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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怡保轶事

热度 2已有 1190 次阅读4-3-2010 02:03 AM |

怡保轶事 - [Travel | 景行行止]2007-09-10

“怡保?没什么特别。”说话的人是冈林利树和定冈大佑,直到告别的时候,我也没能分清楚他们俩:个头差不多,穿宽松的长裤,人字拖,裸着上身,在头顶扎一个发髻,蓄着两撇胡子,像是从日本浮士绘上走下来的浪人。这么说也没错,他们结伴漫游马来西亚,在夜市里击鼓和歌,演唱呼麦——一种同时发出两个以上声音的奇特和声,赚取旅行补贴。在成为街头艺人之前,他们的职业是 “渔夫”,受雇于北海道的渔业公司,我禁不住想像他们这样打扮着去捕鲸的场面。

他们的评价在我意料之中。此前,已经有人这样告诫过我。一个是马来西亚本土艺术家,在欧洲生活多年;一个是出生在伊朗会五种以上语言的加拿大教授,他用中文说“怡保,挺无聊的”。

然而,我还是坐上了从吉隆坡开往怡保的巴士,将马来西亚之旅的最后一日冒险押在这座城市身上——多少是受了电影的蛊惑。离开中国前,看了谭家明封刀十七年之后的首作《父子》。郭富城的个性演出,与杨采妮、林熙蕾的床戏都不及电影中的南洋风光让我着迷。DVD机吐出碟片,整个房间仍映照在蓝绿相间的色调之中,像坠入热带水域,阳光透过飘浮的水草,映出水底的青苔。《父子》的拍摄地就是怡保。


汽车在四季常绿的半岛行驶,高速公路将橡胶林切割开来,随地势上扬,延伸到半岛深处,山间飘着云雾和雨,山岚之下,是印度人栽种茶叶的金马伦高原。怡保在高原侧翼,名字是IPOH的音译,源于当地一种有毒的树,当年的土著用树的汁液涂抹箭簇,射杀野兽。这些最早为怡保命名的原住民已经消失,在婆罗洲的原始丛林里仍保留着一部分,满足着观光客的好奇心。

早年来怡保定居的华人更愿意叫它“山城”,群山与近打河交合,孕育了丰富的锡矿,怡保的第三个名字便是“锡都”。最早来此开发锡矿的大多是客家人,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从福建和广东被卖到矿山做苦劳力。露天的矿山设备简陋,他们靠肩挑手抬,忍受湿热的气候,在随时可能倒塌的行道里劳作,死亡率极高。华人不仅是无产阶级,也是资本家,截止1874年,马来亚所有的锡矿业都由华人资本掌控,在其后的数十年里也一直占有95%以上的绝对优势。怡保当年依靠锡矿发达的富豪中,最著名的是姚德胜。他1859年生于广东平远,19岁时随本邑水客远渡重洋,在马来西亚芙蓉镇做锡矿工人起家,后转至怡保经商,成当地首富,将经商所得投资锡矿,采用新式采矿法,获利甚丰,人称“姚百万”。

怡保至今仍有70%以上的居民是华人,在我到过的几个马来西亚城市里比例是最高的,然而,这里的唐人街却最是寂寞。槟城的唐人街也破旧,但充斥了小旅店和小酒馆,满街的人车喧哗,间杂纯中国样式的庙宇大屋;马六甲又是另一样,一间挨一间的古董铺,本地艺术家贩卖书签、刻纸、明信片、T恤衫,整洁而有殖民地意味;芙蓉的唐人街纤小整洁,坐满了白领男士和白领女士,相当商务;至于吉隆坡,唐人街就是食肆,从早至晚不停歇,比起其他城市来味道并不正宗,价格又昂贵,只是沾了首都的地气,自然繁华。

怡保却不同,近打河两岸的房子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大部分是两层的骑楼,屋脊线上的装饰仍为中国特色,黄色、蓝色、绿色的外墙却是热带风情。细雨微斜,下午三四点钟,河水一侧的旧街场上竟没什么行人,大部分的铺面都关着,好像被施了魔法,沉沉睡去。


终于走到一家糖水铺,也是要打烊的模样,只有红豆沙可卖,边吃边向店主打听。女店主招来两个男人,待男人听得明白,手一指街的对面,就是那儿啊,那儿就是郭富城拍《父子》的地方,李安拍《色•戒》?就在前面左拐走过两个路口的街。他们彼此说带着南洋口音的粤语,对我说带南洋口音的国语,味道像橡皮糖。

对面的店也关着,二楼是律师事务所,上下望望,看不出和电影有什么关系。旁边是一家照相馆,临街的大橱窗里摆着几张照片,古旧的模样让我相信这家Modern Studio已经存在了50年,照例,照相馆也没开张。乌鸦停在拱形的走廊上,见我走过,便扑剌剌散开。拐过去,是名为“天津饮冰室”的老店,我心头一振,仿若突然的时空转移,不知与梁启超有什么渊源。一个老妇人端了盆水出来倒,我打招呼,里面一个老先生说:往前走,就在前面一个路灯下面。天色暗,路灯还未亮,站立许久,却不能将这寂寥的街道复原为旧上海的旖旎。

1892年怡保大火,商铺毁坏过半,1904年英国殖民当局延请姚德胜重建街市,他慨然应允,重造店铺300余间,还在旧场街对岸建造新场街,店家绵延一公里。姚德胜曾为清朝黄河水灾的灾民捐款,又斥巨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晚年回到广东,建厂办学,死于故里。

1950年代,怡保都是马来半岛最时髦的城市,遍布电影院、娱乐场、歌舞厅,声色犬马。这种排场没有维持太久,随着锡价下跌和1970年代锡矿关闭,怡保经济衰退,年轻人纷纷出走,它赢得了第四个名字“死城”——《父子》的故事大概就发生在此时,它并非一流的电影,但非常动人。母亲离开嗜赌的父亲,父子二人相依为命,最后流落街头,父亲教唆儿子偷窃,儿子被抓,在看守所一向乖顺的儿子咬掉了父亲的半个耳朵。这是一部非常80年代文艺气质的电影,不仅因为影片中故事发生的环境,还因为导演讲述故事的方法。他极认真地对待爱、诚实、责任,属于真善美尚未被解调侃的年代。怡保正适合这电影——确实,这里的唐人街是我去过的最衰败的一个,最伤感的一个,最无奈的一个。


直到夜晚,我才在用姚德胜名字命名的新场街找到怡保的些许活力,蛰伏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消夜,临时摊贩挤在街道中央,出售廉价的衣服和小玩意儿。怡保的小吃非常有名,据说是因为近打河水特别清澈而富含矿物:芽菜鸡中的豆芽和鸡肉似乎用麻油浸过,有种熟悉却又道不出的香味;卤豆腐细腻嫩滑,不知怎样形容它的好吃;还有白咖啡,传说几十年前,旧场街有位华人发明了一种烹制咖啡的方法,有特殊的香味……然而热闹只集中在这一条半的街上,黑夜中的怡保比白天更幽怨神秘,半开的门中小女孩伏案做作业,旁边是观看旧年港产连续剧的奶奶;堆积的柚子等待顾客,店名叫做“杨三妹”;疑似色情场所的小酒吧,亮着暗红的灯光……旧场街和新场街的怡保好像被封存了,天气总是炎热与湿润,阳光交替雨水,时间也也走得特别缓慢。

这就是全部,“怡保,没什么特别”,我想起流浪艺人的提醒,他们一定在这儿没赚到几个令吉。
在离开马来西亚的日子里,怡保却颇让人念念不忘,我一直没有找到原因,直到《色•戒》上映在即,李安的访谈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娱乐版面,他说在上海拍电影,一半以上道具都找不到。“过去”被橡皮擦抹掉了,除了碎屑,荡然无存。此时,我才明白怡保的意义。它保存了记忆,不仅是南洋的,也是所有华人共通的。一百年了,一切都在那儿,多么好。

这样的地方在中国找不到了,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我往往觉得南洋的华人比我更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在唐人街经营小旅馆和茶餐厅的小老板,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讲话的方式,无论热情还是矜持,都更接近我想像中的上世纪初的中国人,是经年沉淀下来的气定神闲,他们连同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居住同样的房子,操持同样的生意,他们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也同样,人与周遭的物事融为一体,他们就是这房子本身。

电影的片断在脑中复苏,我以为那次寻找徒劳无功,其实已经找到了:狭窄的街道,高大屋顶上悬挂着的旧电扇,磨损的衣柜和上面的镜子,半透明玻璃百叶窗,格子布床单,用白漆写在木板上的旅馆房间号,旧式的洗手池,清澈河水上高大树木的碎影,老字号的永远也不扩大规模的餐厅,代代相传的手艺,“唐洋百货”是杂货铺的招牌,“闻香下马”是茶餐厅的招牌……这一切与那没有被高楼大厦压迫的恬静气氛,让我感到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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