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影坛女星的生死传奇：辉煌与陨落

maxk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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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e

这是一个个命若琴弦的名媛佳人。 这是一段段美丽惆怅的旧梦往事。

多少年了，我们都不忍再提起这些昔日银海影坛的旧梦往事。美丽而惆怅，惆怅而美丽！美丽得让人生爱，惆怅得让人生怜。“自古美人如名将，未许人间见白头。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翻开中国影视的历史画卷，我们或许真的会相信红颜薄命的说法。不是吗？

自杀的女星一个一个不绝如缕，多得让人心底隐隐作痛。从最早的毛剑佩、骆慧珠、艾霞、阮玲玉……到后来的李绮年、林黛、乐蒂、杜娟……再到后来的白小曼、翁美玲……她们曾经是一个个雍容华贵的绝代佳人，她们曾经又是一个个历尽辛酸的薄命女子。一个个都在如花似玉、风华绝代的年龄香消玉殒，决然离去。她们都是真正为影视而生的人，她们在上个世纪的银海影坛如日中天，然而她们一个个都选择了自杀这绝美的死亡方式，难道红颜薄命是这些水银灯下美丽的女人们无法逃脱的归宿？命运之轮让她们在演艺事业上走到高峰，可生活中她们的心灵有时比烟花还要寂寞。迢迢河汉，终于渡不过那贪嗔爱痴。

夜月悄悄，芳踪杳杳，当一个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戛然而止，多少人扼腕叹息，多少人痛苦垂泪，但谁又懂得她们为何离去。总在想蝼蚁尚知苟活，为何被众多星迷崇拜追随的她们率而轻生？她们去了，给我们留下一个个解不开的生死之谜，想起她们总感觉心头笼罩着一层层凄切悲怨的迷雾。她们的一生，太短暂，太匆匆，仿佛烟雨斜阳，仿佛昙花一现。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曾几何时，为了寻觅那些昔日水银灯下翩翩起舞的名媛佳人的足迹，在上海、在香港我走街串巷，然而很多的历史往事已经模糊，只剩下雾里看花似的朦胧印象。蓦然回首，恍如隔世，短短几十年，历史已被淡忘，人也被淡忘。那些曾留下过她们身影的街道、楼阁，仿佛只是一段段被抽空了的记忆。是的，那个时代离我们已渐渐远去了。曾经的水银灯下的那些名媛佳人越来越淡出我们物欲横流的生活。甚至，有一次我谈起阮玲玉、林黛、乐蒂时，周围的人用非常茫然的眼神盯着我，仿佛我说的是一个个不曾有过的传奇人物。茫然的我看着茫然的他们，然后我开始远搜近觅，想写些什么。想为那些水银灯下永远璀璨的黑白老照片写些什么，想为那些千娇百媚的可爱女性们写些什么。

在众多选择自杀的影坛明星当中我们精心撷取了十二位女星。我们的选择跨度很大，从默片时代到有声时代，从黑白片时代到彩片时代，从电影时代到电视剧时代，我们都有所选择。之所以这样选择是想把中国百年影视史贯通起来，来思考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绝如缕的社会原因。这十二位女星是

艾霞   （1912—1934）
阮玲玉（1910—1935）
英茵   （1917—1942）
李绮年（1912—1949）
林黛  （1934—1964）
莫愁   （1935—1965）
李婷   （1944—1966）
丁皓   （1939—1967）
上官云珠（1920—1968）
乐蒂  （1937—1968）
杜娟   （1942—1969）
翁美玲（1959—1985）。

她们都是些花一样的女子，在那同样繁花似锦的银海上馥郁芬芳地盛放。在上个世纪她们先后踏入影坛，或羞涩清纯，或妖娆妩媚，但无疑哪一个都是倾国倾城的美人。艾霞的端庄秀慧；阮玲玉的羞涩清纯；英茵的秀姿侠色；李绮年的纯真秀美；林黛的雍容华贵；莫愁的善良娇媚；李婷的楚楚可怜；乐蒂的古韵风姿；丁皓的泼辣奔放；上官云珠的八面玲珑；杜娟的放浪嚣艳；翁美玲的任性活泼。这些明星坎坷曲折的演艺生涯和传奇般的人生经历都已成为一段段历史的印迹。这些命若琴弦的名媛们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她们以自己短暂的生命，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重筑希望，在低迷灰暗的时代继续编织梦想，在大屏幕上水银灯下演绎着别人的离合聚散，在光鲜亮丽的华彩下也哭诉着自己的血泪心酸。她们都活跃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影视界，见证了中国影视的光辉岁月。虽然，对于浩瀚的影视历史，她们个人的辉煌与殒落只在弹指一挥间。然而，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她们的人生却共同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不朽传奇。

20 世纪的上海、香港就好像中国的“好莱坞”，一座座豪华的电影城拔地而起，不计其数的观众蜂拥而至。电影如梦般变化莫测，而这些名媛佳人们就生活在这如梦似幻的光影之中。水银灯下一朵朵女人花瞬间盛开，她们一个个姹紫嫣红、风华绝代，一颦一笑中透着女人的万种风情。她们无限向往着水银灯下的生活，无限向往在公众面前的光彩照人和电影外表的流畅。

但是，在那好花好景的背后，她们也有自己的悲欢离合。面对生活，她们其实又都是些平凡如常的女人，有时因为她们的声名显赫，她们甚至遭遇了比常人更深重的艰难和痛苦。艾霞临死时曾说，“在水银灯照不到的地方，电影界充满着黑暗”。不错，影视界在这个被世人称为光怪陆离的“大染缸”里，一个个年轻女子要过早地面对世间的是是非非，面对无数有形的和无形的压力，面对无数有道理的和无道理的要求，她们从聚光灯下获得满足，但在享受成功的背后也在品尝落寞，在享受掌声的同时也在接受不公。最终她们一个个都走上自绝的悲途。她们纤弱的肩膀所要承受的，原来是整个社会的是非黑白，整个时代的辉煌沉落。

事过境迁，当我们走入影视界人声鼎沸、明星纷涌的当下，一个个影星浓妆艳抹，披金戴银，嗲声嗲气，极尽*。她们绯闻如潮，但她们并没有像阮玲玉等一样的去寻死，她们照样出来登台、写书、做节目。当然我们不是希望别人寻死，只是感叹社会不因道德缺失为恶、当下明星不以德性有损为耻的现象。阮玲玉“可畏”的人之流言在今天的娱乐圈，不仅不是一剂毒药，反而是十全大补，拥有流言的享受流言，没有流言的制造流言，流言浸润了谁，谁便可以返老还童或迅速上位，其可怪也欤。娱乐圈的生态环境处于“愈堕落愈快乐”的恶性循环中。积痈成溃，养疖成脓，红肿之处，艳若桃花。耻感的极度淡化是道德败坏的一大症状，诚如狄德罗所言，“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娱乐圈之趣味低俗，正是败坏的表征。

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对那个老影像时代的中国我们总会有一种难言的情怀，总感觉那个年代的明星才是真正的明星。那时的人，那时的事，那时的种种，都风韵芳华。那是一个美丽而又脆弱的年代，那是一个颇具特质让人百思难忘的年代。今天这些早年的星星在天堂守着那份繁华过后的宁静，她们早已不是当初那些在影界呼风唤雨的星星了。或许她们现在只有在天堂遥望着影界后辈的人生演绎。然而因为有了她们，回眸影视历史，我们不会寂寞，因为她们的人生书写了一曲曲不可磨灭的传奇。

是的，她们的故事，到最后也只是一个余韵弥散的无奈终结。她们的故事，到最后也只是如繁花落尽只剩纤尘。曾经鲜花着锦的她们终归寥落，曾经如日中天的她们终归沉寂。这就是平凡而又真实的人生啊！

说天妒红颜也好，说红颜薄命也罢，这些名媛佳人们去了，永远地去了！但她们的一颦一笑仍不时在我们脑海浮现，她们毕竟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凝固在胶片里、荧幕前，让人们时时怀念追忆，也算无憾了吧！我想，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最不幸的未必是自杀而亡，而是被人遗忘，被人彻底地遗忘，仿佛从不曾存在过一般，那才是痛入骨髓的悲剧！

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纷争时代和没有感受过那些悲欢离合的我们而言，她们的传奇永远值得我们在情感的世界里耐心回味。这些匆匆降临而又飘然早逝的红颜，为人间留下的，除了其用生命诠释的个个光芒万丈名垂影史的银幕形象，更有后世无尽的追忆与深深的遗憾。或许有人会说讲那些凄悲的陈年往事只会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倍添凄凉，不如忘却。我想忘却总有忘却的道理，铭记也总有铭记的缘由。要忘却的或许应该是她们难以承受的那份无奈与悲哀，要铭记的应该是她们所塑造出的一个个鲜灵灵的银幕形象或辉煌的艺术人生。

她们的时代已成过去，今天的她们已经成为了那个老影像年代的象征。她们的旧梦往事恰如老上海老香港浓浓的浮世悲欢，浸润在她们的每一部电影里，每一首歌曲中。如果不是那些残存的影像资料，或许在日渐浮嚣、明星纷涌的现代影视时代，很少再有什么可以唤起我们对老影像时代人或事的记忆。

翻出那泛黄的老电影画报，欣赏着富有沧桑感的照片，读着竖排繁体的文章，就像是一首首被记忆突然渲染起的岁月之歌，喧嚣的心灵土壤被雨水滋润出一片嫩绿的植物，如同一道道刻画着生命的痕迹。即便没有感受，没有追忆，但只要有那些残存的影像资料，那么这些名媛佳人们的旧梦往事就永远不会老。

怀着对这些名媛佳人的眷恋、对旧梦往事的怀念，我们远搜近觅，翻看了大量陈压在书库布满灰尘的报刊画册，阅读了大量相关电影史料，也参考借鉴了很多前辈的论著文章包括一些网络上的资料（在这里请允许我们向这些默默奉献的前辈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最终编著成了这个小册子。这里面有动情的细节，有理性的评论，也有深沉的思索。我们的所有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真实再现这些名媛佳人的旧梦往事，想让读者和我们一起阅读，一起回味，一起思考。

为了再现她们昔日的风采，我们为每位女星都配了一些相关的影像图片。这些图片并非张张精美，但却真实动人。这些美人留在人间的影像或袅娜娉婷、美目流光，或妩媚娇巧、明艳动人，真是俯仰生姿、满蕴风情，有着一种永不老去的美丽。她们多数是笑着的，那种属于老电影时代的暧昧不清的、温婉的笑。然而，那眉梢眼底，却也有种看尽过尽千帆的沧桑；那眼神，也有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

然而这些图片也不过是反映她们的一个瞬间、一个侧面而已。我们今天看阮玲玉、林黛等的照片，或许有人会觉得她们也没什么，并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大美人。然而一旦这些佳人们走动起来，那真是满蕴风情，倾倒众生。当我们回到她们表演的那些经典人物，这种感觉会更为明显。银幕中的女性，女性中的银幕，那时的名媛佳人旧梦往事，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难以泯去的情调。看看她们以前拍过的影视作品，那种动态效果会比看图片好得多。遗憾的是，中国社会长期动荡，建国后又盛行极“左”思潮，对于珍贵的影像资料，不知保藏，唯知毁弃，由此中国早期电影的拷贝留存下来的屈指可数。

这些女星们都正当青春貌美之时就选择自杀，给我们心灵以无比的震撼。她们死时，几乎是万人空巷，争睹遗容，天下人为之垂泪。然而也就是一把同情泪而已，而已而已。对于她们，我们只是津津乐道于她们的美貌、风韵、逸事，只抱以猎奇的探究、空头的悲悯、变味的缅怀。我们扪心自问：有谁真正静下心来去分析她们人生悲剧之所在？有几人真正去探究这种悲剧之深刻的社会意义？有几人真正从中吸取了教训，以前喜欢施舍廉价同情心的开始掂量自己的动机，以前喜欢玩弄女性的洗心革面了呢？或许这就是这种悲剧今天依然会上演的原因吧！

当然我们的沉思也并不止于此，重翻影视史上的这些旧梦往事，我们也不是让人痛感人生的虚无，徒增悲切，我们取得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人生是一场不可重复的旅行，而在这场旅行中，沿途有无数的诱惑，又有无数的困惑。当下社会物欲横流，背负着无数压力的我们心态日渐焦躁，面对绚烂与平淡、飞扬与落寞，有时我们也很无措，甚至说面对繁华与凄落中急骤变化的花花世界我们也有自毁的念头。

死是容易而且超然的，生却充满了艰辛与痛苦。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是一场生命的跋涉，我们追寻，我们拷问，我们在路上忍受焦灼与饥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当我们坦然面对生活中这些琐碎与无聊、艰辛与痛苦时，我们才能真正地拥有生活，我们的人生才是美丽无悔的人生。

penwleon

偶只知道。。。
阮玲玉（1910—1935）
林黛  （1934—1964）
乐蒂  （1937—1968）
翁美玲（1959—1985）

miyae

艾霞生于1912年，原名严以南，又名诗佛，生于福建，长于北京，毕业于北平圣心学校。她自小就显出平常孩子所少见的聪慧，更让父母欣喜的是小以南特别喜欢读书，对于诸子百家、唐诗宋词都如数家珍，尤其是她朗诵诗词，小小年纪就能掌握阴阳平仄的规律，在她一唱三叹吟诵中，诗词字里行间的韵味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艾霞是在新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陈独秀、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科学*思想也无形中影响了她。冲破家庭罗网，追求自由恋爱，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口号，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行动指南。

我们的主人公艾霞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女孩子。当时，她正与她的表兄恋爱。没想到这不但遭到父母的反对，而且父母很快托人给艾霞找了一个人家，希望她能收一收自己的心。面对父母的包办婚姻，16岁的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只身前往十里洋场的大都市上海。

来到上海，艾霞举目无亲。经过一段难以为继的艰难的谋生生活后，她加入了当时的进步文艺团体南国社，受到了田汉的赏识。南国社开办有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田汉、徐悲鸿、欧阳予倩分任文学、美术、戏剧等科主任，以“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定见实学的艺术学院人才”为办学宗旨。在南国社期间，艾霞刻苦学习表演，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力求完美。在这种自我的严格要求下，她不久就能够登台表演，而且每次都会赢得观众席的全堂喝彩。很快，她就成了南国社的重要成员。“艾霞”这一闻名遐迩的艺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采用的。在此期间，她主要的工作是话剧演出，在演出之余，她也从不闲着。因为她是一个虚心学习力求上进的女孩。热爱读书的她现在又开始学习诗歌创作，学习绘画。艾霞学到了很多自己以前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这时候的学习也为她日后赢得“影坛才女”的称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国社的演出多宣传爱国*思想，耳濡目染的艾霞也深受影响。后来南国社被查封，艾霞跟随田汉加入了戏剧界进步团体“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从事左翼戏剧运动。1931年，在党的帮助下，艾霞进入电影界，她先后入耐梅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任演员。明星影片公司*产党力量比较强大，大部分拍些进步影片。艾霞怀着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进步电影活动
。
艾霞（1912—1934），虽说活了22岁，实际上只有21周岁零两个月，但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却拍了很多影片。她的代表作有《春蚕》、《丰年》、《脂粉市场》、《旧恨新仇》、《时代的儿女》、《现代一女性》。艾霞走上影坛的年代较早，她出演的电影几乎都是无声片，而且时至如今其电影拷贝大都遗失了，但我们今天至少可以在《脂粉市场》中欣赏到她的身影和演技——与电影皇后胡蝶有对手戏。

1931年，艾霞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在公司里，她受到了明星公司的导演李萍倩的注意，约她在其拍摄的影片《旧恨新仇》里任女主角。艾霞欣然同意，在片中独挑大梁，一个人饰演母女二人。但由于她初入影界，演技并不出众，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倒是她的文学才华让她很出风采，得到了导演和公司的赏识。在后来的表演中她勤学苦练，演技日益成熟，慢慢走向自己的影视成功之路。

艾霞无限向往水银灯下的生活，也无限热爱水银灯下的生活。她是属于那种本色表演一类的。实际上我们在电影上看这些名媛佳人，倒是越本色越令人难忘的，何况那个时代的电影，其情节也相当简单。由于她本色的表演，很快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和导演的赏识。历数她参演过的影片，艾霞出演的角色大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这契合了当时革命的大背景，对当时无声的中国民众无疑起了很大的警醒作用，有机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

影片《春蚕》是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它讲了一个农民“丰收成灾”的故事，意在反映农村悲惨现实生活。艾霞在该片中饰演荷花。故事发生在浙江东部的一个小村子。当地村民们几乎都以养蚕为生，蚕农老通宝非常迷信，他总是用一颗涂泥的大蒜头卜测蚕宝宝的长势情况，当他卜知今年是养蚕的好年头时，他决定多下本钱养蚕。老通宝的大儿子老实忠厚但做事不灵活；小儿子多多头是个很精明的年轻人，他并不相信老通宝的迷信言论，他经常和村里的姑娘六宝以及邻居李根生的妻子荷花开玩笑，村民们认为荷花会冲克蚕宝宝，他们都不敢和荷花讲话，老通宝也不让儿子和她说话，荷花为了报复老通宝故意做出犯忌讳的事，没想到老通宝家的蚕宝宝长得更好了。谁知后来日本进攻上海，很多蚕厂关门，老通宝家被迫贱卖了茧子，他们没有赚钱反而背了一身新债。

这部影片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影片强烈的真实感和深刻的批判性曾引起观众和文艺界的普遍重视。当时评论认为这是“制作者大胆的、进取的一种尝试！它震撼了中国影坛，号召了中国观众”。并指出，“在电影界里，这样的题材根本不曾有过”。影片既忠实于原著，又按电影的要求发展了原著，体现真实、细腻、朴素无华的写实风格；几个人物的刻画也很成功，性格鲜明生动，感人地反映出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在影片中，艾霞把荷花那种不满社会旧俗、敢想敢为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尤其是她把荷花那种陷入重围、不为人理解的痛苦神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给全剧增色不少。导演程步高度评价了艾霞在剧中的表演，认为她演戏善抓性格，深入角色，掌握感情，真挚动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表演人才。

在拍摄影片《春蚕》的同一年，艾霞又与高倩苹、萧英、梅熹等合作出演影片《丰年》。这部影片是由叶紫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它同《春蚕》一样是写农民“丰收成灾”的悲剧命运，影片生动的描绘出一幅“丰年尚成灾，灾年将何似”的农村破产的画图。 艾霞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为这部影片增色不少，艾霞自此演技也大大提高，影路也变得宽广起来。

1933 年，艾霞与赵丹、高倩苹、萧英等合作拍了影片《时代的儿女》。这部影片描写了大革命时代几个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艾霞在影片中饰演上海一家木机织绸厂老板的女儿周秀琳。周秀琳与同学的哥哥上海某大学的学生赵仕铭相爱，两人还私下订了婚；赵仕铭由于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毅然脱离家庭，到一所工人学校当教师，开始和工人群众接近。1925年，爆发了“五卅”惨案，秀琳和仕铭参加了抵制洋货的斗争，由于抵制日货，赵家和周家的工厂都受到打击，仕铭虽被反动军警打伤却坚强不屈，但秀琳退缩了，她劝赵仕铭放弃斗争。一年后，仕铭拒绝了秀琳父亲为他安排的工程师职务，当上了一名工人；他和秀琳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终于分手。临别时，仕铭对秀琳说：“残酷的历史使你退步，我现在知道了比恋爱更重大的事情。”周秀琳由父母做主嫁人了，仕铭的妹妹淑娟，原是某女中的学生，由于爱慕虚荣而荒废了学业，终于堕落成为男人的玩物。赵家彻底破产，赵父精神失常了，赵淑娟则更加堕落，只有赵仕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艾霞很好地把握住了剧中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成功地饰演了这个悲剧性的角色，使其作为一个反衬，形象生动地昭示出：知识青年只有努力投身革命才有前途。影片上映后，这个人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霞的出色表演，得到了电影界和广大观众的肯定，使她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当时明星形片公司演员阵容中 “有才干、有希望的新人”之一，人们评价她“是辛苦、勤奋的，也是有成绩有创造活力的”。特别是因为她拍的这些影片都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影片，因此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艾霞是颇有感召力的。
               
艾霞不但是一个颇具表演天赋的演员，而且还是一个特有才气的作家。聪明好学的艾霞利用原有的文学功底与艺术，笔耕不倦地把一些表演感言、社会思考都写下来，而且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与诗作，其“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为人称道”。在银幕上获得声誉后，便发挥自己的才能，大量撰写文章，这跟今天明星们写博客能受人追捧是一样的。她之走上银幕，自然是与她作家的身份互动的，当时另有一个叫王莹的演员也有这个特色。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女演员大多出身清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写点小文章便算不易的情况，所以艾霞的才华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与赞赏，从而使这位女演员在众多走红的明星中脱颖而出，独放异彩，也使她获得了“影坛才女”的美誉。银幕上和银幕下的艺术才情，使艾霞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喜爱。不少观众常常给她写信，而她也乐意写文章在刊物上热情作答。

坦白地说，艾霞参加拍摄电影之初，往往把演戏、拍片看做个人的事，兴趣、挣钱、出名是她生活的动力。后来不同了，随着进步力量对电影的影响，随着当时民族危机日渐加深，艾霞渐渐明白了一个电影演员应有的责任。她曾经在《明星日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1933年我的希望》，在文中她颇动感情地说道：

“1933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时代的火轮不停地转着，一切全不息地猛进，1932年同1933年的电影，是划分时代的电影，它不是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我们既然明了这一点，就应该怎样使它变得有价值有意义，这是从事电影的人应负的责任，也是电影发展的关键。”

这些文字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艾霞的进步思想和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坚决拥护态度。当年曾与艾霞同在明星影片公司供职的著名作家柯灵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一家报馆看到艾霞颇有演艺前途，想要选她做“电影皇后”（条件是支付报馆一笔钱）。这对于当时许多女演员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但艾霞却将它视为笑谈，置之不理，因为她一心想的是救国救民，而从不在乎这些虚名。

1934年元旦，她的《新年感想，中国电影往何处去》一文更加深入地反思了中国电影历史局限，她激烈批判了以前中国电影一味地追随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拍摄一些爱恨情恋、感伤颓废、腐朽奢靡的电影。她认为，“1933年是值得纪念的时代，也是电影开始走上轨道的时期”，中国电影只有响应左翼电影运动的号召才能从黑暗中寻到光明，才能闯出一条新生之路，只要导演、演员、剧作家同心协力，中国电影的明天一定更加辉煌灿烂。同时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影视创作人员才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才无愧于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责任。

尤为可敬的是，艾霞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在1933年她自编自演了一部影片《现代一女性》，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完成并公映。历数中国电影历史，能自任编剧兼主演，集二者于一身的女演员，恐怕是以艾霞为发端的。由此人们对这位21岁的小姑娘更是刮目相看，把她与当时电影界的胡萍、王莹、陈波儿一起赞誉为“作家明星”。

影片《现代一女性》因其追求妇女解放的鲜明主题引人注目，它描写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成长之路，主人公葡萄（艾霞饰）本来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为了追求真诚的爱情，不惜牺牲色相帮助情人，以致堕落而入狱。后来在被捕入狱后，有幸遇到一位女革命者，女革命者用社会现实和自己的革命经历耐心地劝导教育她，她的思想终于觉悟了，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和不足，从而跟随革命者走上了一条光明之路。其实这部影片带有自传性质，影片中女主人公的苦闷就是艾霞以前的苦闷，女主人公的革命追求就是艾霞的革命追求。由此，艾霞的表演更显本色，把一个由心灵空虚走向充实人生的小资产阶级女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颇具舞台感染力。但再好的表演也会有瑕疵。影片以妇女追求真正的彻底解放为主题，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由于剧作家本身思想的欠成熟，因此剧本女主角的思想转变显得过于牵强仓促，影片后半部女主人公形象不够丰满。诚如后来影评家分析的那样这体现了艾霞当时对光明幸福的向往，也反映了她在创作思想上仍较模糊和对现实生活中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难以寻找感到苦闷的心境。

miyae

作为剧中人物，艾霞的思想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转变，然而现实生活中呢？艾霞没有女主人公葡萄那样走运，在这鲜花和掌声的后面，艾霞的内心又经历着多少痛苦和辛酸！作为一位富有思想个性的知识女性，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生活和那个“黑色的电影圈”的工作环境，离她的理想实在太远，她因而常常处于一种矛盾和苦闷之中。而作为一个弱女子，曾经有过爱的伤痛的她，更渴望能有一份真情来支撑自己的人生，生活中她有时就是未改变前的葡萄，也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空虚的心灵。然而事实上她陷入了畸形的爱情中不能自拔。

我们应该还记得前文提起的那位明星公司的导演李萍倩，他在艾霞进入公司之初就非常赏识这位秀外慧中的小姑娘，极尽提携之力。记得她初到明星公司时拍的电影《旧恨新仇》由于演技青涩导致票房惨败，当时明星公司已经决定弃用她了，而李导却力主公司留下艾霞，以观后效。

导演扮演的就是伯乐的角色，他们发现并培养女明星，然后又总是要跟女明星擦出感情的火花来。这是影视界自古就有的事情，在这方面，艾霞与李萍倩也不能免俗。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面对李导如此赏识，艾霞自然一片感激之情。然而一个孤身出来闯上海的小姑娘一来无以为报，二来见到好人总有一种依赖感。在工作中两人慢慢产生感情，不久就开始同居。其实如果没有曲外曲，这对艾霞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很美满的归宿。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还得从李萍倩说起。

李萍倩，1902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20年代初，曾在郑正秋主办的民兴新剧社做记录剧本的工作。1925年起，正式介入影片的拍摄工作，是中国第一代的电影导演，而且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商业片导演，要是说起陈思思，说起长城公司的大公主夏梦，人们就应该知道他了。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提携过那位写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几部著名小说的大侠金庸，让当时金庸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给自己的电影写剧本。

李萍倩并不是什么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毕业的，但从24岁开始做导演，以后平均一年拍两三部电影，直到1965年在香港息影，一生拍片近两百部，其间也曾导过戏曲片，早年出演过角色。主要作品有《难为了妹妹》（1926）、《歌场春色》（1931）、《丰年》（1933）、《人伦》（1935）、《少奶奶的扇子》（1939）、《母与子》（1947）、《绝代佳人》（1953）、《三笑》（1963）等。

与艾霞同居时，李萍倩已经结过婚。导演都有这种与演员打得火热的不良嗜好，当然艾霞肯定也有她自己的问题。她的好友王莹曾有好几次找她谈心，希望她悬崖勒马，追求纯洁无瑕、不含杂质的真正爱情。然而她一点也听不下去，而且还颇为执著，她认为爱情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既然李先生答应与原来的妻子离婚，与她结婚，她就应该与他共守承诺。然而事情并未像艾霞想的那样，李萍倩很快与另一个女人好上了。知道这件事后的艾霞就像落入万丈悬崖，痛心不已。这件事要是摊在一个平常人身上，不过是痛心，然而艾霞是个众人瞩目的大明星，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使私生活也成为了公生活，一些小报记者把此事添油加醋地加以报道，闹得满城风雨。艾霞一个柔弱女子面对李萍倩的负心本就痛心万分，再遇到这些小报记者的围追堵截更是心念俱灰。

事到如此，她陷入悲痛之中，她向好友王莹哭诉：“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此后，她生活也变得一塌糊涂，时常在角落里伤心地自言自语： 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

她俨然变了一个人。以前的她极爱打扮，衣服、头发都很光艳；待人主动热情；走路载歌载舞；说话妙趣横生。现在呢？她说话粗气，做事随便，手里常拿着一罐纸烟，抽个不停；脸黄黄的，头发也乱蓬蓬的，或一个人在马路中到处绕圈子，或借酒浇愁，醉卧如泥。艾霞这种情状使不少人对她敬而远之。艾霞此时有知音难觅之感，常在独居中与猫做伴，暗自伤悲。再加上周围黑暗的现实，她父亲又经商失败，一家数口的吃穿住行各种费用都得靠她那点收入来维持。她常常陷入思想的苦海，她在心底歇斯底里哭喊。

在水银灯照不到的地方，电影界充满着黑暗。

身心交瘁的艾霞感到无比的疲惫，她仿佛看透了人生。她总在想自己今生恐怕再无出头之日，还苟活于世干什么！影视圈自古至今都是名利场，那些潜规则女星们应该比我们懂得更多。我用权利换美色，你用美色换出演机会，都是在互相利用。哪个出道女星能躲得过呢？有的只是暗自哭泣而已。然而这种失败感在艾霞心中被放到了无限大，或许她纯真的心灵对这种逢场作戏的感情看得太重了。应该说如果她能像往常那样多参加一些朋友聚会，多与朋友谈谈心，这些阴影总会化解的。但如今朋友都一个个离她远去，或许能够交心的也只有王莹了。

王莹（1913—1974），上海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乳名桂贞，曾用名喻志华，又名王克勤。原籍江苏省，出生于安徽芜湖市。她学识广博，多才多艺，从 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在文坛上享有盛誉。她以清新隽永的文笔撰写了许多散文、游记和影评，颇受知音者的赏识，素有“文艺明星”之称。夏衍赞誉王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情”。王莹与陈波儿等人被认为是电影圈内的女作家。1962年，王莹开始写《两种美国人》及《宝姑》两部长篇小说。1967年，王莹遭江青陷害，被“四人帮”诬为“三十年代黑明星”、“美国特务”投入监狱。1970年后，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1974 年3月3日，一代明星不幸含冤死于狱中。一直到1979年，政府和公安部为王莹彻底*，才得以恢复了名誉。

1934 年2月12日晚上，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九，快过年了，到处张灯结彩，艾霞独居一室，形影相吊，又陷入了一片悲伤之中。她脸色苍白，神情沮丧，披头散发。大约七八点钟她去找好友王莹，想和她谈谈心。当时王莹正在赶拍影片《同仇》，事情很忙很难有点闲工夫。王莹满含歉意地对她说：“好的，等我拍完这段戏再说吧！”她一时间更觉心灵无依无靠，呆呆地在王莹化妆间站了一会儿，就出来了。不可解脱的现实迷惘加上精神折磨，使她身体渐感不支，终致绝望。1934年2 月12日，在春节的欢庆声中，艾霞含恨吞下了致命的烟土。临终前，她以一首小诗向社会发出了最后的控诉：“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全是欺骗/我现在抛弃一切/报恩我的良心。”

到了大年初一，满街的人都在议论纷纷：“电影明星艾霞自杀了！”“电影明星艾霞自杀了！”新闻报纸也争相报道：“艾霞，著名演员，于1934年2月12日夜吞服烟土自杀身亡，享年22岁……”听到消息的王莹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现实。是的，对于艾霞的死，最伤心的莫过于王莹了。一直以来，两人情同姐妹，无话不谈，在艾霞朋友一个个远去的时候，她依然全心地去关心艾霞。但王莹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好友会寻短见。她为自己那天的过失抱恨不已，她为没有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而痛苦自责。

好友的死让王莹备感痛心，从而她也在思索电影界的黑暗。艾霞的死很大程度上是黑暗的电影圈造成的，怀着一腔愤恨之情，王莹接连写了《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冲破黑暗的电影圈》、《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控诉抨击黑暗的社会、黑暗的电影圈，为艾霞鸣冤，她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一起与黑暗势力作斗争，肃清电影圈的黑暗分子。

对于艾霞的死，伤心的不仅仅是她的好友王莹，那喜爱艾霞电影的万千民众听到艾霞自杀的消息也无比沉痛，以各种形式对艾霞进行哀悼。许多朋友和同仁在感到惋惜和哀痛的同时，也对这一悲剧事件背后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思。柯灵先生曾在《悼艾霞》一文中这样写道：“艾霞有理想、有热情、有勇气，她是能够倔强地生活的，却终于在桃符万户、旧岁更新的时节毁灭了自己……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品！她走到这条末路，是多少年来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1934年第9期的《电影画报》辟有“艾霞女士哀悼专辑”，上面登载了她的诗作和油画，以此表达对一代影坛才女的哀思。

然而，在艾霞自杀以后，一些无聊的小报记者，却并不将艾霞之死看做是一个有才华的女艺术家的“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他们更愿意把这一悲剧事件张扬为一出 “桃色新闻”，把艾霞生前的情恋添油加醋地歪曲发挥。一些黄色报刊把她的死作为头号新闻，而且在死者身上大做文章，借此发财。从这个情况来看，当时的小报记者，不能说就不如今天的狗仔队。狗仔之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非常敬业的。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报纸更是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借此打击曾经具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工作者。

为了揭露一些黄色报刊的丑陋面目，抨击这些小报记者的无耻行径，孙师毅以艾霞为原型，综合黑暗社会其他妇女的悲惨遭遇，创作了剧本《新女性》。这个剧本很快被蔡楚生导演拍成电影。影片《新女性》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韦明（阮玲玉饰）为了争取婚姻自主而从家庭出走。但这段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很快遭到了抛弃。好强的韦明来到上海谋生，当了一名中学音乐教师，业余还从事文学创作。然而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她依然没有逃脱社会恶势力的魔掌：由于拒绝校董的戏弄，她被学校辞退了；同样由于拒绝小报记者的戏弄，她又被莫须有的是非所包围。面对女儿的病危，她无计可施。在身心交瘁之中，她只好选择自杀的方式向社会发出抗议。但是，当她服下安眠药并被人发现而送入医院后，报纸上却出现了恶意造谣中伤的文字。在又一次巨大的刺激中，韦明发出了“我要活，我要报复”的呐喊，但为时已晚，药性发作了。故事至此戛然结束。

影片《新女性》概括的是那个时代许多奋斗中的知识女性所共同遭遇的命运：她们渴望做“新女性”，却常常要为此而付出灵与肉的代价；她们正直善良，向往光明，却往往由于自身的弱小而在是非和经济压力面前束手无策。尽管阮玲玉比艾霞更早走上银幕，也拥有更多的荣誉，但作为靠自身的奋斗而成名的职业女性，她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有着许多与艾霞相似的内心经历。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角色创造之中，以至于常常在摄影机停止转动后依然难以从规定情景中自拔。有一天，剧组一共拍了25个镜头，而她竟流了14次泪！是的，在影片中，谁能分清哪是韦明，哪是艾霞，哪是阮玲玉自己呢？正是由于剧作内容所具有的这种极富概括力的生活和艺术的双重真实，打动了扮演韦明的阮玲玉，使她把银幕上的那一页页血泪史演绎得真切可信，催人泪下。阮玲玉的出色表演有力地抨击了黄色报刊对艾霞的攻击，为艾霞讨回一个清白。但阮玲玉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场同样的悲剧在等待着她……

附：艾霞主要电影作品年表

时代的儿女 （1933）

现代一女性（1933）

二对一（1933）

脂粉市场 （1933）

春蚕（1933）

丰年 （1933）

旧恨新仇（1932）

战地历险记（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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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原名阮凤根，1910年出生在上海。父母本是乡下的贫苦农民，后来家乡闹灾荒，阮父就带着一家妻小逃荒来上海谋生。到上海之初，他们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棚户区，一家人就靠阮父摆了个水果摊卖水果维持生计，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后来阮父为了让妻女少受点罪、生活得更好一些，带着病弱之躯到一个工厂当工人，干些别人都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在这种情况下家里除了吃喝之外，竟能剩些钱给小凤根买个发卡、头花一类的小饰品。女儿漂亮了，做父亲的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日夜的劳累中越来越羸弱，离大去之日不远矣。终于在小凤根6岁那年，父亲永远地离开了她们母女。父亲的死对于这个家无异于晴天霹雳，一下子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一切负担都落在了阮母身上。孤儿寡母生活在这样一个车水马龙、无亲无故的大都市，日子过得无比艰难。

后来，在好心人的介绍下，阮母带着年幼的小凤根到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做佣人。这个张家曾是官宦世家，后经营木料油漆生意，买卖兴隆，财源茂盛，是大上海有名的富商巨贾。凤根虽然年幼，也帮母亲一起做杂活。就这样母女俩一年四季辛勤劳动，才勉强维持生计。尽管家庭贫困，生活艰难，但等小凤根长大后阮母还是坚持让她上学，她只有一个朴实的念头，希望女儿以后学以成才，脱离这种一贫如洗的苦日子。凤根上学后改名玉英。她聪明伶俐，乖巧过人，学习优秀，小学上完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私立崇德中学念书

读中学时，阮玲玉渐渐长成一个亭亭玉立、清新脱俗的美少女。阮玲玉天生丽质，聪慧可人，她的老师都对她赞不绝口，说她长大后一定是一个大美人。她的美貌总让人赞叹不已，而且引来了很多的追求者。阮玲玉是那种非常热爱学习也非常懂得自爱的女孩子。她当然喜欢生活在别人的掌声中，但她对别人的追求总是设法回绝或是回避。然而，话虽如此，有一个人她却回避不了。因为这人是张家的少爷张达民。阮母就是在她家帮佣，而且自从阮母被介绍到张家她们母女就一直借住在那里。出出进进，低头不见抬头见，阮玲玉想躲张达民也躲不过去，更何况张达民是死缠烂打的那种人。

张家有四个儿子，张达民排行老四，老大张慧冲，老二张晴浦，老三张惠民。说起来，张家的儿子挺有出息的。张慧冲早年喜欢航海，抵日后搞起了东方魔术，从日本回国开办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张晴浦、张惠民都在洋行做事，在上海也都小有名气。张达民最小，张老爷张太太都非常溺爱他，凡事都依着他，是一个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但话说回来，张达民起初追求阮玲玉却是真心真意，不掺半点杂质。

张达民这人是一个鬼灵精，心眼儿多。为了把玉英追到手，她先是找阮母套近乎，表现得非常客气，阮母见以前那个大呼小叫的少爷现在变得彬彬有礼，他问什么，就回答他什么。于是张达民从阮母那里了解到玉英的兴趣爱好，每次在玉英面前也装着对玉英所爱好的事物特别感兴趣。而且，当打听到玉英喜欢到公园散步时，他也偷偷地去，而且喜欢制造一些偶遇，让玉英觉得他们很投缘。当他得知玉英喜欢舞蹈家邓肯时，张达民跑了很多书店买了本邓肯的传记，故意让玉英看到，阮玲玉见到这本书喜出望外，因为自己早就想买一本了，只是没有钱。张达民更是会察言观色，就说要是玉英喜欢就送给她了。之后，张达民经常找机会接近阮玲玉，见面之后总是对她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同时对她的母亲也很好，经常给阮母一些零钱，接济母女俩的生活。

邓肯的舞蹈，表达了20世纪初西方正在萌芽的多种进步思想，包括现代化的观念和女性的解放。她认为美不仅在外表，也是人与自己、与社会中的他人及宇宙的和谐状态，因而舞蹈是社会、政治，也是宗教。综合上述舞蹈的信念，表现在邓肯的舞姿上的，便不是装饰性的舞衣和大腿动作，而是一连串有感而发的，探索、寻找和期待的过程。化之为舞蹈的动作，便是高昂脖子，不停旋转、摇动和冲前的姿势，这些都令当时的舞评家不知所措。

要说这张达民虽然娇生惯养，但长相也算是风度翩翩。他中等身材，面容白净，下巴微微翘起，黑黑的浓发也梳得油光油光的。或许是就读于国文系，他身上也沾染了一些旧式文人的儒雅之气。当时阮玲玉十六七岁，处于少女的织梦年华。在这种时候遇到一位翩翩少年对自己如此好，自然也就心动了。日子一长，两人也就产生了真感情。阮母知道了这事也装作不知，或许她心里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找个有钱的人家，再说她看张达民也越来越乖越来越顺眼了。就这样，阮玲玉与张达民开始确定了恋爱关系。张达民和玲玉相好，阮母是看在眼里的。阮母的想法有时很天真，很异想天开，她认为张达民和自己的女儿交好也是件好事，女儿的终身终有所托，自己放心，而且如果阮玲玉做了少奶奶，今后自己家里的生活肯定就会有很大改善。

阮玲玉人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她品格高洁，自强独立。张达民对阮玲玉打心眼里喜欢，而且想和她厮守在一起。然而让人难以预料，张老太太知道了阮玲玉和张达民的事后大发雷霆，她倒不训斥儿子游手好闲，坑骗阮玲玉，却诬陷阮玲玉人小鬼大，*下贱，勾引他们家儿子，而且还说阮玲玉母女串通好的是冲着张家的钱来的。让阮玲玉平白受辱，当然难过之极。然而张老太太做得更绝，她辞退阮母，对阮氏母女喊着让她们卷铺盖卷滚蛋。

母女俩就这样被赶出张家，流落街头。唉！上海之大，就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吗？阮玲玉在心中苦苦地哀叹。这时候要说多亏了张达民。他毅然瞒着家里，将阮玲玉和母亲安置在北四川路鸿庆坊的一处宅子中落脚，还向阮母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他很喜欢玲玉，并准备跟她结婚。这话无疑是给阮母吃了一颗定心丸。她为四少爷的一番真情所打动，也为女儿能遇上这样一个好人而高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人都同意，阮母也喜欢。不久他们就开始为婚事奔忙了。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好办。最大的障碍来自张家。张达民想老太太不能强攻，就玩个曲线救国。他想先争取到父亲和大哥的支持，然后让他们再去找母亲说情。因为他知道父亲是知道他跟阮玲玉好这个事情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哥哥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当然也不会阻拦。谁料，他的父亲听说他跟一个佣人的女儿结婚时，顿时勃然大怒，一口否决！看到儿子与阮玲玉好他不反对，但如果自己的儿子跟这样一个佣人的女儿结婚，他却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吃了闭门羹的张达民心中不免有些绝望，看来名正言顺地把阮玲玉娶进张家已经不太可能了。但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馊主意。他跟阮玲玉说，只要他们俩生米做成熟饭，到那时就算张家反对也无可奈何。因为木已成舟，只能面对事实。这种先同居后结婚的做法对男方是一百个同意的，但对阮玲玉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赌博，赌注就是自己一生的清誉与幸福。阮玲玉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她认为自己年纪还太小，若如此轻率地未婚同居，就必然招来街坊邻居的闲言闲语，以后的麻烦事情会更多。如果最后张达民不要自己了，那该怎么办。她想：没有张达民自己照样能过下去，顶多是辍学回家和母亲一起相依为命。

但当她看到母亲每日给别人干零工遭人数落后那悲凄的眼神，她真的不忍让母亲再去寄人篱下，再去挨别人的白眼，因为母亲也一天天老了，一个本该清享晚年的人却依然为自己日夜奔劳。她知道母亲希望她早日找到一个人家嫁了。而且，这个时候张达民对她将来结婚的信誓旦旦的承诺也着实感动了她。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她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张达民的要求。她希望张达民能在不久的将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就这样，阮玲玉和张达民开始了同居生活。这年阮玲玉16岁。但事情并不是像阮玲玉想象的那样，张达民虽然真心喜欢阮玲玉，但他知道阮玲玉不过是一个贫贱女佣的女儿。张家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也确实是个大户人家，儿女婚事非常注重门当户对。因此，张达民对阮玲玉的先同居后结婚的承诺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张达民如意算盘得逞后对自己的承诺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后的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因为一家人的生活费用都只靠张达民每月的月钱生活。这些钱在开始几个月还够用，因为那时张达民身边有佳人陪伴，让他乐不可支，根本不曾在外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同居的前几个月，两人关系甚好，经常一道看电影，逛公园，形影不离。对阮玲玉来说，她对张达民的感情还谈不上有多深厚，但对于长期生活在贫苦人家的阮玲玉来说，张达民的确给自己带来了往日里不曾有过的快乐。我们不难想象，这快乐对于一个刚刚16岁的女孩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生活永远停留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不错的。但像所有新人一样，那种新婚的甜蜜刺激终究会过去。几个月甜蜜温馨的生活在张达民看来已经从欣喜变得日趋平淡，当一切在他看来都慢慢变得索然无味时，他又渐渐恢复了往日那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他开始频繁出入赌场酒局，就像是要把这几个月在赌场酒局缺席的时间补回来。由此一来，他们的生活开销飞速增加，当然如果单靠那点儿仅够居家过日子的月钱是难以应付的了。日子越过越紧，吃穿已经成为问题。

这时候，张达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张达民本想自己在家最小可以继承家业，多分点财产。谁料张太太却抓住这个“天赐良机” 归拢家产，清理门户。她按部就班地为老爷安排了葬礼，分遗产时将所有没有明媒正娶的偏房小妾连同她们的子嗣全都赶出了张家，不予承认。对于自己的子女，遗产也根据是否有家室来分配。当时张达民多了一个心眼，因为依照民俗，死者的子女若在其生前未能成婚，只要领意中人前来吊孝，便可在灵堂上成亲。这时出于对亡灵的敬重，成亲的成功率可算是十之七八。所以张达民认为这是让阮玲玉进门的好机会，而且如此一来他在张家也算有家室的人可以多分点财产。然而这件事让阮玲玉遭到了莫大的侮辱。当阮玲玉披麻戴孝前来为张家老爷子守灵的时候，张老太太不但不接受，而且对阮玲玉破口大骂，让阮玲玉当众受辱，骑虎难下。最终阮玲玉实在没法下台，满怀气愤地扔下丧服伤心离去。

阮玲玉是一个非常爱脸面的人，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实在不愿再在原地方住下去。她总觉得这一辈子再没脸见人了。她带着母亲搬到了条件简陋的小胡同里。这里大部分住的都是外地人，彼此都不熟识，日子过得倒也清闲自在。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阮玲玉虽然跟张家闹翻了，但她对张达民还是存在感情的，毕竟两人已经同居了一年多。这个时候，阮玲玉不再对进张家抱什么希望了，她的愿望并不高，她只是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安安稳稳找个工作，踏踏实实地生活，跟她共同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然而令阮玲玉失望的是，张达民这个世家子弟早已过惯了坐享其成的生活，根本无心做事，总惦记着家里的遗产和赌马。他不仅对结婚的事情一拖再拖，分得的那点遗产也很快被他挥霍精光。阮玲玉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虽然把一切看在眼里，但她想张达民过去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难免不习惯，她坚信日子一天天会好起来的，便也没有责怪他什么。当然，现在的阮玲玉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他，就是这个张家四少爷张达民像吸血虫一样把她以后赚的拍电影的钱榨得精干。她的青春乃至生命都让这样一个龌龊的男人夺了去。随着张达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挥霍钱财，他们的日子慢慢入不敷出了。阮玲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既然张达民是个游手好闲之徒，无心于工作，那只有由这个不满20岁的柔弱女子出外找工作来维持这个家了。

或许她天生与电影有缘吧！一天她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是“明星”影业公司为电影《挂名夫妻》招募演员。其实阮玲玉从很小就非常喜欢文艺表演，她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既可以实现自己的表演梦，还可以赚到钱维持家用。再说闺中寂寞也是难耐的，张达民的胞兄张慧冲也鼓励阮玲玉前往报考明星公司《挂名夫妻》女主角。张慧冲也开电影公司，他的妻子徐素娥也是默片时代的女明星。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营生。而且他以前看过阮玲玉的表演，知道她很具有表演的天赋，也极力劝她去试镜。对于阮玲玉要当演员的事，张达民游手好闲，不管不问，再加上这样一来又能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事就这样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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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那真是中国电影业的摇篮，大批才子佳人云集于此，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许多人的电影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26年的一天，这一天风和日丽，阮玲玉的心情却紧张不安。因为她要去参加“明星”影业公司《挂名夫妻》这部默片女主角的试镜。其实紧张不安是不必的，阮玲玉与其他的试镜人员相比，她无疑鹤立鸡群。主考人导演卜万苍慧眼识英雄，以她独具悲剧演员的优异气质，乃力排众议，当场就予录取。事后，卜万苍称赞她仿佛有永远抒发不尽的哀悼和忧伤，令人怜爱，是个好的悲剧演员。这个先前叫做阮玉英的姑娘也在导演的建议下换成了为后人所熟知的阮玲玉这一艺名。

卜万苍，1921年入中国影戏制造公司随美国人学摄影并拍摄短片《饭桶》，1924 年任大中华、明星影片公司摄影，1926年任民新影片公司导演，执导了第一部影片《玉洁冰清》。1931年任联华公司导演，拍摄了《三个摩登女性》等好片。上海沦陷后在新华、华成等公司导演古装片。1942年入中华联合制片公司，参与执导《万世流芳》等片。1948年任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1950年创办泰山影业公司，为香港各影业公司执导。60年代为台湾制片厂导演的《吴凤》是台湾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梁红玉》为台湾第一部彩色京剧戏曲片。 1964年导演《赵五娘》后退出影坛。

随后，影片《挂名夫妻》正式开拍了。《挂名夫妻》是描叙在旧式婚姻制度下，女性一生幸福被牺牲的悲剧。当时卜万苍担任导演，施稼农和胖子黄君甫分任男主角，由阮玲玉担任女主角，扮演一个深受“终身守节”的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第一场戏是拍她的胖子丈夫黄君甫死后，她披孝守灵的悲苦戏。这其实也颇有利于阮玲玉的表演，她在拍摄时触景生情，不禁想到了自己悲楚的身世、英年早逝的父亲和现在不明不白的身份。表情哀怨动人、丝丝入扣、可圈可点。因此演出效果十分理想。拍完这场戏，使卜导演高兴得把剧本抛向高空，大喊发现了演悲剧的天才。待到《挂名夫妻》推出上映，卖座甚佳，受到广泛好评。就这样，她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大家也认为她前途似锦，一定会一帆风顺，凌驾杨耐梅和胡蝶之上，指日可期。话虽然这样说，但这只是她迈出了艰难成功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杨耐梅和胡蝶相比，阮玲玉从影时间晚两三年。早在阮玲玉从影前，杨耐梅就因处女作《玉梨魂》一片而红；胡蝶则是因首演《战功》及《秋扇怨》两片光芒四射。而阮玲玉的星路历程，则是颇为坎坷的。因为她从影比较晚，在明星公司被杨耐梅和胡蝶的耀眼光芒给遮住了。


在明星公司三年期间，阮玲玉只参拍了《挂名夫妻》、《北京杨贵妃》、《血泪碑》、《侠凤奇缘》、《洛阳桥》、《白云塔》及一部未拍完的《梅林缘》等影片。这些影片算是低成本的小制作，谈不到什么大成就。

这时候的阮玲玉并没有大红大紫，甚至说一直默默无闻，很少人注意到生活在杨耐梅和胡蝶阴凉下的她。阮玲玉开始时给杨耐梅配戏，影片《北京杨贵妃》可以说是杨耐梅的至情至性之作，阮玲玉只是绿叶配红花。在《白云塔》中她跟胡蝶配戏，这是阮玲玉和胡蝶合演的唯一一部影片。胡蝶在影片中反串男角，跟阮玲玉饰演一对情侣。上片排名时，阮玲玉排名最后，在胡蝶等人之下，可见她当时的境遇。后来她又拍了《血泪碑》，待遇才略有好转，这部戏叙说了两姐妹的故事，表达了堕落的自有报应、善良的自有良缘的思想。现在看来这些有些迷信色彩，但善恶有报却是早期电影观众最偏爱的素材。

但即使这样的日子也并不长久，后来她竟然被明星公司冷藏起来了。事情缘起于影片《洛阳桥》的拍摄。在拍《洛阳桥》时，阮玲玉与朱飞搭档。朱飞是一个*随便的人。他故意借演戏亲近阮玲玉，搞得阮玲玉远近不是，由此影响了拍片进度。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本就痛恶朱飞*态度，记恨在心。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张石川由此迁怒于阮玲玉，对阮玲玉也白眼相待故意冷落，阮玲玉心中当然叫屈。

要说朱飞这人不但*随便，而且会见风使舵，远离了她而和胡蝶打得火热。影剧圈男女间的分分合合，本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事，但阮玲玉的工作情绪却大受影响。等到《梅林缘》开拍时，她的态度失常，演出也受到很大影响。有时拍哭的戏，无论怎样也哭不出来眼泪。有时要拍笑的戏，也笑不起来。而且因为平白受辱她也记恨朱飞，常和他在摄影棚吵嘴。这些情形，使老板兼导演的张石川大为恼火。张石川在摄影棚内当面大骂道：“私人间感情的事，带进摄影棚来，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东西。”这件事让朱飞和阮玲玉都很气愤，认为张石川太不给面子。

第二天阮玲玉懒洋洋的、神情沮丧，朱飞更耍起无赖的捣乱举动，理了一个和尚头以示抗议。因张石川是老板兼导演，看到这些情形，更加震怒，在摄影棚内当众宣布解聘朱飞，停拍《梅林缘》。从此以后，阮玲玉在明星公司即被冷藏起来，她也赌气从此不再跨进摄影棚一步，每月薪酬托剧务代领送到家里。这时的明星公司，因为有杨耐梅和胡蝶在，对阮玲玉当然可以不管不问，但阮玲玉被这样冷藏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幸而，她及时跳槽大中华百合公司，始受重用，这才星运大转，慢慢走向自己演艺事业的辉煌之路。

虽然当时的阮玲玉并没有走红，但毕竟开始好转，其出演影片的数量不断增加，在电影界也已经小有名气，收入更是日渐丰厚，生活境况也不断转好。但我们不能不想到她还有一个绊脚石。张达民这时候已经变得无耻之极，他显然已经把阮玲玉当成了他的钱袋和银行，如果说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爱情的话，那么这种本来就不牢固的感情已经在这年复一年的金钱关系中消耗殆尽。两人的关系不断恶化。开始时，阮玲玉还好言相劝，张达民也假装着能听进去，可后来，张达民渐渐没有了从前的关爱顺从，两人争执不断，在一次争吵中他竟重重地给了玲玉一个嘴巴。这个嘴巴让阮玲玉呆若木鸡，她没有想到那个昔日的谦谦君子今天竟会出手打她。沉默了半晌，阮玲玉再次提出了分手。这时，张达民的无赖本性暴露无遗，他倒打一耙地说阮家母女合谋诱骗世家子弟，并扬言若阮玲玉跟他分手，他就把母女俩告上公堂。
一直重视声誉如生命的阮玲玉这次被张达民伤得几次哭得昏了过去。她平生的第一次情感经历彻底失败了。悲痛欲绝的阮玲玉，选择了服药自尽，这天她吃下了半瓶安眠药，准备着与世界的诀别。但是，命运之神却将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她在服药昏迷之后被人发现，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经过这一自杀事件之后，阮玲玉对张达民彻底死了心，他们的感情如破镜再难重圆。阮玲玉已经彻底认清了眼前这个男人的嘴脸，不再抱有任何复合的想法。这时的她只想尽快摆脱张达民，获得新生。但是面对张达民的百般纠缠，生性软弱的阮玲玉始终无可奈何，不敢轻举妄动，这件事就这样一直拖着，像根钉子死死地扎在她的心里。她和张达民的关系本来就没有向公众公开过，因为阮玲玉是佣人的女儿，与张达民同居就等于背上了主仆私通的罪名，这让她没法做人。张达民就是抓住了阮玲玉处处息事宁人的弱点，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欺人太甚。所以，平时阮玲玉从来没有向外界透露过自己的私生活。每次拍完戏，她总是第一个离开，从不接受任何邀请，因此在当时的电影界，阮玲玉的自尊、自爱、自重是出了名的。然而却没有人知道，她洁身自好背后有多少无奈和心酸。

伤透了心的阮玲玉为了回避张达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影片公司里，晚上就在公司宿舍住。而张达民喝酒赌博也经常是彻夜不归，对此也并不在意。在这个时候，阮玲玉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唐季珊。唐季珊是中华茶叶公司总经理，经营茶叶发家，后来涉足影视投资，跟各大影视公司的经理、导演、演员都混得特熟。其实他早就注意到了年轻貌美的阮玲玉，只是一时不敢轻率行事，更何况他身边还有大腕明星张织云陪着。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私下行动。他派人打听阮玲玉的各种情况。当他得知阮玲玉与张达民虽然已经同居，但张达民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两人关系感情已经破裂，他满心欢喜。真是天赐良机，他正好乘虚而入，赢得阮玲玉的芳心。

张织云，女，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原名阿喜。幼年移居上海。1923年考入上海大中华影片公司，主演无声片《人心》、《战功》获得成功。1925年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可怜的闺女》、《新人的家庭》、《空谷兰》。被上海新世界游艺场选为“电影星后”，并有“悲剧圣手”的美誉。红极一时，上海各月份牌画师都以她的脸型和长相作画。1926年后主演《未婚妻》、《爱情与黄金》、《玉洁冰清》。曾经与导演卜万苍相恋，但未果，投入唐季珊的环抱。1927年随唐季珊去美国结婚，离开影坛。1931年被唐抛弃。1933年明星制片公司以其遭遇拍摄《失恋》，并由本人主演。1935年参加明星艺术歌舞团赴南洋演出，回沪后主演《新桃花扇》。后移居香港，曾参加粤语片的拍摄。70年代在香港去世。其实是沦为乞丐，倒毙街头。

应该说唐季珊是一个老奸巨猾、颇懂女人心的情场老手。这时的阮玲玉已经对张达民死心，她希望找到一个真正对自己好的男人过好自己的下半生。但她又很害怕再遇到一个张达民式的男人，所以不敢轻易接受别人的爱意。但她又非常珍惜别人对她的眷顾，非常感激别人对她的爱意。她认真收藏着影迷们给她写来的情书，把它们锁在自己的小箱子里。然而在当时她的这种善心面对情场高手唐季珊却成了一个弱点，让他有机可乘。唐季珊与影界明星张织云交好阮玲玉是早有耳闻的，所以当唐季珊对她献殷勤时，阮玲玉心里是拒绝的，她自己的感情都处理不好，更不希望自己陷入别人的爱情是非之中。然而阮玲玉的拒绝容纳着一种感激之情，这不但没有使唐季珊灰心，反而让他认为阮玲玉的拒绝不过是一个女人欲说还羞的心态作祟，他更加殷勤了。他每天都跟在阮玲玉身边，就像影子一般。阮玲玉拍影片的时候，他就在一边看着、等着，阮玲玉收工时，他就拉着她去饭店吃饭，陪她逛街买东西。

要知道阮玲玉现在是个影界名人了。她的一切活动都在别人的视线之中。尤其是那些小报记者，对阮玲玉和唐季珊的关系更是添油加醋地加以报道，肆意渲染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恋情，并暗示两人早已同居。阮玲玉看到这样有损她名誉的报道，心中十分气愤。而唐季珊却正中下怀，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有朝一日能与阮玲玉同居，只是碍于面子，难以启齿，亦怕遭到拒绝弄巧成拙。他在阮玲玉面前表面上对小报记者的报道大加抱怨，先是大骂小报记者无耻，安慰阮玲玉一番，其实心中不免窃喜，并假装气愤地跟阮玲玉说与其顶着这份虚有的“罪名”，还不如果真如此，看那帮无耻记者还有什么好说的。

最致命的是唐季珊非常懂得女人的心理，非常会哄女人开心。他对阮玲玉说张织云骗了他的感情，他也是一个在感情中受伤的人，非常想找一个美丽贤惠的人为妻，好好地过日子。他的花言巧语很快引起了阮玲玉的惺惺相惜之感。阮玲玉想，两个有过感情挫折的人走到一起会更知道珍惜彼此的感情。只要两人都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更何况与张达民相比，唐季珊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有着成熟男人的那种稳重，举止温文尔雅，追求的方式也颇显君子风度，他是很多女人都喜欢的那种类型。在唐季珊的爱情攻势和小报舆论的夹击之下，她在心里慢慢接受了唐季珊。

1933年，在唐季珊的一再诱使下，阮玲玉带着母亲和女儿小玉搬出了原来住的海格路大胜胡同127弄22号，在147弄21号另租下一套房子，开始了与唐季珊的同居生活。这一次他们也没有举办婚礼，阮玲玉还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女人。或许这就是她的命吧！不过阮玲玉与唐季珊的结合，在当时的观念与现在的男婚女嫁是有所不同的。旧社会对男女婚姻，都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要联姻方式，常常酿成不幸的人生悲剧。三四十年代，有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为反叛封建意识的羁绊，只要双方性格相投、志趣一致就可结合在一起。阮、唐的结合，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阮玲玉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张，该契约载明：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阮玲玉想：虽然唐季珊为新居办置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沙发、床、椅，选购了她心爱的项链首饰等物，但这与张织云结合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一是他们有真正的感情；二是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他人的依附物，总之，她绝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

sea_done

这次，我真的无法下手。。。。。。灌水

星星的女儿

都不认识～～

星星的女儿

不过有听外婆提起过林黛～～

miyae

阮玲玉希望唐季珊对他们的同居不必过多地张扬，因为以她当时在影坛的地位，定会遭到一些不好的舆论。阮玲玉与唐季珊结合时，在事业上，完全奠定了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月入丰盛，不会贪爱唐季珊的钱财。再者，唐季珊已达不惑之年，并非*少年，这说明两人之间尚有一定的感情。两人的同居，给阮玲玉带有一丝宽慰，但这只是暂时的，只因为远在福建的张达民并不知晓上海所发生的事。再说，阮玲玉是一时冲动之下与唐同居的，当时也容不得她对如何处理与张达民的关系有过多的考虑。张达民人在福建，信却不断地飞向上海，三天两头找阮玲玉要钱，阮玲玉也不时地寄钱接济。但为免却将来纠纷，阮玲玉找到律师伍澄宇，于1933年在报上登了一个声明。声明登报一段时间内，并未听见什么动静。日子就这样过着。
自从阮玲玉跳槽到大中华百合公司后，由于她的演技优异，同时她经过一番自我检讨，深悔自己以往太任性、太胡闹，乃一改过去的缺失，工作认真，态度严肃，她的新作风赢得上下同仁一致称赞。因而，她开始受到公司重用。她为新公司不断主演新片，如《珍珠冠》、《劫后孤鸿》、《情欲宝鉴》、《银幕之花》、《妇人心》及《九龙山》等，都叫好又叫座。在《情欲宝鉴》中阮玲玉出演第一女主角。影片描写了一个情爱上失败的女人的心路历程。少女暗恋画家，但画家却娶了个交际花。少女非常嫉妒，于是准备下毒酒，想与画家同归于尽。事到临头，少女将画家的酒杯打翻，自己独自中毒死去。阮玲玉在剧中的表演可圈可点，赢得观众及导演的一致好评。

后来“大中华百合”曾因利润分成问题与独霸沪上国片放映市场的中央影戏公司闹翻，公司出品的影片在上海遭到*。于是，在一段时期内，“大中华百合”被逼无奈，终于于1930年全体并入联华公司，阮玲玉也跟着跳槽过去。她跳槽联华后时来运转，跟她配戏的是默片时代的首席小生金焰。由此她立刻又成为联华公司的当家花旦，以台柱明星的姿态，与明星公司的胡蝶、杨耐梅鼎足而立。从此星运亨通，开始享有悲剧影后头衔。

说到阮玲玉在30年代初的艺术成就，这是与孙瑜的导演艺术分不开的。孙瑜要求演员不矫揉造作，无端地在镜头前显示演技。他主张演员体验角色的思想感情、体现出人物的生活面貌，可又不是自然主义地从事琐碎生活的外表模拟。孙瑜在进行实拍时，从不讲成篇大套的理论，只在演员表演角色性格的关键时刻指点一下。只要演员不超出他心中大的设想，就不轻易地去干涉演员。所以，在孙瑜的执导下，阮玲玉的表演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孙瑜对阮玲玉的演技，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他说：与阮玲玉合作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地就理解了导演意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阮玲玉到联华公司的第一部戏就是孙瑜担任导演的《野草闲花》。阮玲玉在《野草闲花》中饰演了一个纯洁聪明、品质高尚的卖花女丽莲。这部影片男主角金焰与她主演，金童*、珠联璧合，一炮而红，震惊影坛。

拍完影片《野草闲花》之后孙瑜又筹拍影片《故都春梦》，阮玲玉与其再度合作，阮玲玉在片中饰演反派人物一个*无情的红*燕燕。该影片剧情是这样的。朱家杰以教书为业，与妻子王蕙兰和两个女儿一家和睦温馨。因感家中清贫，决定至故都请学友谋职。当红歌妓燕燕闻得朱家杰可继承继父巨额遗产，便对其色诱，朱家杰终于就范。蕙兰母女强忍悲伤，搬来与燕燕同住，后为其所迫返乡。朱家杰营私事发，燕燕与老相好携款潜逃。义军北伐，朱家杰偶入军阀旅长区虎臣部做书记，威望渐高，密谋起义。燕燕已是区虎臣情人，献计诱其入城，在酒宴上见是朱家杰心中不忍，大呼酒中有毒，并为掩护朱家杰中弹身亡，区虎臣亦被义军击毙。影片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哀伤情调及其正义感。在表演中阮玲玉既善于演一些细致入微的感情变化，又把一个烟花女子的*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故都春梦》的拍摄，在阮玲玉表演艺术的长廊里，又增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阮玲玉在两部影片中饰演的角色，一个是毒如蛇蝎的*，一个是温柔如绵羊的天真姑娘。阮玲玉以她精湛的角色创造和真挚的表演，将这两个角色都演得细腻准确。孙瑜对阮玲玉几乎是同时在两部影片中扮演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角色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真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雄辩地表明了她不愧为默片时代戏路最宽最有成就的女演员。”

1933年，孙瑜准备拍《小玩意》，阮玲玉表示了再次和孙瑜合作的愿望。影片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十几年中的风云变化，阮玲玉扮演女主角叶大嫂——一个制作“小玩意”的民间手工女艺人也随之发生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年仅23岁的阮玲玉，从创作思想上看，已摆脱了当时一般女明星的爱美心理，她不以外形动作和形体美来吸引观众，而着眼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创造，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步步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深度。

《小玩意》片成之时，导演孙瑜对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极为满意，认为阮玲玉在该片中的表演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1933年中秋，《小玩意》与观众见面了，该片丰富的历史蕴涵、独特的导演技巧、出色的演员表演赢来了一片赞誉。

1934年，阮玲玉应导演费穆的邀请出演影片《人生》的女主角。该片描写了一个女人由小到大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历程。客观地说，女主角是一个演起来非常有难度的角色，在剧中她从孤女、婢女，到女工、*，以至*，这种丰富的角色转换，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以及深厚的表演功底是很难胜任的。费穆在挑选演员时真是费尽周折。后来他想到了阮玲玉，是的，阮玲玉的生活坎坷曲折，表演风格朴实自然，正适合出演此剧。阮玲玉也不负费穆期望，演得惟妙惟肖。她注重角色内心思想的表达，用丰富的表情，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把女主角的一生许多矛盾曲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人生》 放映后得到影评界高度关注，时人称其“1934年带给中国电影的是压力的黑影与忧郁”。　

《故都春梦》、《野草闲花》、《小玩意》、《人生》等影片上映后，阮玲玉蜚声影坛，许多导演纷纷邀她拍戏。她随后主演了《恋爱与义务》、《三个摩登女性》、《桃花泣血记》、《城市之夜》、《归来》、《一剪梅》、《玉堂春》、《香雪海》及《再会吧，上海》等片，皆异常卖座，可见她是拥有广大影迷的杰出艳星。阮玲玉在《桃花泣血记》中，她的角色也是以自我牺牲来成全别人；在《三个摩登女性》中，阮玲玉扮演一位新型的女青年，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角色对阮玲玉的演技和个人思想上都是一大进步。默片时期的电影女演员，戏路宽广的，真可谓凤毛麟角。因为默片对语言运用不如有声片，演员说话没有声音，剧情只用字幕来表现，所以塑造人物形象时，演员的气质常常是体现银幕形象的重要手段。阮玲玉在30年代初，就试着扮演不同的角色，足见她在表演艺术中的开拓精神，这也标志着她在向成熟的艺术家方向迈进。

在经历了许多部优秀影片的拍摄后，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已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正是在这时，她迎来了其表演生涯中巅峰之作《神女》的拍摄。阮玲玉在该片中的精彩表演，历久弥新，至今仍不失光彩。令人惊异的是《神女》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经典之作的导演吴永刚，却是一位初次执导影片的导演。

在当导演之前吴永刚曾做过一段“联华”的美工师，曾经无数次在摄影场上看见过阮玲玉在摄影机前的表演。他认为阮玲玉具有一种迅速进入角色的特殊本领，吴永刚把这种本领喻之为“感光最快的底片”。她有着非常敏捷的感应力，如同一张感光最快的底片，反应力非常快。尤其是她对于工作的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人感动。因此，有了阮玲玉的支持参演，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导演平添了拍好《神女》的信心。

《神女》讲述的是一个下层*的故事。其实在我国影片里有很多优秀的女演员都创造过不幸*的艺术形象。然而在众多的*题材的影片里，《神女》以其不同凡俗的特色，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至今仍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只是一个从来没有被人爱过、疼过、尝过人间温暖的下等*。容貌既不惊人，衣着更不华贵。她在小屋中的几步走动的姿态，她那微皱眉心的面容以及领口都没有扣好的衣衫，一下子就让人产生了信任感。她在摇篮里亲了亲婴儿，换上墙上挂着的半新花旗袍……这就是一个为生活所迫，以出卖肉体为职业的*形象。阮玲玉却在有限的篇幅里，在默默无言的动作中，在细微变化的表情里，活现出一个地道的旧上海滩而且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的血泪史。

如果阮玲玉只演出她不幸屈辱的一面，那么即使她演得再出色、再成功，终不过是个中外电影史上已经有过的*形象罢了。然而阮玲玉在这一角色身上所追求、所探寻的，有更为重要、更具特色的另一面，那就是她在第一场里就定下的基调：崇高的无私的母爱。正是流动于她心灵之中的这种母爱，使神女的形象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异彩。在影片中，孩子才是神女的欢乐、安慰、希望。她的肉体虽然属于世上的任何男人，可她的灵魂却只属于她的孩子。当她一抱起孩子时，似乎在灵魂里纯洁得没有一丝污秽。阮玲玉在表演中天才地将最不幸、最痛苦的情感和最崇高、最丰富的母爱糅合在一起。她竟能从一个最下等的*身上，发掘出最美、最无私、最纯洁的母爱之光，竟能从最寻常、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一种艺术美的境界。

导演吴永刚在和阮玲玉合作拍片时，更领略到她表演技艺之精深。吴永刚深感阮玲玉卓绝的表演天才，在半个世纪后，吴永刚在他的*中说：“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象和要求还不如她体验得细腻和深刻。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1934年12月，《神女》与观众见面了。该片得到了各方好评与观众喜爱，被称为是当年最好的国产片之一，有的影评称之为“中国影坛奇异的收获”。随着岁月的流逝，该片的艺术成就越来越为后人所重视，该片既是阮玲玉从影历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无声片的颠峰之作。直到 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神女》仍被评为90年来十大国产佳片之一。当然这是后话。

阮玲玉是一个演技派演员，戏路很宽，常以不同的造型，多方面的创造，很成功的表演，争取各类型的观众。诸如妖娆的姨太太、刁蛮的富家千金、羞涩的小家碧玉、清纯的女学生、*的舞女、黠慧的丫头、风情万种的交际花、凄楚堪怜的小寡妇、动了凡思的尼姑、俏丽动人的女秘书、顾盼神飞的歌女以及艳丽雍容的贵妇，她都能演，而且演得十分称职，把全部感情投入剧情中，那么的逼真感人。

在所有跟她合作过的人眼中，阮玲玉是个绝对敬业的好演员。她的这种敬业来自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自己艺术生命的追求。在影片《故都春梦》里，她躺在雪地上拍摄冻僵的场景，导演孙瑜要求她躺一下就行了，但阮玲玉却说，不可以，一定要继续躺到人有点冻僵的感觉，拍出来才真实；费穆的电影《城市之夜》中有一场风雨之夜的戏，阮玲玉被淋水，她表示一定要淋透，要求美工继续往她身上浇水；还有在后来拍摄的影片《新女性》里，有一场戏是韦明不愿受王博士侮辱，慌乱中从楼梯上一直滚到底层，阮玲玉也坚决不肯用替身，而且固执地要求要狠狠地撞她，她说：“我越跌得痛，说明坏人越狠。我越跌得重，我的心越恨。” 她将个人经历和她演出的角色性格和情境糅合在一块，促成了她演技的不断提升。

很多老一辈影剧界人士如稼农、袁业美、卜万苍、吴文超、童月娟、王元龙、王引、徐欣夫、房勉等一谈及阮玲玉都跷起大拇指盛赞。20世纪30年代的《影戏杂志》有一次举办“电影明星选举”，结果阮玲玉以6179票当选第一名，由此可见她当时在影界的地位。可以说，她是人人都默认的影坛皇后。

miyae

话分两头，再说1933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同居生活。开始，两人的确有过一段甜蜜而温馨的时光。与唐季珊当年将张织云金屋藏娇的一个明显不同是，他知道拍电影乃是阮玲玉永远不会放弃的事业。因此，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阻止阮玲玉继续拍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对自己的热情正在逐渐地减退，特别是他们迁入新闸路沁园村的洋房后，唐季珊忙于他的生意和应酬，对阮玲玉不再像过去那样体贴入微，碰到不顺心的事时，有时还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气。可以这样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结合之日，正是她爱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时。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贯对女性巧取豪夺、浪漫成性。他在热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着一些冷漠、貌合神离的神情。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的表演职业，更促使她形成长于细心、善于观察的特性。为此，她开始审视提防他了。

有一天，阮玲玉看到唐季珊行动诡异，就暗自尾随其后，让她无比伤心的是，她亲眼见到唐季珊与一红舞女并肩携手地进入新居中去。看到此情此景，阮玲玉心如刀绞，手急骤颤抖，几乎昏过去。心中在默念着：啊！她胸前还佩戴着那颗红宝石项链。原来，在数天前，阮玲玉已见唐季珊行动有异，借他酒后熟睡之机，带着试探的心情，搜查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摸着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子，内装一红色宝石项链。阮玲玉看着这精美的饰物，思绪起伏：他是送给我的吗？他已知道我有几副满意的项链了，而且这一副和原来的项链中的一副十分相像。可他不是送给我的，又是送给谁的呢？

阮玲玉全身血液沸腾着，微皱着眉头，不觉又想到：难道自己的猜测，近日所听到的风言风语是真的么？当她再回过头去，看见正躺在床上的唐季珊，沉睡中一滴口水顺着嘴唇流出的样子，陡生一种嫌恶的感情。阮玲玉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顺手拿了一块手帕拭去了唐季珊嘴边的唾液。随着这一动作，她心中又萌生一个思想：可能是自己小心眼，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留心查看。现在看来，天呐！这一切可不是真的么？唐季珊的变化，唐季珊的见异思迁，这一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此，在阮玲玉的生活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变化。不明底细的人，从表面看去，她照常拍戏，准备角色，参加社交活动，可要是一个细心的人就会觉察到，她在和大家说笑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点像在哭的味道，或者笑声刚出来，又戛然而止。

1934年2月12日，年仅23岁的女演员艾霞服毒自杀了。提起艾霞之死，阮玲玉是知道的。她是多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演员，竟然年纪轻轻就自杀了。其实，电影圈内恐怕没有不知道艾霞的，她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一，能兼作家与女明星这两个极不平凡的职业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实在可谓凤毛麟角。

艾霞是明星公司新进演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她一连主演了《现代一女性》、《时代儿女》、《丰年》等多部影片，特别是她自编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更显露出她的文学才华。该片描写了一个以爱情填补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觉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时代，能自编剧本的女影星更显得难能可贵。然而，这样的一位影坛才华在拍完《现代一女性》后却不幸再一次陷入了爱情的迷惘之中，爱情的失落使她颓丧，而周围黑暗的现实则令她忧伤，她失去了继续活下去与黑暗抗争的勇气，艾霞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死后却不能得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们竟然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将恶毒的污水泼向她，对这位追求进步、向往自由的女影星大加污蔑。此举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影人的义愤，孙师毅慨然允诺为艾霞的死编写剧本，很快题名为《新女性》的剧本就写成了。《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韦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结构有艾霞的真实事迹，也有虚构的部分。蔡楚生立刻投身拍摄影片《新女性》，邀阮玲玉出演剧中女主角韦明。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达上海之时，蔡楚生和阮玲玉这两位著名的影人，开始了一次在电影史上堪称典型范例的、导演和演员间的合作关系。

《新女性》的剧情是：韦明是上海一所私立学校的音乐教师，有时作曲和写小说，她对出版公司的余海涛很有好感。学校有一个王博士已经结婚却经常骚扰韦明，韦明早已看透王博士的为人。韦明的姐姐因为生活困顿带着韦明的女儿来到了上海，三人的生活很拮据，而此时王博士用诡计使得韦明被解雇。女儿生病了，韦明无奈只有卖身，却发现占有她的人是王博士。姐姐救下了自杀的韦明，女儿因不救夭折了。专门散布流言蜚语的小报记者，东打听西打听小道消息，韦明都昏迷了，记者却在一旁光顾着在本上记啊记；再请听听出版商和记者的对话，她死了不算什么，主要是没让她多写两本小说，出版商遗憾的是没机会大发死人财 。这些激发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她痛苦地呼喊：我要活！但已经晚了，她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阮玲玉演韦明的时候十分投入，这些就像自己的痛苦遭遇，她也曾自杀过，她也知道自杀时的痛楚。她把韦明临死时的情景演得出神入化。她的眼神，有着深不见底的愤恨和苦痛，竟把观众的心不由自主地吸入进去，随着她一起接受灵魂的战栗，内心的哭泣，而这眼神里，除了无法疏解的苦痛，更有着不屈的倔强，一种控诉，一种心灵深处的呐喊，那是在代替着妇女向这个社会发出的呐喊，“您救救我！我要活啊！”让所有人为之震撼，绝不亚于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喊！

《新女性》透过韦明的悲惨身世，相当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活画出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黑暗和糜烂。影片编得好，导得好，演得更好。正因为这部影片刺到了反动黑势力的痛处，所以公映之后，广大观众一片叫好，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要创作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七嘴八舌地将《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和导演蔡楚生痛骂一通之后，一致认为绝不能让这部揭露他们无耻面目的影片公映，否则今后这脸还往哪儿搁。几经商量，最后决定抬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来与“联华”抗衡。

那些黄色记者们更是扬言要把蔡楚生、孙师毅“骂出上海”，但孙、蔡等人旗帜鲜明地顶了回去，并严词拒绝记者公会的蛮横条件。经过此番周折之后，《新女性》终于再度公开与观众见面，虽然被迫删去了部分镜头，但影片仍给人以强大的震撼，进步影评给该片以高度评价，并对某些记者及记者公会的行径予以严厉的驳斥。影评家和观众对主演该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闻报》的影评是这样说的：“至于演员技巧的评价，我可以说，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场含泪出卖自己的戏，是不能再逼真了。观众们尽在伤感地流泪，啊，阮玲玉的魔力！”那些黄色记者们对如此结果当然不满意，既没能将《新女性》打入冷宫，更没能将蔡楚生和孙师毅骂出上海，他们十分恼火，便把阮玲玉这软柿子确定为他们要攻击的主要目标。

俗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帆破又遇打头风。这个时候阮玲玉的个人生活又起波澜，张达民在外游荡归来，得知自己的女人被别人夺了去，心中自然不高兴，这不是给自己戴绿帽子吗？他本就是一个泼皮，立即找律师状告唐季珊侵吞自己的财物，霸占自己妻子，要求他把阮玲玉还给自己，并且赔偿高额的精神损失费。谁料唐季珊也不是省油的灯，接信后，以张达民所指各节均非事实，延聘律师向法院控告张达民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妨害名誉。张达民看到唐季珊态度强硬、仗势欺人，不甘赔了夫人又受气，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反控唐季珊骗拐妻女、妨害家庭。

他们这场争夺阮玲玉的官司你来我往，在法院一审再审，缠讼数月之久，而上海专以报道内幕桃色新闻吸引读者的报刊，多达十数家，这些报刊抓住机会，夸大渲染，长篇专册地报道。自此，世家子张达民与富有成就的茶叶商争夺艳星阮玲玉的绯闻，经上海数十家大小报刊的披露，轰动整个上海滩，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桃色官司。

两个男人为了阮玲玉轰动上海滩，都争着说自己对阮玲玉好，是阮玲玉的男人。然而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分析一下便知，他们其实都把阮玲玉当成了自己的玩物，他们的官司更多的是意气之争，是为了钱财，而不是为阮玲玉着想。我们知道阮玲玉是非常爱惜自己名声的一个人。他们不顾阮玲玉的感受就把此事搞得沸沸扬扬，这哪是爱阮玲玉的表现。张达民状告唐季珊争夺自己的妻子，妨害别人正常的婚姻生活。那么张达民自己是否给阮玲玉合法妻子的地位？又是否妥善照顾她的生活？那个控告张达民妨害名誉的唐季珊，又是否给阮玲玉婚姻的保障？又是否尊重她的人格？事实上，张达民把阮玲玉当成自己的钱袋银行和出气筒，而且他和唐季珊都把阮玲玉当做社交上的玩伴及枕席间的玩物。妨害家庭又从哪里说起？而名誉遭到妨害的是阮玲玉，真正妨害名誉的被告应是张达民和唐季珊。

但那些小报记者没有这么善良，他们把法庭上不过十多句问答添油加醋地写出了长篇大论的报道。内容是大谈阮玲玉与张达民和唐季珊如何如何。在此后数日内，此类真假相杂、绘声绘色地以“私生活”、“秘闻”等为题，充塞着“诱奸”、“通奸”等字眼的所谓报道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报，尤其是一些黄色小报上，极为放肆地对阮玲玉进行诬蔑、攻击和谩骂，那些被《新女性》一片戳到了痛处的记者们果然大显身手了。面对着“一犬吠声，百犬吠影”的汹汹之势，一个弱女子又如何应付呢？经过报纸的推波助澜，电影女明星阮玲玉与两个男人的故事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事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这种事毫无疑问地被视为是生活中的最大丑闻。而对名人尤其是名女人的丑闻天生最感兴趣的小市民们，不仅借助报纸将阮玲玉的“艳闻”演绎出多种多样的版本，而且对即将开庭的张达民诉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3月初，阮玲玉和唐季珊接到了必须在3月8日出庭的传票。

与此同时，报纸上关于此案的报道，准确的说是以此案为引子的许多不负责任的报道，一时间甚嚣尘上。阮玲玉虽然已经料到会有人不怀好意地来炒这个新闻，但怎么也没有料到竟会炒到如此程度。因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盆盆脏水突然迎头泼来，而她却根本无处藏身。所谓的“新闻”和“舆论”给予阮玲玉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张达民的忘恩负义和恩将仇报，张达民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无赖手段，虽然也很伤人，却不至于致命，而报纸对阮玲玉的伤害却不是一两个无赖所能比的，它煽动起了整个社会对阮玲玉的敌视、奚落和嘲笑，使无辜的阮玲玉对“人言可畏”有了切肤之痛。“新闻”和 “舆论”终于把阮玲玉逼上了绝境。在诉讼过程中喧腾一时，甚而揭发隐私，做人身攻击，什么“阮玲玉白麻子秘闻、阮玲玉入幕之宝有多少？阮玲玉红杏几度出墙？……”绘声绘色，茶楼酒肆、市井街坊、澡堂餐馆等公共场所无不以此作为谈资。更过分的是，有些报纸居然以社论或专栏做武断评论，指摘阮玲玉水性杨花、忘恩负义、朝秦暮楚、爱慕虚荣。总之，把谩骂女性的坏字句及词语全部抄来派上用场，无非形容她是个妖艳浪荡、素行不检而又法不可赦的罪魁祸水。

阮玲玉不过是一个只有二十五岁，中学程度的纯情女子，涉世不深，而且具有寡母遗留给她的我国传统妇女的保守观念。何况，两个互控的男人在上海都是颇有财有势的人，和她都有亲密的同居关系。上海地方法院以正式传票传她必须于1935年3月8日上午9时半出庭做证，否则要受到拘提处分。她夹在两个同居人的中间，如何出庭做证？偏袒任何一方都不讨好，真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上海的大小报刊又同声骂她*。想想自己的遭遇，她愈想愈沮丧、气愤和想不开，她四面楚歌、孤独无援。　

这时，她内心不能不直接地痛感到，到处都充满着对她的鄙视、讽刺、辱骂与斥责，也到处都充满着“正人君子”的冷笑与魔鬼们凶狠阴毒的眼光……一向心地善良到懦弱的她，是那样的爱惜羽毛，又是那样的争强好胜，但是现在她在千万人的面前，却成了莫须有的罪人，她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她是可耻的*？是罪不容诛的祸水？……她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也经不起这种狂风骤雨的袭击！绝境中的阮玲玉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有两条路：要么出庭，受屈辱；要么只有使自己从这个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世界上消失。 3月5日，她仍一如既往，走进摄影棚，抓紧拍摄由罗明佑和朱石麟共同导演的《国风》的最后几个镜头。到3月7日，影片《国风》的内外景戏已基本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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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是与她搭档演戏的小生金焰的生日，晚上应邀与王人美、黎铿等同往餐厅。平常她不多喝酒，这次她豪饮数杯，席间有人赞她酡红上脸，益添娇艳；她听后微抹红烫的脸，遍吻席间的每一位女星，且纵声谈笑不拘，大家看她举止有些失常，还以为是喝多了酒，借酒消愁，抒发所受的闷气而已。


谁知她这时已经萌生死念，席终人散时，她抱住王人美，不胜感叹地说：“我要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姐妹，再见吧！”然后又分别与大家紧紧地握手道别，表现得分外的亲热和依依不舍，意在和友好诀别！


那天晚上到家夜已经深了，阮玲玉回到家里和唐季珊谈到第二天的讼事，她表示必可胜诉，不过认为自己如果要上法庭做证人，面对和她同居过的张达民及众多的观众及新闻记者，将很觉难为情。但唐季珊不以为此，坚持让阮玲玉出庭，并因此发生口角打了阮玲玉一个耳光。事后她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她想到了很多，从开始的开始想到自己最后的最后，她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与她作对，她的苦向谁诉？向谁言？


深夜时她托言肚子饿，叫女佣给她煮一碗面，并要唐季珊先睡觉，她谎说要记好最近所花用的零碎账目。唐季珊不疑有他，即独自呼呼大睡。阮玲玉即披衣在灯下写遗书：


达民：

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季珊：

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阮玲玉 绝笔

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写完遗书，阮玲玉将它折好，装入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上“请代付各报登之，阮托”，将它放入桌子的抽屉里。她拿出三瓶十片装的安眠药片，悉数倒入女佣为她煮的面条里，接着，她把拌了药的面条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8日凌晨3时左右，唐季珊才发觉阮玲玉服毒，即送医院急救，施行人工呼吸轮进氧气，不见清醒，最后又把她*浸入浴盆救治。但因她所吞服药量过多，死志坚决，以致香消玉殒，返魂乏术。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走了，永远离开热爱她的人们，走了。用她的一个尸身，摆在社会面前，向社会要求正义，向社会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


阮玲玉自杀的消息传出后，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为之震惊。海内外之急电交驰，所致唁诔哀挽之辞，不可胜数。市民观众也奔走相告，咨嗟叹惜，相率赴吊。


阮玲玉去世后，孙瑜坐在栩栩如生的阮玲玉遗体旁，默默地凝视着她，痛惜这位被万恶的旧世界吞噬了的艺术天才。他在《联华园报》上发表文章说：“她（阮玲玉）的一生是一页挣扎向上的史实。阮玲玉的卓绝演技霸占了中国影坛十几年以来的第一位。”在阮玲玉去世二十多年后，他又写文章怀念阮玲玉，对她的表演艺术给予更高、更准确的评价：“阮玲玉的天才演技，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骄傲。”


鲁迅得知阮玲玉自杀的消息后，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抨击当时的小报记者：“‘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轰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现在的报章……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


要说这小报记者也真的会见风使舵。在张达民和唐季珊为争夺阮玲玉而在法庭上打官司时，他们骂阮玲玉是罪人、是祸水、是人尽可夫的狐狸精。而当阮玲玉自杀身死后，小报记者又把她写成烈妇，称赞她是以死来向旧社会做尸谏的新女性，都来歌颂她的勇敢和伟大。他们掉过笔尖来责骂张达民和唐季珊两人是杀死阮玲玉的间接刽子手，因为他们两人不尊重阮玲玉的人格，玩弄她的感情，逼使她走上自杀的绝径。国民党*吴稚晖先生感此现象，特别撰文指出：“听说有位影星阮玲玉为婚姻问题服毒自杀，轰动一时，我觉得她的死，有文学意味：社会上生前指摘，死后同情，矛盾得很。”正和三娘教子剧中王春娥对她儿子倚哥说：“话倒是两句好话，可惜儿讲迟了。”


由于阮玲玉自杀事件是当时震动全国的热门大事，使大家对日本军阀侵占热河后向长城各口进逼的严重时局，也都淡忘了。中央电影指导委员会也曾致电慰问阮玲玉的家属，在当时一个电影演员死后，而能得到党政机关致电痛悼的，阮玲玉是第一人。


为什么阮玲玉的死会造成如此的轰动？探究原由有五：（一）她是我国第一个服毒自杀身死的大牌艳星。（二）她死时只有二十五岁，花样年华，青春美丽，香消玉殒，特别令人惋惜。（三）她的演艺事业正处于巅峰状态，遭张达民和唐季珊两位财势雄厚的上海名人为了争夺她，闹上法庭，缠讼数月，早已轰动社会，大众对她更加瞩目。（四）当时时局沉闷，上海经历“一·二八”之役战祸不久；北方日本军阀侵占热河，又从长城各口窥视华北。在此苦闷岁月，大家都以张、唐争夺阮玲玉及其自杀来舒解心头的心结闷气。（五）最重要的一点是，默片时代的艳星中，阮玲玉是唯一极富演艺天才的女星。她擅演悲剧，论演技，杨耐梅逊她一筹，胡蝶没有她演内心戏的深度。她在生前的银幕上，赚取众多影迷的眼泪，然而正当其叱咤影坛之时突然香魂远去，真乃红颜薄命，愈加令人同情叹息。


阮玲玉是在上海新闸路沁园唐宅自杀的，这座唐宅即是她和富商唐季珊同居的豪华私邸。当她的遗体从唐宅移置万国殡仪馆，每日有五六万影迷前往争睹遗容。路上人潮汹涌，万头攒动，接踵摩肩，络绎于途，英捕房为防止意外，特派出大批巡捕维持秩序。阮玲玉出殡之日，上海有数十万影迷自动加入送葬行列，美国纽约时报以第一版头条标题，称赞这是“近代国际上之最伟大的葬礼”。


唐季珊表面不言，其实心里也知道对阮玲玉的死他负有重大责任。因此他篡改了阮玲玉的遗书，把责任都推向张达民。而且为了表示对阮玲玉的哀悼，他花重金购买名贵铜棺一口安葬，并且还在上海各报大幅刊登讣告。以致出殡那天，各地自动前去参加执绋送葬的行列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有很多人从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赶赴上海参加阮玲玉的葬礼。那一天的上海，全市几乎都在哀悼这位红颜薄命的娇弱女子，场面盛大感人、倍极哀荣。


阮玲玉死后，张达民和唐季珊两人争夺阮女的官司，也就不了了之，张达民这位花花公子，不久找了位门当户对的女子结婚生子，把阮女忘得一干二净。


至于*成性的唐季珊，原在结识阮玲玉之前，即和另一艳星张织云筑香巢同居，自阮女死后，他把丧事大张旗鼓地办完，又故态复萌，和其他年轻女星打成一片。 1949年大陆解放后，唐季珊把他的茶叶公司搬到台湾，制茶工厂开设于台北市重庆北路和延平北路之间的大光明戏院附近；由于当时茶叶滞销，其经济景况已不复当年，但是，他禀性*的老毛病不改，虽说已有望六之年，仍与当时颇富时誉的国、台语片艳星们厮混一起。


阮玲玉的一生是奋争的一生，她无日不在挣扎向上，她从最低微的地位，挣扎到无冕影后的地位，任谁也不能不感叹她对演艺事业的执著。只可惜这样一个力求上进的稀世美人，在绮年玉貌之年，演艺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竟然为这两个卑鄙下流的男人悲惨死去，实在太不值得，死得太冤枉，悲夫！




附：阮玲玉主要电影作品年表

国风 （1935）

归来 （1934）

人生 （1934）

香雪海 （1934）

新女性 （1934）

再会吧，上海 （1934）

城市之夜 （1933）

小玩意 （1933）

三个摩登女性 （1932）

续故都春梦 （1932）

恋爱与义务 （1931）

桃花泣血记 （1931）

一剪梅 （1931）

玉堂春 （1931）

大破九龙山 （1930）

火烧九龙山（1930）

故都春梦 （1930）

自杀合同 （1930）

劫后孤鸿 （1929）

情欲宝鉴 （1929）

银幕之花 （1929）

白云塔（上、下集） （1928）

洛阳桥 （1928）

血泪碑 （1927）

北京杨贵妃 （1927）

挂名夫妻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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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23日，继电影明星艾霞、阮玲玉自杀之后，具有舞台与银幕“双栖名星”之誉的美人英茵也自杀身亡。关于英茵之死，多年来一直成为电影史上为人议论不休的话题。这是因为，她的死是为爱，是为情，也是为国、为民。作为一位柔弱文静的女子，不是死于人言，亦非困于“潦倒”，这不能不使她的爱与恨带有一股浪漫、传奇、神秘的色彩。

英茵本名英洁卿，字凤贞。她的父亲是旗人，母亲为广东人。在她身上，兼具父亲的豪迈倔强与母亲的热情健美。她出生北平，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这也成为她登上话剧舞台的一个优越条件。她早年丧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苦。1935年，她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完成了学业。正值18妙龄，毕业时已是一个*成熟、亭亭玉立的知识小姐了。

英茵刚刚进入社会之际，正值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随后又在华北挑衅，飞扬跋扈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英茵对日军侵略罪行义愤填膺，毅然参加北平业余抗日剧团活动。初入舞台，英茵就赢得观众，成为该团后起之秀。彼时，她自信个人艺术天赋，决心走演艺道路。在从艺的同时，她还不断在一些报纸、期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呼吁锄奸抗日。“才女”之名不胫而走。

绮年玉貌，才艺超人。英茵很快成为北方汉奸走狗及日军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更为关键的是，那些人尽在美色上做文章。机智的英茵担心自己被那些垂涎已久的人暗算，于是悄然南下。

初到上海，先在黎锦晖主办的“联华歌舞团”及“明月歌舞社”演歌舞剧，后又在上海参加话剧和电影的演出，成为旧上海艺术舞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936年，上海规模最大的电影公司——明星电影公司招考演员，她前往报名应考，自此与电影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英茵从影的处女作是《生死同心》。她主演过《塞上风云》、《上海屋檐下》、《武则天》等影剧。这些片子虽是习作，却构成了她从艺生涯的不可或缺的实践基础。之后，她又参演了《清明时节》、《压岁钱》、《社会之花》、《梦里乾坤》及《十字街头》等片。

这些影片中英茵不断地积累着自己的演艺经验，正在逐步走向成熟。《清明时节》讲的是一个丫头被主人*生子后，又被赶出，她用尽一切力量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但孩子还是被抢走。《压岁钱》是一块银元在不同的人手中流通，带出不同的故事。《社会之花》叙述了一个父亲，为了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做出了一切的努力的故事。《梦里乾坤》讲的是西子湖畔，一座别墅里各色人物做着各自的各色各样的梦。《十字街头》展示了一群青年在人生和国家的十字路口做出选择的故事。这些影片卖座率甚高，而且深受观众欢迎，但她此时并未担任主演。《十字街头》女主角是白杨，英茵则是第二女主角，与她们两人配戏的是有名小生赵丹及沙蒙、钱千里等。有一点值得注意，英茵此时没有大红大紫，但她那青春美貌与精湛演技，则为影迷们交相称誉。

在上海闯荡了两年，好不容易扎下点根，然而，好像英茵注定要和日本人周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炮火又打乱了她安心从艺的美梦。在全民抗战的气氛下，全国的影剧界人士自发动员起来，很快组成了13个抗日演剧宣传队。英茵在北京读书时就是热血的爱国女青年，此情此景，她挺身而出，牺牲了个人的事业和享受，历经千山万水，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奔向重庆。

去重庆之前，她结识了爱国青年平祖仁。在救国抗日这一点上，两人情投意合，有着一股朝气蓬勃的民族正气。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平祖仁也赶到重庆。在陪都，患难之交的情鸳已在感情上升温，他们挽手相偕出游的俪影，频繁出现在人们眼前。可是，时间不久，这对情人的倩影突然消失，熟悉他们的人不能不顿生疑团。后来人们发现，平祖仁已不在重庆，而英茵则经常往来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

英茵神秘的行踪叫人莫测高深。英茵刚到重庆时，曾参加中央电影企业公司做演员。她主演的《保家乡》甚获好评。这是一部描绘抗日的战争片，日军占领了一个村落后，烧杀抢掠。村民开始团结起来，积极抗日。由于她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在演出时饱含激情。这部影片上映时轰动大后方，尤受军人喜爱。抗战时期的陪都，不断遭日寇空袭，电影拍摄困难重重，财力物力俱临匮乏。因此，英茵转而活跃在重庆的舞台上。她主演了话剧《民族之光》、《总动员》、《一年间》等，她那精湛的演技和美艳的姿态，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英茵在重庆已是众星中的一颗璀璨明星。她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939年就要过新年时，她忽然长时间失踪，于是大报小报以“英茵情奔”为题大肆渲染。在当时这条绯闻真为战时的紧张情绪添加了缓释剂。重庆报纸还不算渲染，关键是香港和九龙的报刊，简直把英茵的“情奔”炒得火上浇油。

对各种报刊的揣测性渲染和夸张，英茵一直保持缄默。此时，她已身居上海。事情的原委是：男友平祖仁已加入反日的谍报人员行列，他加入后又介绍英茵进来。就这样一对情人成为“抗日锄奸”的情报员。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身份的隐秘。当时，为了谍报工作的需要，以“情奔”做烟幕弹更为有利。这也是英茵故作神秘的原因。平祖仁由于工作出色，当时已被提升为负责上海对日情报战的站长。英茵来上海，就是为配合男友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情奔”也并非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

地下工作，危险而艰苦。她和平祖仁究竟怎样进行谍报工作的，不得而知，但在公开场合，英茵的演员身份却有目共睹。在上海租界内，她前后主演过七部电影，即光明影业公司的《茶花女》、民华影业公司的《世界儿女》以及合众电影公司的《赛金花》、《武则天》、《返魂香》和《肉》。

英茵除了拍片，就是演话剧。她在上海剧艺新推出的曹禺名作《北京人》中，就将曾思鼓一角表演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电影还是话剧，英茵都有自己的观众。她那清脆圆润而又悦耳标准的吐词，她那亮丽美艳的扮相，她那上乘的演技，无不为观众留下美好的记忆。

英茵虽然参加拍摄电影和演出话剧，但她总给人以来去匆匆的感觉。周围的同仁无不发疑：“她一天到晚忙什么？”

英茵依然我行我素。参加上海剧艺社《清宫怨》演出，英茵总是迟到早退，三心二意。她主演珍妃，排戏时总是显得精神不济，思维混乱，而且常背错台词。导演吴永刚要求她回家读熟剧本，专心排戏，可她“屡教不改”，终于被“炒了鱿鱼”。

谁也不曾料到，英茵的“表现反常”是因为男友平祖仁被日军逮捕，是出于她爱国救友的一片真诚。

平祖仁领导的情报站行动组，在英茵的协助和鼓舞下，于黄浦江畔杀了不少恶贯满盈的日本军官和卖国求荣的大小汉奸。树大招风，平祖仁不幸于1941年 4月被日本宪兵逮捕。三天之后，他被押解到杀人魔王李士群的特务机关。李士群手下的帮凶走狗对平祖仁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平氏绝不投降。万般无奈，李士群一伙又对英茵进行审讯，但她矢口否认与平氏有“情报”关系。她的口气沉着、冷静，因此未被敌人识破。

但是，男友的生死未卜令她忧心忡忡，心急如焚。为了证明自己与本案无关，混过敌人的监视，她继续排演《清宫怨》。可无论白天怎样强打精神也力不从心，对英茵来说，不论是从国仇还是从私人情感出发，援救平祖仁出狱都义不容辞，因此她无法再排演下去。

为了救平祖仁出狱，她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以自己的青春做赌注，牺牲色相与敌人周旋。杨村先生在《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续集）中这样描述道：“那时伪江苏教育厅长袁殊，本来曾追求英茵不遂，遂乘隙向英茵进攻，自言与李士群有莫逆之交，必能全力营救平祖仁出狱，不过要英茵嫁给他作为交换条件。英茵那时救友心切，再加本身亦有暴露身份之危，遂不惜自我牺牲，委身于袁。”英茵为了达到目的，付出了她能付出的一切，以致受到大汉奸袁殊等人的欺骗失身，结果依然营救失败。

1942年1月8日，平祖仁被日本宪兵绑赴上海中山路荒地，惨遭杀害。噩耗传出，英茵心如刀绞，悲痛欲绝。这时的她已不顾日本宪兵和汉奸的猜疑，亲自往刑场领尸。此后，她把平祖仁的尸体送往大众殡仪馆，以重金请化妆师将其额上的枪洞补好，又把他安葬于万国公墓。这一侠骨柔肠、情义深重的举措一时传为佳话。

就在平祖仁被日寇汉奸杀害之后，英茵茶饭不思，心中布满烟云。尽管她表面上强作欢颜，一脸平静，但在她内心深处却是苦水涟涟。一周之后，她为感谢合众电影公司演职员在安葬好友平祖仁一事上的相助，邀请他们到家中相聚，席间她不经意冒出一句话来：“人家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依我看，赖活着不如好死。人死万事清静，不必再受精神之苦。”当时，在场的人并未留意这句话的底蕴。

殊不知，英茵那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并非玩笑。1月19日，英茵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间吞服大量药物自杀。她一个人反锁房门，将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又掺和大量安眠药，一气喝光，事后人们未发现半点残留，可见其死志之坚。因为其身体素健，又拖延几天，直至23日凌晨3时心脏才完全停止跳动。时年25岁。

本来，平祖仁之死的仇恨未报，她并不想死。她曾想利用自己的青春才华还一个心愿。在平氏死后，她期待有朝一日返回舞台，痛骂汉奸日寇，浇除胸中块垒，伸张民族正义。然而天真的英茵此时已因她安葬平祖仁而被李士群之流紧紧盯上。日寇敌伪不可能轻易放走任何一个与自己作对的人，正当英茵准备启程离沪时，李士群原形毕露，居高临下，仿佛处理手中一只小巧玲珑的鸟儿一般：“还是呆在这里舒心，何必想不开？”这个日本走狗已将英茵视作一个可供自己玩乐的对象，而且理由十足：有间谍嫌疑。本来就在心底蔑视汉奸走狗的英茵岂能忍受这般羞辱，于是她在走投无路之时，只好以自杀换取身后清白。

她在服毒之前，留有一封遗书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遗书写得非常晦涩——

陆先生：

我因为……

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英茵

1月19日她遗书中的“因为……”在1946年春有了答案，谍报人员的身份已为日伪发现。至少有7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5件是她乔装舞女或*，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而由谍报人员予以格杀的。资料表明，有9名日寇及汉奸以上述方式被暗杀。“因为……”就是因为怕日本人找麻烦，才隐约其辞的。当时，陆洁看完遗书就烧掉了。

英茵，在为故知平祖仁买墓地时，预先为自己在平氏坟旁购置了一方墓地。英茵死后，人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其埋葬在平祖仁墓旁。谍海情鸳，生不同衾，死后同穴，真乃一曲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哀婉动听的悲歌。英茵死后，日伪报纸曾以“殉情”为题大肆宣传，以掩盖其罪恶的嘴脸。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李士群阻止英茵离沪的黑幕，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了。再加上英茵机智，富有侠骨，唯恐死后连累他人，因此在遗嘱上只字未提这帮汉奸特务的恶行。这也就成了英茵自杀之谜的原因。

1942年1月24日下午，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大厅里，庄严肃穆，哀乐声声。参加吊丧的影剧界同仁有费穆、朱石麟、卜万苍、岳枫、张善琨、顾兰君、王熙春、李绮年、童月娟、夏霞、蓝兰、王 丹凤、孙景璐、黄河、顾也鲁、李英、屠光启、韩非、严俊等约六七十人，前来瞻仰英茵遗容的影迷也不计其数。众多的影剧界同人挥泪唱出了哀伤的挽歌，哀悼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的英茵：

“沉重的钟声低吟哀呜，带来了你死的恶讯。你背负着人间的苦痛，投向那深沉的海底沉吟。海语终难解，激岸成悲声。死的解脱，征服你那脆弱的心。安息吧，英茵！千万人为你惋惜哀伤，千万人在追忆你灿烂的艺风，你艺术的史迹，在人间永生。安息吧！安息吧！”

附：英茵主要电影作品年表

返魂香 （1941）

肉 （1941）

世界儿女（1941）

赛金花 （1940）

压岁钱 （1937）

梦里乾坤（1937）

十字街头（1937）

年年明月夜 （1936）

清明时节（1936）

新旧上海滩（1936）

海棠红（1936）

小玲子 （1936）

桃花梦 （1935）

小姨 （1935）

健美运动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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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三八”妇女节，一代影星阮玲玉在“人言可畏”中自杀而逝。香消玉殒的噩耗传出，单只上海一天就有五位少女为自己崇拜的明星自杀。在这些狂热星迷之中，有一位纯情少女自杀未遂，而后在影界大放异彩，成为独领*的南国影后。她就是李绮年。

李绮年原名李楚卿，天生美貌，单纯柔弱。她生于广东，长于香港。说来可能是巧合，中国早期电影界声名远播的女明星，大多都是“南国佳丽”，像胡蝶、阮玲玉、杨耐梅、陈云裳等，不一而足。李绮年自幼天性活泼，美丽娇媚，但柔中有刚，不乏倔强刁蛮之气，有一种敢做敢为的个性。中学时代，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一有闲暇，她不是看言情小说，就是撒娇向父亲讨钱看电影。只要有阮玲玉的影片，无论如何她都要看，有时竟会看上五六遍不出电影院。在她干净、别致、精巧的闺房里，到处挂着阮玲玉的剧照。她成了一个十足阮玲玉迷。

李绮年17岁那年，逃过父母的眼睛，私下约了两位闺中好友，偷偷从香港搭客轮到上海。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求得一张阮玲玉亲自签名的玉照。令她们三人始未料及的是，她们刚到上海，就在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看到了“阮玲玉服毒自杀，一代艺人香消玉殒”的醒目标题。噩耗传来，无疑给天真单纯的少女当头一棒。她们心中的偶像自杀了。李绮年挂着泪花回到旅社，倒头大哭，纯情少女，在夜晚趁两位姐妹熟睡之际，从西药房买来安眠药，希望能在九泉之中与阮玲玉相遇。幸亏在她倒水时惊醒了同房的两位少女，若不是发现得早，也就不会有日后闻名遐迩的“南国影后”了。

翌日，李绮年要去万国殡仪馆瞻仰阮玲玉的遗容。两位同伴为其虚弱的身体担心，劝她安心歇息，但她坚持要去，同来的好友只好扶着她前去。她们三人互相搀扶着，随同数以万计的影迷缓缓向阮玲玉的灵柩走去。当李绮年走到铜棺前时，竟失声痛哭，几至昏倒，旁边的人看她那悲痛的神情以及娇弱苍白的脸，还真以为她是阮玲玉的亲生姐妹呢！的确，李绮年在天姿上与阮玲玉颇有几分相似。


李绮年自上海回到香港后，仍然忘不掉为阮玲玉送葬的场面，在她向来挂满阮玲玉剧照的闺房内，很快又加上了阮玲玉出殡时的巨幅剪报以及阮玲玉在铜棺内的遗照。

然而，这事让父母看到后却为之不忍。他们认为一个黄花闺女，正值青春年少，怎么可以在房中遍挂死人照片？这岂不充满阴气晦气？一怒之下，父母大人将女儿的偶像照片全部取下焚毁。李绮年负气出走。

女儿一走便杳如黄鹤，这可急坏了她的父母，尽管家人一再托人四处打听，并登报寻找，但由于李绮年下定了离家出走的决心，所以有三四年她都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

一日，李绮年在澳门看到香港一家报纸上刊登有联华电影公司要招考基本演员的广告，于是她心动欲往。使她动心的重要原因是，联华公司就是阮玲玉生前所在的那家电影公司，抱着要做阮玲玉第二的决心，带着那份剪不断的情怀，她——一个天真未泯的少女——又踏上了追寻明星之路。

一到香港，她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到了海外联华电影公司的招考地。她一腔热情，最主要的心愿就是去了却做“阮玲玉第二”的梦。是的，她太激动了，她即将过上她所崇拜的偶像——阮玲玉那种水银灯下风姿翩翩的生活了。

招考的主考官是名演员、名编导赵树焱、关文清、关德兴三人。应考者有20多位少女。主考官先从所寄照片选择，然后通知面试。面试那天，李绮年穿一身粉红色的旗袍，她进门后，注视前方，亭亭玉立，她那娇美的容貌，窈窕的身段，很快引起了三位主考官的注意。他们眼前一亮，连续面试的那么多少女都稚气未脱，言行局促，而眼前的这位妙龄女郎仿佛就是天生的演员坯子。

李绮年适逢二十岁那年走入了影坛，她很快和海外联华公司签订了合同，第一年一百元，第二年二百元，第三年三百元，她需要从最艰苦的基本演员做起。


李绮年天资聪慧，在不到一个月的训练中，她的悟性已为公司同仁认可。刚到联华公司，她受到的是速成训练，公司负责人每天派编导轮流陪她看电影、说戏。无论是西方影片，还是国产片，她都十分认真地咀嚼、体味，就这样，她很快进入了《昨日之歌》的制作之中。

《昨日之歌》是一部粤语片，这是联华公司的第一部用方言拍摄的影片，也是李绮年进入影坛的处女作。令导演始未料及的是，这位影坛新人演起戏来是那么对路，周围的人莫不刮目相看，以为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演员，大有“阮玲玉第二”之势。果不其然，该片上映后，深为观众喜爱，以往对阮玲玉痴迷的追星族们一往情深地追起李绮年来。《昨日之歌》成为粤语片中卖座率最高一片，因此，女主角自此开始大红大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绮年一炮打响后，不但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招来无穷的遗患。在澳门，关于她的谣言、传闻、隐私不胫而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人言夹杂着唾沫一齐向这位弱女子涌来。她的确有些支持不住了，这些传言给予李绮年致命的一击，令她简直没有招架的余地。一位姓庄富商请律师出面调解，要求李绮年于十天之内回到澳门住宅，履行同居合同，否则就要对簿公堂。在这位姓庄的朋友致李绮年的亲笔信中，连她隐私部位有黑痣或红痣之类的恐吓语言都写出来了，这位无耻之徒要挟道：若不回来履行合同，必将其隐私一览无余地披露出来。

事出有因，李绮年与姓庄的富商确有其事。一年前，庄氏在澳门福隆新街嫖妓，他见李绮年青春貌美，娇态迷人，于是产生独占花魁之念。之后以重金将其买出，置入家门，做偏房看待。待李绮年身份暴露后，家中已妻妾成群的庄某遭到了群雌的一致反对。无奈，他只好金屋藏娇，将李绮年带出来秘密同居。

就在少女为此痛苦不安之时，她又听到另一个暂且缓解痛苦的消息，姓庄的富商因妻妾反对，已不敢再张扬此事。这样，她算是松了一口气。

尽管李绮年因个人私生活而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为了事业，她默默地承受着。好在联华公司并没有因为李绮年过去的事情而鄙夷她，反而因她为生活所迫的遭遇可怜同情她，因此才能使她日后有“南国影后”的美名。为表示对她“出污泥而不染”的赞许，联华公司在《生命线》一片仍启用她为女主角。

生活与事业就是这样矛盾。正当李绮年遭受社会舆论诽谤时，她在事业上却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影片《生命线》推上银幕后，李绮年成为香港、九龙、澳门报纸争相报道的对象。人们将男主角吴楚帆誉为“影帝”，李绮年则为“南国影后”。这时李绮年简直有点飘飘然了。

为了追求上座率，在李绮年《生命线》的票房价值一增再增的时候，导演关文清灵机一动，利用观众十分怀念阮玲玉，而李绮年又非常相像的优势，很快根据阮玲玉的生平轶事创造了《人言可畏》这一剧本。

“悲剧影后”由“南国影后”李绮年来演，再合适不过了。单从两人的身世和际遇来看，就有点现身说法味道，更何况后者对前者一直顶礼膜拜呢！可以想见《人言可畏》上映后会有多么的轰动！

在《人言可畏》的拍摄过程中，李绮年全身心地投入，声情并茂。阮玲玉生前的情感波折，悲剧际遇，在李绮年的演饰中得到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再现。该片每上映一场，总是座无虚席，在场的少女莫不为之黯然泪下，唏嘘饮泣声迭起。一位电影评论家说：“活化了阮玲玉，仿佛她又还阳到了人间。”
形势看好，联华公司趁热打铁，紧接着又策划了《摩登新娘》、《山东响马》等影片。《*小姐》、《残歌》等影片亦由李绮年担任第一女主角。到签约期满的第三年，李绮年已成为堪称与当年阮玲玉媲美的女星了。

除了以上影片奠定了李绮年影坛上“南国影后”的地位外，其他如《女战士》、《女中丈夫》、《七姊妹》、《弹性姑娘》、《自梳女》也都巩固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李绮年如日中天，声名显赫，成为艺坛上的红人。正当海外联华公司与其谈续约时，不料上海艺华公司捷足先登，以重金聘李绮年出台。就这样，海外联华公司的墙脚被挖了。在艺华，她为该公司连续拍摄了《女皇帝》、《梁红玉》、《*寡妇》等四部影片。在这些影片中，李绮年担任主角，片酬丰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赢得高薪，又焉知非祸！李绮年拍过《贼美人》之后，在艺华公司每况愈下，一位广东影星陈云裳后来居上。回想当初，她不能不为来艺华后悔不已。毕竟，海外联华公司有她走过的坚实道路。有时环境一变，看似高就，实不如以前。

陈云裳的后起，对李绮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生性倔强的她争胜好强，于心灰之际退出影坛。这时她花期已过，三十有余矣。

退出影坛之后，她靠演话剧为生。年龄不饶人，她深知自己的处境，于是下嫁给一个好吃懒做的小白脸，以排遣她那难耐的寂寞。

李绮年一生坎坷颠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生平最崇拜阮玲玉，不料终究做了“阮玲玉第二”，也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不过，李绮年自杀，不在生她养她的故土，而是在越南的一个城市。

关于她的自杀，还得从她的一个情人谈起。上面说过李绮年曾与富商庄氏有染，就在他们两人交往甚密之时，在一次宴会上，她认识一位远从福州来澳门采购西洋百货的青年商人，此人叫林修文。据说，林修文是黄花港七十二烈士中的英雄——林觉民的堂侄。李绮年曾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待林修文自我介绍后，本来就崇拜英雄的美人李绮年不得不对其平添几分好感。加之林修文文质彬彬，谈起话来文绉绉，两人自此交往频繁。林修文每次来澳门进货，必到李绮年住处下榻，两人曾私订终身，海誓山盟。

抗战爆发后，李绮年劝林修文弃商从军，以身殉国。为此林修文挺身而出，并以小诗相赠，以表心志：“从军报国不负卿，杀敌疆场抗倭军。但愿凯归结连理，偕赴黄岗祭叔灵。”李绮年接此诗后，心潮澎湃，她为自己结识的林氏之大丈夫气概所感动，并以身相许。她与林修文分别后，一直珍藏着这首小诗。这是他们俩共同拥有，只有天知地知的美好感情。也是李绮年在日后受尽磨难，强力支持自己的精神支柱。

1942年12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李绮年自此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祸不单行，她那位情郎也在弃商从军后战死在沙场。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一代影后方在息影后下嫁给了黎化做妻子。可悲的是，她选择的终身依靠竟是一位好吃懒做、吃喝嫖赌成性的浪荡男人。一段生活之后，本来就为失去英雄而消沉不已的她对生活绝望了。

就在国共之战即将结束，东方微光即露之时，李绮年率一个话剧团前往越南演出。在越南李绮年吞服安眠药自杀。她死前曾有言说，我一生像我自己崇拜的阮玲玉一样，最后嫁的丈夫也像阮玲玉的丈夫张达民。

红颜薄命，是封建社会下产生的莫名其妙的逻辑。李绮年终于在这逻辑中走完阮玲玉的道路，做了“阮玲玉第二”。

附：李绮年主要电影作品年表

卖肉救家姑 （1949）

花香衬马蹄 （1948）

*女贼 （1948）

七月落薇花 （1948）

冷月照郎归 （1948）

贼美人 （1942）

*寡妇 （1941）

天长地久 （1941）

现代青年（1941）

虎啸枇杷巷 （1940）

千金一笑 （1940）

梁红玉 （1940）

女皇帝 （1940）

银海鸳鸯（1939）

胭脂马 （1939）

西关四美人 （1939）

夜光杯（1939）

三审玉堂春 （1939）

姑缘嫂劫 （1939）

太平洋上的风云 （1938）

女战士 （1938）

叱咤风云 （1938）

柳曼玲（1938）

女中丈夫 （1937）

少妇的疯狂 （1937）

七姊妹 （1937）

女性之光 （1937）

弹性姑娘（1937）

自梳女（1937）

有女怀春 （1937）

重见天日（1937）

*小姐（1936）

女间谍（1936）

人言可畏 （1936）

生命线 （1935）

大傻出城 （1935）

昨日之歌 （1935）

残歌（1935）

摩登（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