参与抗争的委员亦因长期接触和参与活动而间接导致流产。
也是国际公众健康癌症机构主席的罗莎丽柏蒂在庭上供证时曾说，含铅的产品最容易测验，他们替红泥山60名孩童验血发现，有的孩童血液含铅，其中一名18公斤重的孩童，血液的铅量比正常人高出六倍。
他们在红泥山的孩子身上测出超过20mg/dg的铅，在加拿大多伦多，血液铅量超过20mg/dg的人都唱都在铅提炼厂或附近工作。
她说，铅渗入血液，然而侵入骨髓，形成单核白血球，潜伏期平均长达十年之久，白血球破坏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亦将丧失其功能。另外，氢被吸入人体后，将破坏细胞的功能，而导致肺癌。

厂方否认辐射外泄

当年红泥山居民上庭抗争时，获得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支持。他们皆认为，亚洲稀土厂危害当地居民健康。
美国传染病专家爱德华拉弗（Edward P. Radford）上庭供证时则表示，提炼稀土的压磨（crushing and milling）过程释放出和gamma(γ)和alpha（α）粒子，其中γ粒子可以致癌和导致脑部缺陷。
他表示，他侦察亚洲稀土厂时发现，厂位址的废料释放γ辐射，这类辐射可以远距离及侵入人体，研究显示只要低度辐射就可以导致胎儿神经系统和脑部的永久损坏。
虽然亚洲稀土厂周遭地区的患病率增高，然而，厂方在20年前在高庭供证时，竟全然否认提炼过程产生辐射。
1992年7月11日怡保高庭宣布判决当天，《南洋商报》整理出控辩双方证人的证词。辩方证人的主要证词是该稀土厂是一家化学工厂，并非核子工厂，绝没产生辐射；该厂是一间很负责任的工厂，很关注工人、公众人士及环境安全，厂方员工绝非以破坏的钢桶装钍废料，其操作并没有造成任何辐射侵害，不会威胁红泥山居民的安全。
辩方指出，厂房装置了防范灰尘飞扬及气体外泄的封闭和负极压力系统，并有长期监督及经常检查辐射度，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绝不会有辐射外泄的现象”。
此外，辩方一概否认辐射导致白血病、癌症、孕妇流产、脑膜炎、脑部肿瘤、单核白细胞或血液含铅量过高等推论。
其中，辩方证人指出，由辐射造成的癌症，只占1%至2%，诉方显然已高估了辐射对人体的危害程度，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导致癌症的主要原因是化学因素所致；白血病发生在儿童身上，是因为儿童的免疫系统未完全建立时，受到病毒的感染，但迄今仍无法查出大多数病因。

证明责任应在厂方

专家已经测出厂房附近的辐射水平高出环境辐射水平，亚洲稀土厂尚且矢口否认厂方释放辐射，何况是黎群生下畸形婴儿和其他居民患病的案件？从亚洲稀土厂开设、获原子能执照局颁发执照，到被村民起诉，政府和厂方都强调稀土厂安全，无视于红泥山居民偏高的患病率。
现在Lynas稀土厂同样告诉我们，稀土厂安全，矿石辐射度低于亚洲稀土厂50倍，同样的原子能执照局主宰生杀大权，我们能够相信“安全”的说辞吗？
马来亚大学社会与防范性医疗教授陈志权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表示，政府应采谨慎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不应认定偏高的患病率跟稀土厂无关。另外，证明病因非稀土厂辐射的责任应在厂方，而非患病者。
他说：“可能我不能100%肯定这跟那有关，但是你是否那么肯定跟那无关？你怎么可以这样假设？”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82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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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任意弃置辐射废料
红泥山周遭地区危机四伏

如果生产有毒的东西，政府就不会给执照他的，那么一定是对人体无害的东西，才可以获准生产，是政府骗了我们。”



【本刊陈慧思撰述/林宏祥摄影】28年前，38岁的商人吴东福被亚洲稀土厂开出的高价吸引，承包了稀土厂的废料处理工作。他雇了四名员工，包括三名罗里司机和一名神手师傅，开始每日将稀土厂的废料运载到厂外丢弃。
这些白色的废料湿答答软绵绵的，感觉就跟泥巴无异，然而嗅起来有一股酸味。厂方的负责人告诉他，这些废料可以用来当肥料，于是，他和工人将废料载送到附近的农场，包括自己的舅父在工厂附近的菜园当肥料，或随意丢弃在屋旁、路边。
在运载的过程中，盛在罗里车兜上的废料一路滴水，没有人把这当一回事。
直到1984年红泥山、甲板、万里望等地居民群起抗议亚洲稀土厂（Asian Rare Earth）生产稀土、产生有毒废料之后，吴东福方恍然大悟：所谓“肥料”实是具有放射性物质钍（thorium）的有毒废料！
在红泥山居民上庭申请封厂的诉讼案中，吴东福曾出庭作证，说出这个骇人的故事。1986年10月30日《南洋商报》报道，日本辐射专家市川定夫的实地调查证实，他弃置废料的地点，辐射水平证实高出安全水平五倍。
令人震惊的是，吴东福在1985年揭露此事之后，相关单位并没有召见吴东福详问他丢弃废料的地点，因此到现在这些钍废料依然散布在亚洲稀土厂附近。根据当年的报纸报道，吴东福说，这些钍废料散布的地方包括万里望（Menglembu）、拿乞（Lahat）、十字路、九洞、孟加兰、文冬、波赖等地的废矿地、农场、屋旁和路边。

弃置废料地点辐射仍强

《独立新闻在线》记者到万里望找到吴东福，重述这段20年前的经历。拒绝以任何角度被摄入镜头的他带领记者寻回当年他曾弃置钍废料的地点，一路上他数度说道“那里有”、“那里都有”，可见钍废料散布的地点非常广。
其中一个弃置地点，就在拿乞新镇的大路边。他带我们沿着小径走去，两个小男孩骑脚车迎面而来。吴东福向小径旁的草丛指去：“就在那里。”
钍废料当年就弃置在这条常有人往返的地方。当年那里原是沼泽地，现已杂草丛生，肉眼没法辨别这片草丛有何异样，若非吴东福凭记忆找出弃置地点，根本没有人知道这里曾弃有剧毒物质。
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吴东福当年在怡保高等法庭作证时已经供出，厂方没有指定弃置废料地点，他只是胡乱将废料弃置在厂房附近，但是这25年来，从未有任何相关单位向吴东福录取口供或要求他一一找出当年的弃置地点。由此可见，原子能执照局（Atomic Energy Licensing Board）和其他相关单位并没有正视废料问题。
根据《星洲日报》1986年10月30日的报道，日本辐射专家市川定夫在底侦察吴东福弃置钍废料的地点时指出，探测器显示曾弃置两罗里废料弃置的地点，辐射水平比安全水平超出五倍。
另外，他说，钍废料经日晒雨淋也不会被冲走，与泥土混合后难以发现，且会散发气体，因此纵使设立储藏库亦难保不危害人体。
当年协助红泥山村民抗争的私立学院化工教授陈嘉庆（左图）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指出，钍-232的半衰期是140亿5000万年，换言之，钍的辐射性需时140亿年才会减少一半，也就是说吴东福当年随意弃置的钍废料，辐射性不减当年！
因此，到现在当地居民依然暴露在辐射危害当中。他说，钍废料没有妥善处理，首当其冲的是在当地耕种的农夫，其次，辐射会随着蔬果进入食物链中，影响周遭市民的健康。

四个工人死剩一个

回想起28年前的事迹，吴东福仍心有余悸。他说，当年替他运载废料的三个罗里司机和一个铲泥机师傅，四个之中死了三个，“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很年轻，替我工作几年之后就死了”。
吴东福当年曾在法庭上申诉自己身上长了红疹，现在他的双手、双脚、嘴角、眼角都生了白斑。问道是什么原因，拒绝照相的他说：“我整个家族，没有一个有这个东西。”
当年他曾用手捧过钍废料，他怀疑白斑就是这样来的。现在他还常有呼吸困难的问题。

亚洲稀土厂原址只剩一片空地和四面围墙。

吴东福忘了自己是在哪一年开始接下亚洲稀土厂的承包工作，只大概记得替该厂服务了三、四年，但是当年的报纸报道，他自1983年6月开始担任亚洲稀土厂的承包商，负责用罗里将钍废料从工厂载走，直至1984年获知这些废料是具高辐射性的钍废料之后才停工。
从事运输、承包工作逾40年的他说，当年他是被亚洲稀土厂开出的高价吸引，而接下这单承包生意。当时接洽他的厂方负责人只是告诉他，每天到厂房载走“thorium cake”，没有解释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明确告诉他该把这东西载到哪里丢弃。
另外，尽管外包处理放射性强的钍废料，然而亚洲稀土厂并没有拟定白纸黑字协议，足见厂方根本没有严正看待废料处理的问题。在吴东福上报之后，厂方当年曾在媒体上辩解道：“因觉得口头指示就足够了。”（《新海峡时报》，1986年11月25日）
家住万里望的吴东福告诉《独立新闻在线》，当年厂方负责人还告诉他，这东西可以拿来当肥料，因此他就把废料倒在舅父在工厂附近的菜园。“我倒在很多很多地方……到现在还可以挖出来。”
他说，钍废料“好像浆糊、白灰一样，有水有渣，味道带酸”，弃置之处没有蛇虫鼠蚁，长出的蔬菜“很美”，但是人靠近废料时，会感觉不自然、有抗拒感。

设厂时原子能执照局未设立

记者提出，当年他在媒体上说出己方的故事时，亚洲稀土厂总经理曾回应道，是他违令随意弃置钍废料，另外，根据《新海峡时报》1986年11月25日的报道，厂方还说，他是在抗议运动的巅峰期接下承包生意，他应该知道钍废料的危害。
他听罢粗声反问记者：“如果你知道是有毒的东西，你会载吗？”“他当年不敢讲，有毒的东西很危险的，他会讲真话吗？他没有白纸黑字写出来，他知道我们不知道。”
“生产需要申请执照，如果生产有毒的东西，政府就不会给执照他的，那么一定是对人体无害的东西，才可以获准生产，是政府骗了我们。”
记者说，厂方曾说，他们已经口头指示他把废料弃置在特定的地点。吴东福反问：“丢在哪？指给我看！弃置地点在哪里？指给我看！你没有指给我看，有批准你弃置在哪里吗？过后才有！”
亚洲稀土厂是在1979年在红泥山工业区设厂，主要作业是从锰矿物中提炼单品矿物或独居石（monazite），年产2250吨含低量放射性钍的废料。然而，亚洲稀土厂设厂时，原子能执照局尚未设立，因此该厂设立时根本无须申请特别执照。

建在甲板的永久埋毒槽因居民强烈反对而从未使用过。

原子能执照局于1985年2月1日在首相署旗下设立，以监督全国的原子能作业安全。直至1986年12月，亚洲稀土厂才真正取得原子能执照以继续投入生产，直至1994年1月正式停产。
亚洲稀土厂的埋毒槽原本设在甲板（Papan），但遭当地居民激烈反对而从未使用过。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邱运达告诉《独立新闻在线》，1986年政府宣布永久埋毒槽建在当地升旗山（Keledang Hill），那是一个距离甲板大约三公里的地方，这个永久埋毒槽在1990年完成兴建，直至1991年，稀土厂才正式将废料移置到那里。
因此，从1979年设厂开始，到1991年开始使用永久埋毒槽这12年间，亚洲稀土厂生产的钍废料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若非吴东福向媒体说出自己的经验，国人都无从得知，稀土厂在牵连重大的废料处理问题上只是随意让当地居民外包了事，且没有严格监督承包商如何弃置废料。在红泥山稀土厂关闭之后，政府权当稀土厂课题已经落幕，然而废料问题实则尚未真正解决，以致当地人民依然暴露在辐射危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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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厂关闭威胁未解除
八万桶钍废料未埋地底



【本刊陈慧思撰述/林宏祥摄影】17年前亚洲稀土厂宣布关闭，各界认为红泥山人民的威胁已随稀土厂关闭而解除，然而实际上还有八万桶最具危险性的稀土尚未妥善处理。从红泥山抗辐射事件可以看出，放射性废料管理是一个耗资庞大、费时费力、破坏环境的长期工作，为赚取利润而开设稀土厂可谓得不偿失。
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邱运达（右图）告诉《独立新闻在线》，坐落在霹雳州升旗山（Keledang Hill）的第一个永久埋毒槽主要是埋藏亚洲稀土厂的生产设备、工具等，而最具危险性的钍废料只是盛在大铁桶里，暂时存放在永久埋毒槽附近。
他说，负责单位亚洲稀土私人有限公司（Asian Rare Earth Sdn Bhd）原订在2006年建好第二个永久埋毒槽，以将这些尚未妥善处理的钍废料深埋地底，岂料工程因技术性问题而延宕。
根据《星报》星期刊去年6月13日的报道，第二埋毒槽在去年一月开始动工，而《纽约时报》在今年3月8日报道，亚洲稀土厂将在“今年夏天”将八万桶钍废料移置到第二埋毒槽。
邱运达说，第二永久埋毒槽完工之后，将有两年保证期，保证期结束之后就由霹雳州政府接管。
《独立新闻在线》联络上亚洲稀土厂，惟厂方交由公关公司负责人回应记者的提问。对方确认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并透露钍废料将在七、八月间搬移到永久埋毒槽，届时原子能执照局（Atomic Energy Licensing Board）将会派员监督。
他表示，整个清理工作将在2013年至2014年完成。
《独立新闻在线》记者上周到埋毒槽地点视察，欲下车拍照时，遭保安人员阻拦，因此只能以长镜头拍摄埋毒槽外观。这个距离甲板新村只有三公里的地方风景秀丽，一路有鱼塘、草原、河流，草原上还养着牛羊。

只用二手铁桶盛钍废料

日本三菱化学公司（Mitsubishi Chemical Holdings）拥有35%股份的亚洲稀土厂在1994年4月30日正式停产。尽管当时的最高法院在1993年12月23日推翻了怡保高庭的判决，批准亚洲稀土厂继续生产，但在日方和马来西亚民间的施压下，亚洲稀土厂在1994年1月19日宣布即将停产，并负责管理放射性废料。
时隔17年，放射性钍（thorium）的清理工作尚未结束，而且最严峻的工作尚待进行。
当年工厂关闭之后，厂方就已经将1万1000卡车被辐射污染的物质，包括工厂的一砖一瓦及工厂所在地的泥土埋藏在25尺深的地底下。这个永久埋毒槽坐落在升旗山森林保护区的一个山坡上。
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3月8日的报道，亚洲稀土厂其中一个承包商——GeoSyntec的监督顾问Anthony Goh指出，工程师铲平一座深入山三英里的山，将辐射性物质埋在山的中心，接着将之埋在20尺的泥土和花岗石之下。
然而，当年亚洲稀土厂只是将最具放射性的钍废料盛在八万个铁桶里，暂时存放在升旗山永久埋毒槽旁的混泥土仓库里，并没有将之深埋地底。换言之，这些年来附近居民依然暴露在可能的辐射危害中。
当年曾看到过这些藏毒桶的邱运达表示，钍废料理应盛在钢桶里，但是厂方为了省钱，只将之盛在二手的铁制油桶里（左图）；这些铁桶并不耐放，经过这些年恐怕已然损坏。
目前在私人学院任教的化工教授陈嘉庆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访问时说：“钍废料本身的辐射性很高，当年日本辐射专家市川定夫探测到存放钍废料的地点辐射度高达每年7万9000mrem，即比环境辐射高790倍。我不理解为何不优先处理这八万桶的钍废料。”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最艰难的清理工作将在这个夏天展开，亚洲稀土厂将动用机械人和全副安全配备的工人，尝试将八万桶放射性废料从储藏库里取出、跟洋灰和石膏混合，并移置到山上的永久埋毒槽。

马哈迪称当地尚有危险

这些年来，亚洲稀土厂的废料管理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关注，就连反辐射抗毒委员会和协助该委员会抗争的陈嘉庆都没有掌握具体的资料，直至去年五月前首相马哈迪透露，我国在霹雳州存有“小量核子废料”之后，《星报》才在一篇内页报道中揭露，实际上还有八万桶放射性废料尚未移置到永久埋毒槽。
马哈迪（右图）在去年5月14日就我国政府宣布计划设立核能发电厂发表评论时指出，霹雳州埋有“小量”核废料，该弃置地点仍然被认为不安全。
根据《星报》的报道，他说：“在马来西亚，我们有核废料，但可能公众并不知道。我们需要埋藏锡矿渣（amang），一种开采锡矿的副产品。”
“这并没有辐射性但不好处理，我们要在霹雳州将之深埋地底。”“然而该地依然不安全，我们有0.25英里的危险地带。”
马哈迪在言谈间透露出，政府有意低调处理这个课题。他表明不知道确切埋毒地点在哪里，并说：“可能这是一个国家机密，但是我肯定我们埋了这个活性物质。”
事实上，马哈迪的资讯有误。《星报》星期刊在去年6月13日报道，该报发现第一永久埋毒槽旁的储藏库存有八万桶钍废料，这些具放射性的物质都还没有如马哈迪所言“深埋地底”。

甲板人担心祸延下一代

红泥山亚洲稀土厂的放射性废料管理问题显示，政府和厂方并没有透明发布相关资讯，以致有权获知实情的当地居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独立新闻在线》走访甲板新村时发现，当地居民依然忧心忡忡。
68岁的甲板新村村长关煜利（左图）担心辐射泄漏的问题。他说，永久埋毒槽附近有一条小河，小河流向甲板新村，要是发生泄漏的问题，则甲板村民将深受其害。
也是马华公会甲板支会主席的他表示，有关单位并没有向村民汇报详情，因此村民没有接收到相关资讯。问道他有否前往该处了解详情，他说：“他都不给你进去。”
他说，虽然已有很多屋子丢荒，但甲板新村还有大约100户人家，人口达数百人，长居该处的居民亦有整百人，新村里头还有学校，他和妻子曾秀蓉皆担心，永久埋毒槽设在距离甲板新村三公里处，将遗害下一代。
曾秀蓉说：“那些毒会随风飘，风吹来就不同了，我们天天提心吊胆。”
陈嘉庆认为，放射性废料有否妥善管理关系到周遭居民的生命健康，亚洲稀土厂或负责监督的原子能执照局应该每月公开辐射度数据。
他说，就连中国都会每月公布工厂的废水测验数据，我国已经落后他国。
另外，他说：“记得霹雳州州务大臣曾说，亚洲稀土厂是私人公司，它已向原子能执照局交代，就无须公开资料。但是，要是永久埋毒槽安全，那何忌公开？”
他表示，这就是制定《资讯自由法》的重要性，有了这条法令，人民就可以查询相关资料。

甲板人打出反毒第一炮

据邱运达的叙述，甲板新村居民在1983年打出了反毒的第一炮，抗议政府批准亚洲稀土厂将永久埋毒槽设在甲板，最终影响红泥山和附近几个新村的居民群起抗争，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下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史。
甲板居民邀请到来自英国、日本的专家，迫使当时的副首相慕沙希旦（Musa Hitam）在1984年初宣布另觅地点埋毒。1986年中，政府宣布将永久埋毒槽设在升旗山，但拖延至1989年方开工、1990年完工，1991年才将废料移置到该处。
根据当年的报章报道，1985年2月1日，八名红泥山新村居民入禀怡保高庭，申请临时和永久庭令，以禁止亚洲稀土厂继续生产和贮藏放射性废料。
1985年10月14日，高庭批准居民的申请，发出临时庭令禁止亚洲稀土厂生产和贮藏放射性废料，并谕令该厂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列出的12项安全准则。
1986年12月中旬，成立未到一年的原子能执照局发给亚洲稀土厂执照。1987年2月上旬，亚洲稀土厂就重新投入运作，反辐射抗毒委员会在4月12日发起两万人的大示威。
1992年7月11日怡保高庭宣布下令关闭稀土厂，居民开心迎接胜利。
1993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推翻了怡保高庭的判决，批准亚洲稀土厂继续生产，但在日本政府和马来西亚民间的强大压力下，该厂在1994年4月30日解雇180名工人正式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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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三罪状

动用内安法令逮捕环保人士



【本刊记者撰述】人民公正党细数前首相马哈迪在掌政期间批准霹雳州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运作所犯下的三大罪状，并认为马哈迪应该就稀土厂酿成辐射泄漏危机一事向受害者道歉，而非毫无悔意地大放厥词。

公正党彭亨州州委李健聪发表文告表示，马哈迪在任内批准红坭山亚希厂的运作，犯下了多项严重的错误。他细数马哈迪的三大罪状如下：

第一，马哈迪任内批准的稀土厂发生辐射外泄问题，并危害多人性命。统计显示，在该段期间因怀疑辐射而患上血癌的儿童有8位，侥幸生存的仅有2位。此外由于辐射影响而脑残者也有5名，加上孕妇流产，婴儿夭折率也是全国的3倍。



“马哈迪迟迟不肯下令关闭稀土厂，导致村民需要自费筹款打一场长达10年的官司，可谓罔顾人民的安危。现在，前首相对于这些悲惨的事件不但未有表达丝毫歉意，反而还为即将在关丹开厂的莱纳斯稀土厂背书，着实让人心寒。”

第二，另外，国阵政府与亚洲稀土厂在停厂的13年后，也就是迟至2006年才开始研究重新设置永久埋毒槽，而且在2014年才会完成埋毒槽的工程。这种延误已经犯了行政疏忽的错误。

“亚洲稀土厂花费了13年的时间和无法估计的金钱进行拆厂和处理辐射性废料的工作，而且埋藏辐射废料的永久埋毒槽，将会在2016年正式交给霹州政府负责及管理至少300年。钍辐射废料的半衰期为140亿年，我国的政府能够保证安全看管这些废料到什么时候？”

动用内安法令逮捕环保人士

第三，李健聪也抨击马哈迪在反对亚洲稀土厂的运动中，以《内安法令》逮捕多名环境维权人士，其中包括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大马自然之友米娜等，其中剑桥大学化工博士陈嘉庆更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就被扣留长达2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马哈迪在茅草行动中动用恶法钳制运动，导致许多无辜的人在黑狱中度过非人的日子。其中，丘运达在扣留期间连续被盘问78小时，不止不允许他睡觉，也禁止与家人见面。现在国阵政府终于痛定思痛决定废除《内安法令》，马哈迪当年的行为对错，已经不证自明。”

最后，李健聪也认为，我国已经有了这个红坭山稀土厂的惨痛经验，不需要再来一个关丹莱纳斯稀土厂来提醒我国监管机构的脆弱、环境法令的松懈以及人命的可贵。
马哈迪如果要为后代留下一个正面的楷模，则应该为其任内的错误决策所导致的人命与财物损失诚恳道歉。

“而且，要不要稀土厂的最后决定必须来自人民，而不是任何政党、组织或过气政客，更加不会是马哈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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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 – 香港环保专家温石鳞视察红泥山永久埋毒槽




Date:27.05.2011（怡保27日讯）

香港环保专家温石鳞：赞扬亚洲稀土厂方处理永久埋毒槽严密和认真态度，惟不能保证以后的绝对
安全性。

香港环保专家温石麟博士表示虽赞扬霹雳州甲板升旗山腰的亚洲稀土厂认真处理永久埋毒槽，并采取先进和严密的方式来处理辐射性废料，也是全球首个采取工程间隔组织方式来处理辐射性废料的埋毒槽，不过他不敢百分百保证和确定长期的安全性。
也是也是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顾问的他表示：虽然暂时没有探测到当地拥有任何发放性的辐射，但不能保证埋毒槽可能会受到天气变化或地埋转变影响而被破坏，甚至会随着时间产生改变，毕竟无人可确保埋毒槽的地下泥土湿度永远保持一样，也无人可确定将来没人会否偷偷潜入埋毒槽内偷取废料，发生工业意外。

“8万5000桶辐射性废料埋在永久埋毒槽里”

温石麟说：目前亚稀厂的永久埋毒槽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作人员每天展开埋毒的工作，以便把8万5000桶含有辐射性的稀土废料埋藏在永久埋毒槽内，每桶废料重量是500公斤到1000公斤不等，这一些已超过20年历史的废料数量非常庞大。
他认为：埋毒槽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把旧有的稀土废料铁桶利用机械手臂打开，然后查看铁桶里头的辐射废料，再倒出来分开固体和液体废料，利用搅拌机把废料搅碎，然后注射化学药物凝固废料，加入洋灰和粘土为废料进行重新包装，再把废料置入新的不锈钢铁桶内，运送数百公尺以外的永久埋毒槽内。“
他说，由于废料含有辐射，身穿防护衣服的工作人员完全不能使用手去触摸，他们全程依靠机械手臂来拿取废料，工作人员多数是受过训练的尼泊尔外劳，他们都拥有原子能执照局批准的工作准证，每天必须接受身体检验，携带输入工作范围的智能卡和辐射仪后才可以展开工作，埋毒槽外面也设有一个探测辐射的仪器，以确保周遭的辐射含量不超标。

（永久埋毒槽如金字塔般5个分层犹如小山丘）

温石麟透露，永久埋毒槽分隔成五个区域，设计就像金字塔一样，高达24尺，面积有10万立方米，工作人员会在填满废料铁桶的埋毒槽上置放6尺高的粘土，让埋毒槽看起来像一个小山丘。
温石麟于周四从香港搭乘飞机赶来大马与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及医药组主任曾金莲会面，并在前往亚稀厂永久埋毒槽视察后接受媒体的专访，温石麟隔天就马上搭乘飞机离开大马，以返回香港进行其他环保的工作。

温氏恳请有意提炼稀土厂方开发之前先要有两全其美的方案  以大自然方式提炼原素再以以无害方式带回大自然

作为环保工程管理博士的温石麟恳请有意提炼稀土的厂方，在开发稀土之余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以大自然的方式提炼稀土原素，把用完后的稀土废料以无害的方式带回大自然。

“辐射影响不仅限于空气和环境也影响地球食物链无探测器可以真正探测到”

他强调，假如他们不知道如何以大自然的方式处理稀土废料，就请他们不要提炼稀土。
他表示，辐射的影响不仅限于空气和环境，导致人类容易患病，辐射也会影响地球的食物链，这是任何仪器都无法探测的影响，因为食物链与地球所有生物都息息相关。
温石麟在香港是第一代的环保先锋，于1975年开始在香港展开抗毒行动，2003年开始担任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顾问，最近更成为香港电厂核安咨会的委员之一。
温石麟透露，他每年都会前来大马两三次，以监察亚稀厂永久埋毒槽的工作进度，同时确保埋毒槽工程可以在2013年年竣工，以便在2015年把埋毒槽的监管工作转交给霹雳州政府。
他说，虽然亚稀厂方面已经强调永久埋毒槽的辐射废料可以安全埋藏5万年，大马原子能执照局也发出300年的准证给永久埋毒槽，希望政府可以监管埋毒槽300年，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确保埋毒槽永远都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辐射对人类的永久祸害。

“丘运达：建议曾设稀土厂地段可发展成休闲公园或旅游景点，以资纪念10年反辐射的斗争和努力”

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认为，曾经设立亚洲稀土厂（亚洲罕见地球）的地段应该发展成为休闲公园，以纪念红坭山居民展开长达10年的反辐射抗毒斗争，当地也可以发展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以带动红坭山的经济发展。
他说，亚稀厂正式关闭后，座落在怡保拿乞路红坭山的原厂地段在清理完毕后已经交给霹雳州政府，可是州政府却一直未有向人民交待如何处理有关地段，包括占地10英亩的工厂地段用途。
“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曾经向政府申请把亚稀厂地段发展为休闲公园，除了纪念反辐射抗毒事件外，也让下一代透过休闲公园了解抗毒的斗争过程及永久埋毒槽的产生“。 丘运达透露，该委员会曾经在民联执政霹雳州时，向州政府提出在亚稀厂原址发展休闲公园的建议，当时州政府也已经答应，可是民联政府却在两个月后遇上政权转移事件，导致有关建议最终不了了之。



http://www.perakview.com/2011/05/27/怡保-香港环保专家温石鳞视察红泥山永久埋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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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当年霹雳稀土厂污染 造成居民受辐射危害

2011-03-10



（怡保讯）1980年代霹雳红泥山亚洲稀土厂（Asia Rare Earth，简称亚稀厂）污染事件发生后，工厂的大股东三菱化学于1992年宣布永久停业，并花费1亿美元（约1亿2670万新元）进行污染地清理与善后工作；清理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中。
　　《纽约时报》昨日报道，霹雳红泥山亚稀厂在稀土提炼的过程中产生有毒的辐射废料，造成红泥山居民健康遭辐射危害；不过，此事却鲜为人知，特别是国际社会，因为三菱化学私下同意与受影响的居民庭外和解，并答应捐出16万4000美元（约20万7800新元）给当地学校，但三菱化学坚决否认此举是对居民的健康出现问题而负责。
　　亚稀厂董事小寒志水拒绝透露任何有关工厂关闭前的运作详情，仅表示亚稀厂会进行安全和彻底的清理工作。
　　目前，三菱化学已经移走可装满1万1000辆罗厘的放射性废料及旧工厂的一砖一瓦，包括工厂底下深达7公尺的受污染土壤。
　　今年七八月，亚稀厂将动用机械人和穿戴防护衣的工人，从地底仓库移走8万多桶放射性废料，然后将它们同其他物质混合，压缩成块状埋入地底深处。这种处理方式有稀释辐射的作用，且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在亚稀厂于红泥山设厂期间，当地发生多起居民患上血癌的病例，但亚稀厂和马来西亚政府称这只是巧合，因为埋毒槽是在严格的安全标准下建造的。
　　不过，研究学者认为，按红泥山的面积和人口，理应30年才会有一起血癌病例。
　　居民指亚稀厂的辐射导致只有1万1000人的红泥山，在短短5年内有8名儿童患上血癌，不少婴儿夭折。


http://www.malaysiaeconomy.net/my_economy/en_green/other_issues/2011-03-10/9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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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埃、稀土、核电厂

凌国文
2011年3月30号

为了经济利益，政府愿意让人民承受多大的风险？这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考量与挣扎的永恒命题。

从武吉公满的山埃冶金厂、格宾的稀土提炼厂、到最近引起热烈争论的核子发电厂计划，马来西亚政府在一片反对声浪中所展现的能人所不能的胆识，已经给了这道问题一个最果断的答案！

在一个经济发展被看重得近乎压到一切的社会，只要是打着促进经济发展旗号的，一切都会变得理所当然。我国政府正是以经济发展的堂皇理由，尝试说服人民接受上述充满争议的计划。

发展不应赔上人民健康

针对这个说法，有两道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首先，我们是否已经沦落到非要依靠发展这些高风险计划来维生不可了？ 其次，这些计划是否值得让我们押上人民的健康安危作赌注？

先说彭亨武吉公满山埃冶金厂。就算政府没有批准有关计划，该地居民数十年来还是安居乐业；而在政府于2007年批准有关计划后，当地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跟早前还是没有多大分别。就连该厂自称为居民创造的就业机会，现在也多由廉价的外劳所填补了。当地居民有幸“分享”的，只是一吨又一吨当局没有交待将如何安全处理的有毒石渣。

否决教训再设稀土提炼厂

再说同样来自彭亨的格宾稀土提炼厂。“稀土”对于许多四、五十岁以上的大马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字眼。

70年代，日本财团在霹雳州红泥山开设稀土提炼厂。虽然当时的政府保证有关厂商的辐射废料埋毒地区符合安全规格，可是埋毒区后来却被检测出超标的辐射指数。在居民前扑后继的反对浪潮下，好不容易才逼使有关厂商结业。

我们似乎不曾从历史中得到教训，30多年后的今天，政府再度批准一个澳洲的厂商前来开设稀土提炼厂，让我国成为除了中国以外，近30年来全球第一个允许开设稀土提炼厂的国家。如果该厂一如政府所保证的“非常安全”，为何澳洲人要老远把稀土运到我国来提炼呢？

设核电厂计划逆道而行

至于核子发电厂，则是到现在还叫人丈八金刚摸不着脑。我国的地理环境，充分具备发展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再生能源的先天条件。不懂基于什么原因，我们的政府偏爱舍易取难，撇下既安全又环保的天然能源，追求高风险的核子发电。

不幸中的大幸，日本核危机为民众上了宝贵的一课。正当欧美各国纷纷冻结核能计划时，唯有我国高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大马沦发达国家排毒工厂？

山埃冶金厂、稀土提炼厂、核子发电厂，前两者让我们沦为发达国家的排毒工厂，是对纳吉“高收入国”转型计划最大的嘲讽；后者则是一个乞丐穿起龙袍扮太子的不伦不类兼不知所谓。

不论是政府要求人民相信他们具备世界第一流的监管能力，或是人民要求一个连确保天花板不漏水都无法办到的政府担保山埃、稀土、核电的安全，都是强人所难。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16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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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廠飄臭5公里‧毒煙侵蝕屋頂‧村民不逃力抗到底

霹州紅坭山老村民披露，亞洲稀土廠投入運作後，紅坭山新村的空氣嚴重受到污染，多年來瀰漫著含臭味的煙霧，且久久不散，遠至四五公里外的民眾都可嗅到，不僅如此，當地住宅屋頂的鋅板也因遭到含毒煙霧的侵蝕而損壞與發霉，每3個月就需更換新的鋅片，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至該廠結束營運後才停止。

不過，最令當地居民擔擾的還是，村民一個接一個患上重病。雖然村民接二連三受到嚴重毒害，有者更賠上性命，但村民並未因此而感到恐懼，繼而棄村逃亡，反而留下來團結一致對抗稀土廠。

雖然輻射危害已平息，但對一些曾經歷稀土毒害的老一輩村民來說，那仍是難以磨滅的終身傷害，一提起此事，他們仍氣憤難消。

從事製鞋業的45歲村民林貴添告訴《光明日報》所派出的“明查特工隊”，稀土廠在當地投入運作後，馬上使到原本平靜的新村出現了一個可怕的現象，就是越來越多人患病。

他說，亞稀廠成立時，他才18歲，當時，他就聽聞村內的小孩出現心臟有孔症，他的一名朋友的兒子也患上此症，還有一些老人家出現血管阻塞的情況，導致村內人心惶惶。

“我們當時不知道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直到後來看到電視上的報導，才知道學者專家都在指責亞稀廠或泄出輻射。”

他披露，紅坭山居民獲知這項惡耗後，有的雖急急遷離該村，但選擇留下來的村民卻佔大多數，過後，這群村民也齊心合力舉行大集會，以對抗稀土廠。

房地產受影響

“當時，說要搬也不是那麼容易，畢竟居民的教育與生活水平都不高，也擔心不能適應新的環境。”

當年，林貴添的哥哥與父親都曾參與反毒示威活動，他說，雖然他們曾成功通過法律途徑促使稀土廠暫停運作，且有關稀土廠最終也已結束營運，但傷害已經造成。事發後，許多人都因為深怕受到輻射的影響，而不願購買紅坭山一帶的房屋，使得當地房地產大受影響。

此外，詢及當地村民人口稀少的原因時，他說，當地村民早年並非為了“逃避”稀土廠而搬離該村，其實，在約25年前，許多村民是因為當地經常出現地陷與淹水的問題，而紛紛遷離當地，直至政府解決有關問題後，一些居民才陸續搬回原地居住。

不過，他也說，由於年輕人都到城市發展，在人口嚴重外流的情況下，現在的紅坭山新村和80年代時相比，人口已有減少的趨勢，即從之前約1萬人縮減至如今的五六千人。

“近幾年，紅坭山新村附近興起了一些屋業發展，加上州政府批准新村居民申請延長地契長達60至90年，又使到新村人口有所回流。”

多嬰兒患病
大人呼吸困難

67歲退休人士沈金華披露，當年，居民舉行示威遊行活動時，群情激憤，並不懼輻射的聚在稀土廠的門口，要求稀土廠停止運作，而他當時也曾參與一些抗議活動。

這位老居民說，居民不願越來越多人的健康受到影響，所以堅持要稀土廠停產。

“稀土廠的設立為紅坭山居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當年，我就聽聞過不少新生嬰兒都患有疾病，我自己有時也感覺呼吸困難和頭暈。”

他坦言，當時確實有一些居民為了健康著想而搬離新村，但這些居民佔少數。“現在的年輕一代已不清楚當年稀土廠的輻射事件了。”

全村2000戶剩600戶

當年是一名油漆工人的江亞來指出，每當下雨時，稀土廠所排出的煙霧臭味，連遠在四五公里外的居民也能嗅到。

“那味道很濃郁，叫人感到呼吸困難，之後，我聽說一些居民先後患上癌症，教其他村民恐懼不已。”

現年68歲的他說，他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是也知道類似的稀土廠是絕對不可以在住宅區設立，畢竟它所帶來的危害是無法估計的。

“我曾對兒女提起稀土廠輻射的事件，好叫他們心裡也有個提防。”

他也提到，紅坭山新村在80年代曾有約2000戶的人家，如今隨著年輕人往大城市發展，新村內只剩大概600戶人家，且多數剩下一些老居民居住。

村民怒向毒廠拋瓶

在紅坭山新村土生土長的67歲小販李國秋說，當年，稀土廠的建立對紅坭山新村造成很大的影響，而最嚴重的就是當地空氣被污染，居民時常都感覺有煙霧瀰漫在四周。

他披露，這些由稀土廠所排出的煙霧味道非常臭，除了令人聞後感覺不舒服，就連屋頂的鋅板也會因此損壞與發霉，每三個月至半年，他們就被迫更換屋頂的鋅片。

“既然連鋅片都會受到濃煙的侵蝕，那麼，民眾在吸進這些濃煙後所造成的傷害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當時，我們也不斷聽聞村內有老人家患上癌症及白血病，一些居民因擔心健康受到影響，而自行戴上口罩。”

租3巴士到高庭聽審

他指出，紅坭山居民較後獲知有關煙霧與禍害的源頭是來自稀土廠後，便聯同萬里望、甲板、拿乞和百麗莎花園的村民，一同在稀土廠門前舉行抗議活動。

“當時，數百居民憤怒得向工廠拋擲玻璃瓶，以宣泄不滿。警方則派出鎮暴隊到場控制場面，慶幸最終未釀成流血事件。”

他說，居民後來向怡保高庭申請禁令，以禁止稀土廠繼續運作時，紅坭山居民曾合租並共乘3輛巴士到高庭聽審，可說是齊心一致。

村民搬走
華小班級被迫二合一

紅坭山村民李國秋感慨地說，紅坭山新村經過了地陷、淹水、稀土廠等事件後，加上年輕一輩大多到外面討生活、有者則搬去臨近的萬里望一帶，使得該村人口逐漸減少，甚至逐漸變成“老人村”。

“有時連我自己也覺得村內冷清清的。”

他提到，當年，稀土廠輻射事件爆發後，紅坭山華小的一些學生也跟隨著父母離開村子，以致校方被迫把兩個班級合成一班，以解決每班學生人數不足的問題。

“不過，紅坭山華小的理事們近幾年出錢出力，為學校興建了一座4層樓教室，學生也陸續增加了好幾百人。”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01460?ti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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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儀爆錶‧白花變紅花‧手抱稀土送化驗‧鍾連賢捨命救村民

曾積極參加紅坭山反稀土運動的前防毒委員會（後來改名為霹州反輻射抗毒委員會）總務鍾連賢，在紅坭山爆發輻射危機時，因著當地輻射量多得讓輻射儀“爆表”，並連牛糞也沾上輻射，加上稀土使得白花變紅花，讓他見識了輻射的強大“殺傷力”，於是，他一度不顧自身安危，潛入亞洲稀土廠的範圍收集和調查輻射性廢料，並在輻射性最強的地區測量輻射量，甚至赤手捧著含有高輻射量的稀土廢料從怡保送到檳城化驗，成了當年最不怕死的“敢死隊”成員之一。

他說，儘管他知道自己可能隨時都會感染輻射而死亡，但為了村民及下一代的健康，他當下沒法顧慮太多，也沒有半點擔心。不過，即使他在多年後冷靜回想此事時，仍舊對當年的壯舉無怨無悔。現年69歲的輻射鬥士鍾連賢原本只是一名活躍於華教的板廠商人，他在亞稀廠設立和引發埋毒事件後，開始參與反輻射抗毒行動，並從零輻射知識開始，直到目前他可以隨口告訴你甚麼是稀土，稀土包含多少種金屬元素。

對壯舉無怨無悔

他告訴《光明日報》，當年的防毒委員會只有民間力量支撐，並秉持著三大原則，第一，不反政府；第二，不分種族；第三，不含政黨色彩。“防毒委員會在1986年把組織擴大，並改名為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後，我才退出了這個組織。”

憶起自己當年“捨命”反稀土的壯舉時，他一臉雲淡風清的說，當時，為了確定亞稀廠輻射性的強度，他憑著不怕死的精神，硬著頭皮爬進埋毒槽內拿起亞稀廠一塊稀土廢料，然後送去檳城理大化驗。

“想到大眾的利益，我當時不得不緊抱著手中的稀土廢料，即使當場死了也不願放手。”

他披露，化驗師化驗後證實，有關稀土廢料的輻射性很高，化驗師更指在亞稀廠內的工作環境有如人間煉獄。

“當時，化驗師見我一手捧著稀土廢料時，還因擔心我受到輻射感染，而馬上叫我丟掉那堆廢料。”

此外，他披露，紅坭山居民當年團結一致展開反稀土運動時，行動黨前副秘書長兼萬里望前國會議員范俊登也曾義務為防毒委員會處理聯絡工作，當時，范俊登的妻子恰好在聯合國工作，於是，她協助村民邀聘多國的輻射專家到紅坭山為居民檢查輻射感染情況。

“當年，防毒委員會也獲得當地不少發展商在金錢上的資助，包括雙威集團主席謝富年的父親謝華，謝華不但出錢還出力，主動擔任防毒委員會顧問一職。”

他說，防毒委員會早年用來進行民事訴訟的費用，以及舉辦反輻射抗毒運動的經費，都是由居民沿戶籌款得來。

若敗訴申請破產
7貧民當起訴人

鍾連賢披露，當年抗毒委員會因擔心起訴亞稀廠的案件敗訴，起訴人必須賠償一筆龐大的數目，便特地安排7名自願成為起訴人的貧苦居民代為入稟法庭。

“一旦法庭宣判居民敗訴需要賠償，居民就會申請破產並被判入窮籍。”

因此，他認為，當年防毒委員會的抗毒行動取得勝利，全靠一直在背後協助委員會的人士，特別是上述7名把亞稀廠事件帶上法庭的紅坭山居民，這些人才是大家心目中的“敢死隊”。

防毒會負責起訴人生活費

“當防毒委員會決定向亞稀廠採取法律行動時，該會曾與7名貧窮的起訴人簽署‘生死狀’，所謂的生死狀的內容闡明，如果這7名起訴人被判入窮籍，那麼，委員會就會照顧他們往後的起居飲食費用。”

對鍾連賢來說，紅坭山抗毒行動不曾停止過，因為當年由亞稀廠遺留下來的輻射性廢料至今仍一直存在。

“如果不是發生彭亨州關丹興建澳洲稀土提煉廠一事，人民早已經忘記了紅坭山的抗毒事件。”

輻射超標
儀器指針爆破

提及當年的抗毒事跡，鍾連賢說，他當初根本不知道甚麼是輻射傷害，也不知道肉眼看不到的輻射是何物，直到他與數名防毒委員會成員帶著輻射儀器到亞稀廠附近檢查輻射量時，輻射儀儀表的指數針因為輻射量超標而突然爆破，才使他見識了輻射的威力。

“事發時，我們統統被嚇得目瞪口呆，但也從那時候起，我們終於知道輻射的破壞力有多強。”

修好儀器送回理大“當年，我們是向理大借用一部輻射儀，以到亞稀廠附近探測輻射量，沒想到儀器的儀表板最終因為當地輻射量太高而失效，不僅如此，連輻射儀儀表的指數針都壞了，結果，我們之後只好把輻射儀送修後，才將之歸還給理大。”

他說，他們眼見當地的輻射量超標，為了民眾的健康著想，防毒委員會遂立下決心反對亞稀廠繼續操作，以免禍害下一代。

“防毒委員會曾聘請專家到紅坭山測試各種生物的輻射含量，結果連牛屎也佔有輻射，讓紅坭山村民終日提心吊膽。”

質疑澳為何不自煉稀土

鍾連賢認為，雖然中國目前是稀土的最大輸出國，但中國卻已為提煉稀土而付出沉重代價，他希望大馬政府可以重新考慮是否要讓澳洲Lynas稀土

提煉廠計劃在關丹投入操作。

“澳洲是一個不小的國家，他們擁有許多可以提煉稀土的空地，為甚麼他們要把稀土提煉廠帶進大馬？所謂‘改所不欲，勿施於人’，難道其他國家不要的東西，大馬就一定得接受嗎？”

“具危險性的東西最好還是不要，就如判決紅坭山居民勝訴的法官曾說：‘輻射是帶有危險的放射物，雖然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亞洲稀土廠的輻射和放射性廢料會危害人類，可是，人類生命的價值是不可以用金錢去衡量的’。”

清理毒廠
司機全身灼傷

鍾連賢披露，當年居民向法庭取得臨時禁令，暫時禁止亞稀廠繼續提煉稀土和丟棄廢料後，廠方馬上停廠進行清理，當時，一名來自霹州布先的挖泥機車司機承包挖掘的清理工作，對方在工作5天後，疑因受到稀土廢料釋放物的影響，全身猶如被灼傷般。為了保命，這名挖泥機司機過後立刻辭職回家休息。

“居民向亞稀廠進行民事訴訟時，曾企圖尋找這名泥機司機，以便作為強而有力的證人，但村民當時已失去他的消息，且無人知道他的去向，所以只好作罷。”

埋毒處蔬果肥美無人敢吃

鍾連賢指出，如果不是一名來自巴力的居民前來甲板收集甘蔗，看到有人在甲板挖掘6尺寬和超過10尺長的地下槽，情況與當年巴力人民反對設立埋毒槽的情況一樣，甲板人民將永遠不知道原來他們居住的地方早已被物色為埋藏輻射廢料的地點。

甲板居民過後成立甲板抗毒委員會，直到他們發現埋毒槽是用來埋藏來自紅坭山亞稀廠的輻射廢料後，四區防毒委員會才正式成立，以反對亞稀廠提煉稀土產生輻射廢料，還有建設不符合安全規格的埋毒槽。

鍾連賢指出，在埋毒槽還沒有設立前，當地居民因為對輻射認知不深，甚至有人把含有輻射的廢料混合石灰，丟棄到廠附近的空地和廢礦湖。

“因為被丟棄的廢料含有輻射，害蟲也不敢前來，導致當地的植物生長得特別漂亮，種植的蔬果也特別肥美，直到有報告指當地的泥土輻射含量高，居民馬上停止購買當地種植的蔬菜和水果。”

入廠須掃描
員工下班制服留廠

鍾連賢當年就在亞稀廠對面經營板廠，也因為這樣，他很清楚亞稀廠的運作方式。

他說，當時，他經常在板廠外見到前來上班的員工，而這些員工必須先經過全身掃描，以監察體內的輻射值，然後再換上一套制服及戴上輻射儀，才獲准進廠。下班後，這群員必須脫下制服，將制服留在廠內清洗，而廠方也嚴禁員工把制服穿回家。

據他所知，凡是身體含有高輻射值的員工都會被補上薪酬遣散費，由於工廠聘請員工的條例非常嚴格，當地人都很少在廠內工作，而亞稀廠的員工多數是來自外地的居民，其中馬來同胞佔多數。

身體含高輻射值遭遣散“過後，亞稀廠高層把埋毒槽的設置地點移至萬里望山丘下時，曾捐獻800萬令吉給霹州政府，以進行埋毒槽的清理和搬遷工作。”

他說，日本三菱在關閉亞稀廠後，也曾捐獻50萬令吉給抗毒委員會，委員會過後把有關款項捐給新紀元學院。

混合稀土種花白變紅

為了檢驗紅坭山地區的輻射感染情況，防毒委員會曾聘請專家到當地進行實驗，專家利用混合稀土的泥土種植白花，結果鮮花在第七代出現基因突奱，變成紅色的鮮花，這個實驗也讓大家對於感染輻射的後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鍾連賢也說，當年亞稀廠把工廠廢水引進附近的河流，導致近打河魚隻減少，就連河蝦也不尋常地遊到河邊。

“我曾經與數名抗毒委員會的成員觀察稀土廠的過濾水槽，意外地在槽內發現一條活生生的白色生魚，原本我要拍下它，以瞭解這條魚是不是也因基因突變而變成白色，但卻拍不到。”

此外，他也提到，紅坭山新村在1984年到1986年期間的確有許多村民患癌。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01507?ti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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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泥山新村担心辐射毒害重临
公正党促霹州政府向人民交代

人民公正党华都牙也区部主席李苏哈接获怡保红泥山新村村民投诉，指亚洲稀土厂（简称亚稀厂）在该新村不远处处理辐射废料，令村民们纷纷担忧70年代遭辐射毒害的梦魇重临。

李苏哈促请霹雳州政府立即针对此事交代来龙去脉，以免引起村民们不必要的恐慌。

李苏哈表示，据了解上述地点已被亚稀厂和霹雳州政府圈定为永久埋毒槽地点，相关位置靠近万里望升旗山（Kledang Hill），离开红泥山新村只有约3公里的距离。

讲解永久埋毒槽地点安排

因此，李苏哈认为州政府有责任立刻向广大人民讲解永久埋毒槽地点的安排，以及对于附近居民的健康影响评估。

也是人民公正党霹雳社会关系局理事的李苏哈说，日本亚稀厂在1978年于红泥山新村建立辐射化学工厂后，短短数年内该使新村村民的健康受到辐射侵蚀。村民血液中含铅量飙升，患上癌症、白血病、脑癌的孩童也明显提高。受影响的村民结果诉诸法律管道，并获得日本、加拿大、澳洲等国的媒体和环保专家的支援。

“红泥山新村曾经展开沸沸腾腾的抗毒运动，皆因村民和后代成为利益底下的牺牲品，他们有者患上先天性残缺儿或血癌等疾病，大家都饱受辐射废料的伤害，身心留下无法拟补的创伤。”

李苏哈表示，虽然红泥山村民曾经掀起发辐射抗争运动，并通过群众力量和法庭的裁决宣判关闭亚洲稀土厂，但是如今辐射毒害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因此州政府必须与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捍卫家园和人民的健康。

他认为，人民往往成为财团利益的牺牲者，最近在彭亨州发生的武吉公满山埃采金，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当权者必须扮演人民保姆的角色，公开、透明以及专业地处理相关问题。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5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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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癌症心臟有孔‧心痛2少年病逝‧女鬥士按月送援金24年

亞稀廠進駐霹州紅坭山後，當地即不斷出現小孩罹患心臟有孔症、村民罹患癌症或白血病，以及老人血管阻塞的案例。雖然亞稀廠最終在1994年停止運作，但它對這些罹病者所造成的傷害，卻再也無法挽回。“抗輻射鬥士”之一的霹州反輻射抗毒委員會醫藥基金負責人曾金蓮說，她當年眼睜睜看著13歲女孩林麗君死於白血病，以及19歲少年鄭偉成死於癌症的經歷，已成了她內心永遠癒合不了的傷口。

為力保家園免受毒害，她在過去24年來不惜犧牲睡眠及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四處為受輻射之害的病患奔波勞碌，有時下班後還得趕去參加由該會舉辦的活動及會議，往往忙到午夜12時後才能回家。雖然她如今已步入晚年，但她至今仍按時於每個月初騎摩多沿戶把援助金交到病童家人手上，並關心病童的近況，以便在病童有需要時，可以第一時間對他們伸出援手。

現年61歲的曾金蓮披露，在長達10年的抗輻射鬥爭中，雖然他們最終成功使到紅坭山亞稀廠完完全全在村內消失，但無奈的是，受感染並患癌的小生命卻是一個接一個的離開人世。

血液含鉛過量

“當年委員會曾安排醫生替村內約60名小孩驗血，大部份皆被驗出血液含有過量鉛，而醫生也說，在這種情況下，小孩患癌機率會比一般人高，過後，就陸續傳出村內的小孩生病，且大都是患上血癌。我還聽聞有不少婦女流產。”

她接受《光明日報》訪問時說，為了協助減輕病童家屬的經濟負擔，基金會每月發出50令吉援助金給他們，不過基於百物漲價，該會之後把援助金增加到150令吉。

“當時，基金會共協助十多名病童，而援助金則是通過舉辦晚宴，一分一毫向熱心人士籌集而來。”

曾金蓮是於1987年才加入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並成為醫藥基金的負責人。

她指出，當時，她仍是打昔路一間板廠的女工，每天下午4時放工，回到家中打點一切後，她就得趕到外頭與抗毒委員會開會及參與一系列遊行示威活動等，往往遲至午夜12時許才回家休息，隔天清早6點又要早起工作。

“當時我和丈夫（72歲）已育有一對子女（迄今皆三十多歲），丈夫非常支持我為村民效力，所以他自願幫忙照顧孩子及做家務，讓我無後顧之憂。”

少女死於白血病
少年父子患癌亡

曾金蓮說，她在亞稀廠成立後所處理的十多個病例當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村內首名死於白血病的13歲女孩林麗君，以及死於癌症的19歲少年鄭偉成。

“林麗君於1989年被診出患上嚴重淋巴性白血病，治療2年後，於1991年因免疫系統失效，患上肺炎不治，死時才13歲。當接到消息時，我真的很傷心。”

她披露，至於另一名病逝的少年鄭偉成，則是在9歲時因為經常生病發燒，被帶往驗血時，證實他患有嚴重貧血，必須每月前往馬大檢查及輸血。

“之後，偉成就因為癌細胞擴散，與癌細胞對抗將近10年，但他仍不敵病魔而於2005年去世。最慘的是，偉成當木工的父親疑是憶子成疾，加上可能因為工作關係染上肺癌，兩年後他也跟著離世，一家四口僅剩下媽媽及另一名兒子。”

曾金蓮披露，這麼多年來，看著病人一個接一個離開，她除了感覺傷心，也只能大嘆無可奈何。“不過，聽聞有兩名患癌的病童在搬離紅坭山後成功康復，現在已結婚生子。”

月探3病童
交150援金

曾金蓮目前已退休，平日就留在家中協助看顧孫子，不過，她至今仍活躍於抗毒委員會的工作，包括每月定時探訪3名病童，並按月把150令吉援助金交到3名病童家人手上，同時關心病童與家人的近況。

“遺憾的是，目前仍活躍的抗毒委員會成員已所剩無幾，一些成員更是失去聯繫。大家似乎也開始淡忘那一段與毒廠對抗的日子。”

清積水聞藥味
孕婦誕女染腦膜炎

56歲家庭主婦巴娜華南一家五口曾住在毒廠――亞稀廠附近，她披露，她當時恰好懷著3女兒，由於住家時常發生水災，大腹便便的她唯有光著腳丫子一手包辦清洗積水的工作，不料，積水卻傳來陣陣濃濃藥味，令她感覺不適，甚至嘔吐。結果，三女兒不足8個月就出世，並被證實感染腦膜炎。

赤腳清洗積水

巴娜華南說，她與丈夫及長女於1982年從華都牙也搬到紅坭山後，她才先後誕下次女及三女，而長女與次女的身體都很健康，唯獨現年23歲的三女卡斯杜里在出世後即感染腦膜炎。

她披露，當年，他們一家五口就住在毒廠後的一間木屋，附近有一條河，每逢雨天，河水就會泛濫成災，水位高達約1尺半。

“每一個月總會發生兩三次水災，而積水還帶有濃濃藥味。就算積水在一兩天內消退，我迅速的清洗了住家，但嗆鼻的藥味還是會留在屋內兩三天才能散去。”

巴娜華南懷三女時，住家仍是水災不斷，可是因為長女及次女仍年幼，丈夫又因為工作不在家，所以水災後住家的清洗工作就自然落在她身上。

“我幾乎每次都是光著腳浸在積水中走動，可能是水已被污染，嗅後會感覺不適，還會吐出白色不明液體。產前一個月，我腳腫難行，腰也痛，最後女兒未足8個月就出生了。”

巴娜華南說，女兒出生後仍需留院19天，回家後日日夜夜不停哭鬧，也沒有胃口喝奶。“她到了3個月大時，吃過醫生的藥後，情況才開始好轉，可是女兒身體很弱，經常頭痛發燒，最後被診出患上了腦膜炎。”

一摸就痛
三女頭長白物體

巴娜華南說，排行第三的女兒出生時，頭皮上長有一塊白色軟綿綿的東西，但醫生卻查不出那塊白色物體的學名。只要一觸摸女兒頭頂上的白色物體，女兒就會頭痛無比。

她提到，自三女患上腦膜炎後，頭痛問題日趨嚴重，試過無數次在學校及家中暈倒，還不時流鼻血。此外，女兒的記憶力也差，她唯有讓女兒唸完中五後就停學，在家休養。

記憶力差

“女兒平均每月都會頭痛一次，每次病發時，她會全身刺痛，我擔心她中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才會讓她留在家裡。最近女兒沒感覺到一直頭痛了，所以就到怡保一間布莊當銷售員。”

新聞背景

提煉稀土引發輻射危機

以日本三菱化學、馬礦物、回教朝聖基金局為主要股東的亞洲稀土有限公司，於1974年獲得大馬政府批准，在怡保拿乞路紅坭山設立公司，以取得錳礦中的獨居石（Monazite），然後帶返日本提煉具有價值的稀土氧氣釔，以便用來生產電子科技產品。

不過，因為日本禁止提煉稀土氧氣釔，這家公司於1982年把提煉廠房搬到紅坭山，繼而引發一場輻射和生態環境危機，當地居民更為此展開長達10年的反輻射抗毒行動。

為了埋藏來自紅坭山亞稀廠的廢料，當時政府批准一個距離霹靂州巴力30哩以外的地點建設為永久埋毒槽，可是卻在1982年遭到居民反對，為了捍衛家園，紅坭山村民連同附近的拿乞、百麗沙和萬里望居民成立四區防毒委員會，展開反對亞稀廠生產的行動，並要求工廠停產。

1984年，政府把永久埋毒槽的安放地點改在甲板，六七百名甲板居民馬上於同年3月12日成立甲板抗毒委員會，反對在當地設立永久埋毒槽，但政府卻指埋毒槽很安全。

甲板居民和非政府組織大馬自然之友爾後發現亞稀廠把含有高輻射的廢料倒在廠旁的空地和池塘裡。

輻射超安全水平800倍

為了證明埋毒槽潛藏風險，由政府和居民分別邀請外國專家前往埋毒槽檢查是否符合安全標準，報告結果皆指埋毒槽不符合規格，日本輻射和遺傳學專家也測出亞稀廠附近的輻射水平高出安全水平的800倍。

1985年，內閣批准亞稀廠把埋毒槽移至升旗山下，距離紅坭山約8公里，引來居民和四區防毒委員會的不滿，四區防毒委員會過後受到亞稀廠和埋毒槽附近的7個地區居民支持，把組織擴大，並改名為“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以展開反輻射抗毒行動。

同年2月1日，7名紅坭山村民代表入稟怡保高庭起訴亞稀廠，並在3月取得臨時禁令，以暫時禁止亞稀廠繼續提煉氧氣釔和丟棄廢料。

不過，亞稀廠過後於1986年單方面宣佈要在隔年重新投入服務，原子能執照局也不顧高庭禁令，於1987年發出恢復生產執照給亞稀廠，激起民憤。

打10年官司判
亞稀廠停產

居民向法庭申請禁止亞稀廠繼續生產和丟棄廢料的永久禁令案件，於1987年9月7日開審，直到1990年2月13日審結，當時，高庭宣判亞稀廠需停產。

亞稀廠於1992年7月11日停產後，同年7月23日把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也推翻怡保高庭的判決。不過，儘管亞稀廠當時勝訴，但該公司最終仍決定於1994年1月18日永久關閉亞稀廠，也沒有再生產稀土氧氣釔。

這場防毒官司足足纏繞了10年，也是當年最轟動的民事訴訟案件，居民獲得日本，加拿大及澳洲等國的環保專家和醫藥研究人員的從旁支援和協助，國外媒體也爭相報導此案。

廠方與居民在案件結束後，雙方於1998年進行交流，廠方在2003年與州政府簽署合約，廠方願意承擔拆廠的一切責任和開銷，包括建設新的輻射性廢料永久埋毒槽，過後交由霹靂州政府負責接管。

亞稀廠目前已經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片空曠和重新被填補的工廠地段。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01461?ti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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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驳斥低辐射说法


曾为红泥山亚稀厂受害者治疗白血病的毒理学家贾亚巴兰（Jayabalan A. Thambyappa）认为，无论辐射程度的高低，接触这类废料依然是具有危险的。

“所谓的‘低’，只是一种印象，毕竟它依然是致癌物质。”

在1979年成立的亚洲稀土私人有限公司，最大股东是日本三菱化学，该厂是在1982年投入营业，并引起附近居民大力抗议。虽然当年的首相马哈迪和相关部长都表示，埋毒槽是在严格的标准下建造，但后来的测量结果显示亚稀厂附近的辐射水平高出安全水平。

居民后来成立霹雳州反辐射抗毒委员会，并向法庭申请制止亚稀厂继续生产有毒的辐射废料。经过多年抗议，亚稀厂终于在1994年宣布永久停业。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5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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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 – 关丹建设稀土厂会否引发悲剧？
凭经验谈论，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有话说。


丘运达：目标为保护下一代健康，环境不被污染


霹雳当年站在最前线，今天仍是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简称抗毒委员会）主席的丘运达谈起及回首那一段漫长抗毒斗争的岁月。
他有力地说，该委员会的斗争目标，由头到尾都没有反政府，也不是一场反政府的运动，而是保卫家园和确保下一代的健康和环境不会被污染的运动。
“我们不是反政府，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东西，基本的对于这间亚洲稀土，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的健康，子孙后代的健康，我们的环境不被污染，我们身体不要被危害。”
他说：目前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仍然存在，因为当年被迫关闭的亚洲稀土仍然还在进行它的埋毒槽和善后工作，该委员会需监督厂方妥善处理并符合有关的条件，直至有关工作彻底完成。


抗毒会仍存在-负责监督稀土厂关闭后




但他强调，现在与亚州稀土方面又采取一种合作和进行监督如何在关闭工厂后的善后清理工作，不等于是同意有关的任何稀土生产公司来大马设厂的意见和看法，而是在日本三菱公司的互相合作及监督下​​，使整个埋毒的过程不会有泄漏或足以影响人体健康的辐射出现。
丘运达说：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希望政府应该宣布这样的厂不应该在马来西亚任何地方设立。
他披露，一家亚洲稀土生产国的辐射性废料等，从2003年至今就要花费很多的金钱和时间，足足8年时间去进行清理埋毒。
他说，根据他所知道，目前这个埋毒槽的建筑和清理埋毒工作，三菱公司也履行它的社会责任，将会在2014年全部完成埋毒后，给予2年的保证期，至2016年这个埋毒槽就会正式交回给霹雳州政府去负责及管理。全部责任倒是由霹雳州政府负责。



对于如今彭亨关丹再次新设立稀土提炼厂的事，他呼吁首相及政府必须要停止这类的生产，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这些稀土提炼的毒是肯定会影响到人体健康和下一代的生活。他强调，政府不应该单纯以经济利益作为衡量而同意让稀土公司在大马设厂，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人民以后健康，环境污染以及后代面对健康的问题。

http://www.perakview.com/2011/03/12/怡保-关丹建设稀土厂会否引发悲剧？凭经验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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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ling

人民要如何跟那么大的实力斗呢？只有用我们手中人微言轻的一票了。今天我们这里没有毒，难道我们就忍心我们的同胞受毒害吗？今天我们看到一只蝼蚁，尚且不敢故意去踩，为什么我们要让同胞受毒害呢？大家将心比心吧，如果今天我们出生在那里的话，连同胞都不救我们，就只好死去了。请大家反毒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