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使生命年轻－112岁许哲居士真正的富贵人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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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岁念小学

　　

　　当时，许哲已经二十几岁，却还是一个文盲。

　　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女孩子根本没有地位，更别说受教育。没有读书的许哲，只能从事打扫的清洁工作，上进心强的她，一直在寻求就学的机会。

　　当时，槟城附近有一个天主教姑娘堂(修女会)办的小学，每次经过学校，听到小学生琅琅的读书声，她就不禁驻足，凝视着教室内那一张张童稚的脸庞，正专心听老师讲课。她心中十分羡慕：“我一定要读书识字，我不能一辈子给人家扫地。”

　　有一天，她鼓足勇气走进学校，告诉姑娘堂的修女们：“我想要读书，可是我没有钱，我可以帮你们打扫，洗衣服，请你们让我读书。”

　　修女们很仁慈，答应许哲的要求，并且让她住到教会后面的房子，每个月四块钱的房租，则是以打扫、拖地、洗衣服，做家事来抵偿。就这样，许哲开始了她人生第一个阶段的求学，当时她已经二十七岁。

　　盼了二十多年的求学梦，终于实现，许哲像一块缺水的海绵大量吸取知识之洋，她每天认真地读书，虽然放学后还得做许多事情，但是，她内心有着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快乐。

　　在传统的保守社会里，女孩子到了二十多岁还没结婚，就会被称为是“老姑婆”。一般人认为，女孩子养大了，没有男人来提亲，只有两个原因，不是脾气太坏没人要，就是身体有病才嫁不掉。

　　年届三十的许哲，又是小姑独处，不禁引来一些多事者的关心，每天都有人上门说媒，家里的门槛被这些三姑六婆踏进踏出，都快踏平了。

　　“妈妈，下次这些人再来，我就把大门关起来。”看到母亲为了应付这些人而烦恼，许哲也觉得十分心烦。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不能这样子。”母亲说。

　　“如果这样，那我就只好逃走。”许哲这样告诉母亲。

　　母亲以为她说说算了，没想到，她为了逃避那些令人不胜其扰的事，真的一个人悄悄离开槟城来到香港。

　　初到香港，许哲依旧做清洁工作。有一天，她看在香港报纸上一则“征聘启示”，有人要征一位能够手写速记的秘书。许哲一看到这消息，立即前往应征。

　　她回忆说：“那次的应征很特别，老板是德国人并没有给我考试，就叫我明天来上班。原来他是研究字体的，看应征信就知道这个人能不能用。”

　　因为能流利地书写中、英文，许哲顺利地获得了这份工作。

　　避难到重庆

　　一九三七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卷入一场野心掠夺的攻防之战。一九三九年，日本攻打香港，许哲的老板将香港的办公室移到重庆，许哲也因此来到重庆。

　　避难到重庆，许哲依然得心应手地工作。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因为老板的关系，许哲还曾经替蒋介石和宋美龄发英文新闻稿给当时在重庆的英、美报馆。那一段日子，许哲过着富足优越的生活，当时，一般人平均月薪是二十元，许哲却已经领取一百五十元的高薪。

　　有一天，她和朋友到一家高级餐馆吃饭，那是一家装璜华丽的餐厅，柔美的灯光配上悠扬的古典音乐，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盛着香醇美味的葡萄酒，使人的用餐情绪格外浪漫、愉悦。

　　吃完饭走出餐馆，突然有一个人趋向前挡住她的去路。

　　“请你好心给我一分钱买面包，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那人伸出又黑又瘦的手，向许哲乞讨。

　　当下，许哲心头一震，“这世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饿好几天没饭吃。我刚刚那一餐饭，可以让好多穷人吃好几天了。”望着那可怜的人，许哲告诉自己：“从今以后，我不再多花一分钱在自己的吃喝穿着，如果我再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我就是掠夺穷人的钱。”

　　舍弃高薪为助人

　　战火蔓延到重庆，原本宁静的山城，出现许多的流民伤兵。

　　当时，有一个英国的救伤队来到重庆，这是一个反战的和平组织，成员里大都是一些十七八岁，正在服兵役的男孩。这些初次离家的大孩子置身在一个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山区，生活相当不适应。因为许哲能说英语，他们便希望许哲能到救伤队帮忙。

　　许哲了解到，这是一个反战的救难组织，于是，毫不犹豫地辞去原有的高薪的工作，加入他们的行列。在救伤队里，许哲扮演起“母亲”的角色，为那些离乡背井的大孩子们充当翻译，并且为他们打扫、煮饭、洗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抗战结束后，在重庆住了四年的救伤队返回英国。

　　一九四五年，许哲希望进入护校学习，因为，她的内心对贫苦、病弱的穷人有一份很深的牵挂，她希望自己能学会护理工作，将来才能为老人、穷人、病人服务。

　　当时，护校的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十七岁到二十五岁，许哲的年龄已经四十七岁，学校怎么可能收她这个“老学生”。许哲并不气馁，她写信给护校校长，表明自己学护理的心意，信中提到：“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穷人。”这一句话感动了护校校长，破例准许她入学研习护理课程。

　　护校八年，许哲用心学习，她学习到从小孩至老人，从出生到死亡，从身体到心灵，各种不同层面的照顾与养护，她默默许下心愿，要将所学的一切知识与技能，完全奉献给需要的病人、老人与穷人。

　　前往巴拉圭

　　一九五三年，许哲自护校毕业。有一天，她收到一封寄自南美洲巴拉圭的信函，那是一个由二十一个国家成员（加上许哲是二十二个国家）所组成的“兄弟协会”。这个组织源自一九三三年，犹太人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来到了南美洲，在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等他们生活安定，行有馀力，他们决定筹办一个收容所，主要收容沦落他乡的白人，后来也为当地贫病无依的人看病。这个组织里的一位成员，曾在中国见过许哲，知道她发愿要无条件为穷苦的病人奉献，便写信邀约她前往巴拉圭。

　　许哲得知这个“兄弟协会”是一个专门收容穷人的慈善机构，其秉持着“世界一家”的理念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她便毅然前往巴拉圭。

　　“兄弟协会”很简陋，里面只有三位医生，却要照顾很多病人。许哲的到来成了收容所里唯一的护士，因此，她的工作格外繁重。在收容所工作，是没有薪资的发给，虽然忙、累，但她内心始终是愉快的，能将自己所学奉献在穷人身上，为他们减轻病苦，她感到很安慰。

　　一九六一年，已离开母亲三十多年的许哲，突然收到母亲的来信。

　　八十四岁的母亲在信中说到：“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穷人，妈妈只有一个，我老了，你回来吧！”就这样一句话，把远在巴拉圭的许哲拉回到槟城。

　　自离开槟城到香港，辗转到了重庆、英国、巴拉圭，阔别三十馀年，许哲又回到母亲的怀抱，母亲几十年来思女之情终于获得了慰藉。

　　在槟城待了两年，因为妹妹罹患心脏病，要到英国就医，许哲便带着母亲到新加坡与姊姊同住。

　　一心照顾穷人

　　来到新加坡，许哲从姊姊口中得知有一个穷人医院，从一九一O年创办至当年，没有一个护士。当时里面三百八十个病人，因为医疗人员不足，无法得到适当的照料，她便自己推荐到医院来照顾病人。

　　许哲这一生，除了为当秘书那段时间有领薪资之外，其馀工作都是无薪职。

　　“我之所以到那个医院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请不到护士，这正是我要去的条件。”这是许哲异于常人的思考模式。

　　许哲的想法是，如果一家医院有钱，可以很轻易地花钱请到护士来照顾病人，可是这家穷人医院，因为没有钱，没有人要去，所以她去。

　　“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照顾穷人，而是他们需要，穷人也需要照顾，需要有人爱他们。”许哲说。

　　在医院服务了两年七个月又19天，许哲决定自己办“老人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忍老人受饥饿。

　　在那所医院的老人，一日只进食两餐。早晨七点一杯咖啡，十二点吃午餐，下午一点两块饼干，下午四点吃晚餐，晚上八点再给一杯咖啡。从下午四点到隔日中午十二点，整整二十个钟头，对那些身体病弱、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来说，漫漫长夜里，躺在床上没有别的事，就是想着肚子饿。

　　许哲看了非常不忍，她为老人们向院方争取多一餐饭，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在这里，已经比他们在自己家里好多了。”

　　经过多次沟通，得不到院方善意回应，许哲感到很失望。当时她得到姐姐财务上的支援，每天买面包给三百八十位病人吃，亲手派送，楼上楼下的跑。姐姐深受感动，决定支持许哲办老人院。

　　创办“养老病院”

　　

　　“我的姐姐是新加坡的一所学校的教长，她有一点积蓄，当我把办老人院的想法告诉她，她马上将自己存款提领出来，买下一块地，准备建造老人院。”

　　一九六八年，许哲的“养老病院”成立，完全免费地收容了两百五十位的贫病老人。

　　初期，养老病院的一切开销，都由姐姐承担。许哲说：“姐姐的生活非常节俭，对我的想法相当支持，只要我需要钱，她二话不说就拿钱给我。”

　　其实，许哲姐妹照顾穷人的心，是来自童年时期母亲的身教。当时，虽然家里很穷，但是，只要有穷人到家里来要饭，母亲总是会想办法分一些给他们。耳濡目染下，母亲的慈悲善行深深影响许哲姐妹，使她们拥有一颗仁慈博爱、欢喜布施的心，无我无私地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后来，姐姐去世，她把所有遗产都给了许哲，许哲拿这些钱，帮助穷人购买房子。

　　“有一天，我梦见姐姐在天上，穿了一身白衣，全身发光，对着我微笑。我告诉她，姐姐，我也要上去。姐姐说：不行不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知道，她一定很高兴，我把她的钱都花光光了。”许哲笑着说。

　　许哲对老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待自己，却过着如修行人般的“安贫”生活。她的饮食极为简单，一天只吃一餐，通常是一份生果蔬菜或是一杯鲜奶。她说：“我从小就吃素，因为我对鱼、肉过敏。”她也不曾花钱在自己的衣着上，她都是穿别人不要的衣服，有时从垃圾堆里捡来，洗干净再穿。许哲认为，“穿衣服是为了保暖和蔽体，无所谓好看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