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cct2050 于 22-7-2016 09:15 PM 编辑
下文解析什么是裙带资本主义
香港裙带政治痼疾从何而来 严飞 2014年8月22日
《经济学人》上半年发布了一项“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高居全球第一，富豪财富占GDP的比重接近80%。在其他大型经济体中，俄国排名第二，英美分别排名第15、17位，而中国内地则排名世界第19位。
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指的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沿着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特别是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合谋，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集中在一个具有庇护关系的小圈子里，并且在基础行业里形成垄断和财阀，导致私人政治凌驾于公共政治之上。譬如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在后共产主义的政治转型中，政治人物获得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导致商品价格逐年抬高，这些政治寡头的身家也水涨船高。排名第四的乌克兰也是相同的情况。
（2014年3月《经济学人》关于“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调查报告图示）
按照《经济学人》的界定，有十个行业被定义为高度竞租产业：赌博；煤矿、棕榈油、木材；军工；存款银行以及投资银行；基础建设以及管线；油、电、化学品以及其他能源；港口、机场；不动产及建筑业；钢铁冶金和采掘；公用事业及电信业。依靠这十个行业产生的亿万富豪财产占GDP的比重就构成了裙带资本主义指数。虽然《经济学人》也强调，竞租行为，有可能是合法，也有可能是不合法，但垄断行业更容易产生腐败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曾指出具有党员身份的企业家因为与政府关系良好，从而有更高的比例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帮助，赚取市场利润，这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种裙带关系？
而有着“李家城”别称的香港，贫富差距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都极为严重。城中富豪们多从事房地产、能源、公用事业、基础设施、港口等行业，特别是香港的大型房地产商，更是形塑出地产霸权的垄断局面，不仅导致香港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地产行业，也迫使整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运行逻辑，也被地产主义思维方式所主导。自九十年代起，香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三大地产商，其新落成的楼宇数量，占市场四成以上。另一方面，大地产商囤积居奇，至2012年末，香港五大地产商的土地储备，可以新建超过9.1万个700呎住宅单位，仅比政府所拥有的土地储备少三万个。如果加上地产商收购的农地，则可建单位数目，是政府的四倍。根据《2013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全球十大房地产商中，头五位都在香港，数目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总和。这些富人们居住在山顶的豪宅中，而居于新界、九龙深水埗这些地方的贫穷人士，只能挤在狭小破旧的笼屋中。 那么，香港裙带资本主义的痼疾从何而来？
曾于九七回归前担任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政府智囊顾汝德（Leo Goodstadt），在其著作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官商同谋——香港公义私利的矛盾》）中明确指出，香港最基本的政治生态是勾连政治，政府先和地产霸权结盟，然后再和大陆一些权贵勾结，三者在十几年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利益网，共同主导了香港的政治发展。
我曾经在一组《管治困局与殖民主义原罪》文章里指出，九七之前，港英政府在香港的管治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原罪色彩，即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殖民地政府先天缺乏当地人民的认可，因此任何的殖民地管治都带有政治原罪，只能通过增加被治精英的参与与认同来达到维持良好管治的目的。特别是在港督麦理浩时代，麦理浩决定启动多项社会改良，通过推动香港社会的发展以确保在即将到来的中英谈判这一关键时刻中占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港英政府开始大量吸收商界精英（特别是地产界大亨），并将他们视为“社会代表”去辐射更广大的普通民众。这种所谓“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一方面可以确保本土华人的商业利益，在官商权力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携商界精英，通过这些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的“中介”们的运作，以达到维持良好管治的目的。
中英谈判开启之后，原有的四大英资垄断行（怡和、太古、和记黄埔和会德丰）从香港撤出。这四大行的市值占当时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近半，有能力操控货币供应、股票市场及政府政策。而当他们撤走后所留下的位置，自然交给了华人企业家和大地产商。因为这些商界领袖在香港社会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成功飞跃，他们因此迅速成为红色统战的重要对象，承担着中央政府与港英政府及伦敦在非正式渠道接触的政治责任，同时也促使中央政府相信，香港一路走来的成功，要归功于这一部分精英人士。
在回归的早期，为了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增强香港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消弭他们在回归前所产生的政治畏惧情绪，中央政府更加积极地拉拢本土工商界精英、富豪家族代表，并将他们纳入统战联盟，安排进入一些权力机构或者非权力机构担任职务，一方面希望借此扩展香港的政商联盟，使其继续成为特区政府管治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政治层面制衡香港的民主派政党。一代船王董建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安排出任特区政府的首任行政长官。
从港英政府到特区政府，这种依赖商界精英以润滑社会摩擦的制度性安排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也生出诸如裙带资本主义这样的弊端。香港政府的施政措施受到极大的影响，在制定政策时常常倾斜于商业利益。譬如在房屋政策中，政府就不是将住房界定为市民对家的需求，而是将房屋看作资本市场的财富、价值和价格，相信私人市场才是处理住屋需要的理想力量，结果导致大量普通市民难以负担高额楼价和租金。
垄断阶层的强大发展到了今天，甚至出现当他们的利益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会绕过香港特区政府，直接寻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并游说中央政府向特区政府施加影响，以改变他们的政策决定（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可以参看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方志恒的一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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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2-7-2016 09: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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