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兰丹伊党治下，关门最坚决，发展最迟钝

大炮勇男1

大家好，我是刘有发。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节庆营业通知，
而是把吉兰丹治理优先序彻底暴露出来的一纸命令。
在州行政会议正式拍板之后，
丹州规定全州大型超市、商场在开斋节首日全面停业，
哈芝节首日也比照办理，
速食店与便利商店则要到下午一点后才能营业，
节日前夕还可以申请延长到午夜。
先是否认流传通知，
再在行政会议后把同类政策正式制度化，
这已经足够说明一件事，
丹州执政团队最熟练的事情，
不是发展，
而是限制。丹州政府把理由包装成员工福利，
说这样做是为了让零售员工能和家人完整过节。
这句话单独拿出来看，
并不难听。
世界上不是没有节庆缩短营业时间的做法，
也不是不能尊重宗教节日。
真正刺眼的地方在于，
一个长期在收入、产业、水供、基础建设上都显著落后的州，
最先展现出来的行政决心，
偏偏总是对商业活动下刀。
如果真把劳动者福利放在中心，
那就该更积极处理工资、
排班、
交通、
育儿、
职业保障这些硬问题，
而不是优先决定谁什么时候必须关门。从时间顺序看，
这更像一条早就铺好的政策路线，
不是临时起意。
二零二五年，
丹州已经要求四类大型商业在开斋节首日停业。
到了二零二六年二月，
州政府又宣布重新检讨这项措施，
因为前一年的执行并不完整。
本周初，
当流传通知引发争议时，
州行政议员先说尚未定案，
但也承认首日关闭本来就是讨论方向。
等到行政会议结束，
原本还带试探意味的方案，
就变成了正式命令。
这说明丹州不是被舆论逼出来才行动，
而是一直在摸着边界往前推。 所以，
这张禁营业令的本质，
并不只是一天假期安排，
而是一种治理风格的延伸。
丹州这些年的政治惯性，
一直都是把商业空间、娱乐空间、公共空间，
尽量纳入道德规训的框架。
电影院口头上说不是绝对不能开，
可条件却严到连黑暗环境和祈祷时段都要受控。
商业场所的穿着尺度，
也曾因为所谓端庄标准闹到非穆斯林被执法罚款。
当一个州的行政机器最熟练的本领，
是规定什么能放映、
什么该怎么穿、
什么时候必须关门，
这个州当然会越来越像被管束的生活区，
而不是欢迎投资、
欢迎多元生活方式、
欢迎现代服务业扩张的经济体。把公开数据摊开来看，
丹州的现实并不好看。
二零二四年，
丹州人均经济产出只有一万七千三百六十八令吉，
全国平均却是五万六千七百三十四令吉，
差距已经不是慢一点的问题，
而是整个发展层级被甩在后面。
同样一套最新数据还显示，
丹州住户平均收入全国垫底，
只有四千零八十三令吉。
贫穷发生率则高达百分之十一点五，
全国仅次于沙巴。
一个发展成绩单如此薄弱的地方，
却总把最大的政治热情放在商业限制上，
这就不是务实治理，
而是优先序错位。再看劳动与产业结构，
问题就更清楚了。
丹州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只有百分之一点七，
劳动参与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点七，
失业率是百分之三点六。
经济结构里，
服务业占到百分之七十一点七，
农业占百分之二十点一，
制造业却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正式领域员工在二零二四年第四季的月薪中位数，
也只有一千六百六十四令吉，
属于全国最低一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丹州本来就更需要一个开放、
稳定、
可预期的商业环境，
更需要城市消费和服务业活力，
更需要给年轻人一个能留下来的现代就业生态。
可它现在最积极做的，
却是把商业活动进一步宗教化、
行政化、
象征化。更讽刺的是，
在最该见真功夫的公共服务上，
丹州长期卡在低水平。
审计报告列出的处理水覆盖率显示，
丹州全国最低，
只有百分之七十三点九。
国会答复又显示，
该州无收益水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四点五，
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处理水在送达用户前就流失掉了。
连州内水务单位自己都承认，
要把处理水覆盖率从大约七成多提升到全面覆盖，
目标竟然排到二零五零年。
一个地方连稳定净水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却能高效率地决定商场哪一天必须停业，
这就不是资源不足四个字能解释的，
而是施政优先序出了根本偏差。而且丹州面对的还不是单一短板，
洪灾就是另一张账单。
统计部门关于二零二四年洪灾损失的特别报告写得很清楚，
全国洪灾损失达到九亿多令吉，
其中丹州是受创最重的州之一。
单是住宅损失，
丹州就达到一亿三千九百万令吉，
商铺损失也有二千七百一十万令吉，
同样处于全国最高水平。
换句话说，
这里真正迫切的工作，
是排水系统、
河道治理、
城乡基础建设、
灾后韧性、
商家复原能力。
但这些都需要长时间投入，
需要专业治理，
也需要承担结果。
相比之下，
一纸禁营业令廉价、
显眼、
立刻见效，
政治回报还高，
自然更符合意识形态行政最爱走的路。 当然，
丹州的问题不能完全撇开联邦与州关系。
过去很长时间，
伊党执政丹州却在联邦层面属于反对派，
丹州社会一直存在被财政歧视、
被石油收益争议拖累的发展叙事，
这并非完全无中生有。
但这个解释只能解释一部分，
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九九零年以来长期由同一政治传统掌握州政权的地方，
到今天仍把最可见的行政效率，
用在营业时间、
电影院条件、
道德边界和商业规训上，
而不是用在提升基础治理能力上。
外部条件会构成压力，
却不能替内部选择开脱。更不能回避的是，
这套模式在选举上恰恰是成功的。
二零二二年国会选举，
国盟拿下丹州全部十四个国席。
二零二三年州选，
伊党与土团党又拿下四十五席中的四十三席。
研究者对伊党在马来穆斯林地区崛起的总结也很直接，
它靠的是宗教身份代表性、
基层网络动员能力，
以及选民对传统政党的失望情绪。
这就意味着，
丹州长期存在一种特殊的政治交换。
选民投票时，
很多时候不是先看谁最会拉高收入、
改善水供、
扩大产业，
而是先看谁更像宗教边界的守门人，
谁更像马来穆斯林身份的坚定代表。
只要这套交换关系没有被打破，
发展迟缓就很难在选票上形成真正惩罚。伊党在丹州最高明的地方，
也恰恰在这里。
它不是用高速增长来换选票，
而是把很多原本该被追问的经济短板，
重新叙述成价值选择。
没有电影院，
可以说成娱乐不必过度。
商业管得更严，
可以说成社会更有边界。
生活空间更窄，
可以说成这是对道德秩序的坚持。
发展慢，
甚至都能被包装成不向消费主义低头。
久而久之，
一些本应被追责的治理缺口，
就这样被重新涂上一层道德光环。
这才是丹州政治最难缠的地方，
因为它让落后不再只是落后，
而是被叙述成一种值得自豪的纯洁。 于是，
禁营业令就成了一种低成本、
高辨识度、
高情绪回报的政治产品。
对州政府来说，
它几乎不需要巨额财政，
不需要复杂工程，
不需要几年后的硬成果，
却能立刻向基本盘证明自己还在守住价值边界。
对官僚系统来说，
这种政策最容易执行，
也最容易通过执法展示存在感。
对党机器来说，
它又是最好传播的象征动作，
能把公众讨论从水供、
薪资、
产业、
青年外流，
重新拉回到谁更虔诚、
谁更坚持、
谁更敢管。
代价则由谁承担。
由商家承担经营不确定性，
由消费者承担便利性下降，
由零售员工承担节前更长的加班压力，
由非穆斯林和城市青年承担越来越窄的生活空间，
最终由整个州承担投资吸引力继续下滑的后果。接下来大致有三种走向。
第一种，
丹州把首日闭店彻底常态化，
以后每逢重大宗教节日都照着这个逻辑推进，
只是对少数行业保留有限例外。
第二种，
原则上仍然闭店，
执行上不断增加弹性，
让更多商家通过申请或行业分类获得松动。
第三种，
真正把焦点转回劳动福利、
水供改革、
产业升级和灾害治理，
让宗教节日回到社会习惯，
而不是行政强制。
以目前的政治结构看，
第三种恰恰最不可能。
最可能出现的，
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混合，
也就是象征性禁令继续保留，
但为了减轻商业反弹，
在细节上不断开口子。
原因很简单，
这套模式对执政者的政治收益太高，
而对其选举成本又太低。 所以，
别把丹州的问题理解成居民过不过节，
也别把它简化成保守与开放的口水战。
丹州人民并不落后，
落后的是那套把限制当政绩、
把规训当治理、
把停滞当纯洁的政治方法。
当州政府能够最迅速地命令商场闭门，
却没有同等决心让家庭得到稳定净水、
让青年得到像样薪资、
让产业获得扩张空间时，
这个州输掉的就不只是便利，
而是下一代的时间。
真正可怕的，
从来不是关门一天，
而是执政者把关门这件事，
做得比发展还熟练。

我是刘有发，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