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怪中國再怪AI 美國病了

dalap

2026年美國畢業季，一場大學典禮上的場景引發輿論討論，網路巨擘谷歌前執行長施密特，在演講中談論AI、未來與機會時，遭學生噓聲打斷。對許多年長世代而言，這樣的畫面難以理解。過去，美國年輕人崇拜矽谷創業家與科技領袖；如今談論「科技改變世界」，卻不再令人熱血沸騰，反而引發焦慮與反感。


年輕一代 悲觀迷惘

這不只是一次演講風波，而是美國社會深層裂痕的再次浮現。若說20年前美國的矛盾，是全球化造成的「一個國家、兩個世界」，那麼進入AI時代的美國有了新版本：科技菁英樂觀，年輕人悲觀；資本市場興奮，青年迷惘。這就是所謂的「美國病」，「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的病。

2000年前後，美國相信全球化，華府主流菁英認為，自由貿易與產業分工能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也能讓美國維持世界經濟核心地位。中國加入WTO後，大量製造業外移亞洲，美國跨國企業獲利驚人，華爾街與科技業快速壯大，沿海城市愈來愈繁榮，另一個美國卻逐漸沉沒。

從密西根、俄亥俄、賓州到威斯康辛，工廠關閉、工作流失、社區衰退。美國經濟學界歸納後稱為「中國衝擊」。對紐約與加州的全球化菁英而言，中國代表市場與商機；對鐵鏽帶工人而言，中國成為奪走工作與未來的象徵。於是，美國不同階層的人，開始對「美國是否成功」產生不同的感受。

一個世界，是金融、科技與全球化菁英眼中的繁榮美國；另一個世界，是去工業化、工會衰退、階級停滯的失落美國，這種裂痕催生了川普主義。

川普把這種失落感政治化，告訴工人：「不是你們失敗，是華府菁英背叛你們。」他把憤怒指向中國、全球化與美國建制派。這些說法精準擊中中下階層的不滿。2016年川普崛起，某種程度就是美國「兩個世界」矛盾的大爆發。

美國還沒完整消化全球化的衝擊，新的AI革命又開始。這一次受衝擊的不再只是藍領工人，而是大量白領初階職位。從基礎程式設計、文書處理、客服、翻譯到部分內容創作，AI開始展現替代能力。過去，大學畢業生至少還能從基層工作慢慢累積經驗，如今，許多年輕人卻發現，自己還沒進入職場，階梯已開始消失，美國再次出現「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 矛盾爆發

一個世界，是矽谷、資本市場與科技巨頭眼中的AI黃金時代，另一個世界，是青年世代的現實焦慮。施密特說「跳上火箭船」，但對部分畢業生而言，他們甚至連登船口在哪裡都不知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時代怪中國，AI時代怪人工智慧，但兩者背後，其實是同一種結構問題。過去40年，美國經濟成果的分配方式逐漸改變。全球化、金融化與科技平台化，使資本收益成長速度，遠遠超過一般勞動所得。根據美國聯準會資料，美國前1％家庭持有的財富，超過全國總財富30％；而最底層50％人口持有財富，僅約2％至3％。同時，美國股市與科技資產持續上升，但一般薪資成長卻明顯落後。

美國不是沒有成長，而是成長愈來愈集中，該警惕的對象，不是中國，也不是AI，而是美國社會長期形成的結構性裂痕。當財富與機會愈來愈集中，社會流動感下降，人們就會開始覺得：自己被時代拋下了。

美國並非沒有面對過類似危機，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後，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New Deal），透過累進稅制、金融監管、工會制度、社會福利與大型公共建設，重新平衡資本與勞工關係，也重建美國中產階級。二戰後數十年，美國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穩定、強大而有吸引力的國家，很重要原因，是它有效降低了極端貧富差距，讓多數人民分享到經濟成長成果。

美國不需要找敵人，而應找回羅斯福時代「讓成長由全民共享」的治理思維。否則，科技愈進步，美國社會可能愈分裂，這是「美國病」最危險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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