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税制与明朝的灭亡, 大马GST借镜

MoonLander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二月，春寒料峭，北京城阴霾的天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此时，李自成的大军已经逼近了帝国首都，山海关外满州铁骑也正虎视眈眈，京城内也是人心惶惶，立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就像风雨飘摇中的烛火随时都可能被暴风雨熄灭。

在灯光昏暗的宫殿里，忧心忡忡的崇祯皇帝召见了时任京营提督的吴襄，询问北京能否抵御李自成大军的攻击，吴襄回答说仅凭京营驻军的力量，无法保障北京安全，只有抽调吴三桂的关宁军入关勤王。崇祯皇帝询问需要多少军饷，吴襄回答“需银百万”。而此时“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发动京城权贵捐款助饷，可是募集的款项寥寥无几，撑到3月6日，崇祯也就顾不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决定紧急调吴三桂率军入卫，但为时已晚。关宁军还在半路，京城已被攻陷，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大明王朝灭亡。

在这关系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个当时世界上最为幅员辽阔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调派五万军队的军饷都做不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回想明成祖时，修建北京的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件大事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需的开支就远远高于崇祯时期的赋税收入及三饷的加派。但令人费解的是，到了经济更为发达的晚明，竟连一百万两的“救命钱”都拿不出来？！晚明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资本主义萌芽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明代并不差钱，可偏偏就是政府没钱，明代的赋税制度赋税制度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是明代农税制度的僵化和不合理。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确定了农税定额制度，并将之“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北伐蒙元成功后又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可以说这种税收制度初期对恢复战乱，发展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税收制度已远不能适应国家财政需要。明初时，“田赋收入达到3227余万石”，成祖以后，“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1600年前后，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农税收入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明代农税很低，可能许多人都难以相信。其实不断降低的农税数额并不意味普通农民的税收负担减轻。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土地不断向地方豪强和官僚士绅集中，他们虽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却不缴纳税款。有少量耕地的农民，往往通过“投献”将土地划到大地主名下以逃避赋税。这样手中有地的农民就承担着越来越重的税收负担，一遇天灾人祸就难以为继。

崇祯时，为应对越来越严重的农民起义和满清威胁，加征了“辽饷、剿饷和练饷”，而这新加的赋税又毫无例外的由贫苦农民负担，崇祯皇帝说“暂累吾民三年”，却不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连半年都无法忍受，于是就有了“三饷”越征越多，而农民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钱总是不够用，这样一个怪圈像一道索命的绳索慢慢将明廷窒息，可以说不合理的农税制度扮演了明王朝掘墓人的角色。

其次，商业税收名存实亡
明朝建立之初，就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这一政策受到工商业者的欢迎，甚至洪武九年山西有名官员以“能恢办商税”，遭到皇帝的批评，朱元璋下诏说“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永乐时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崇祯时期海外贸易非常发达，福建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的流油，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其他成员则“富至千万”，“少者百万”。然而如此巨富的海外贸易商人，所征收的赋税有多少呢？寥寥无几。

商业税收的管理缺失和全国商业赋税不一导致了各地赋税的不平衡，例如“山西汾阳县，1609年商税是6606两白银，但是在浙江金华县，1578年所缴商税还不足7两，地方志中坦率的承认商税征收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了。”地区赋税的不均衡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最终埋葬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在赋税最高、农民负担最重的西北地区暴发。

再次则是层出不穷的偷漏税手段和税制管理的缺位
西方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记载明代税制的低效率和无能。“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只察看一下……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
其他各种逃税的手段，还有如：“飞洒、诡寄、虚冒”等，《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飞洒者，损人以裕己者；诡寄者，避重以就轻者；至虚冒者，一切欺陷，以负国课耳”。
明政府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赤字，也不是没想过加大征税力度，万历初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曾加大工商业征收力度以及打击偷漏税，但是张居正的这种做法受到朝野上下一片反对，最终人亡政息。

此外明代的税收优惠政策更成为偷漏税的天堂，官绅阶层因为政治上的特权，他们捐纳官身以免除因欠税带来的体罚与拘捕，实在不行的情况下也会交纳一部分税收。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障碍，面对巨额欠税，明政府想的不是加强征收，而是为了体现朝廷的仁厚，经常蠲赦逋赋，当然这仅指的是蠲赦大官僚和特权阶层的欠税，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纳税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实惠。“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也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蠲赦逋赋的行为鼓励了偷逃税款的进一步加剧，因为有这些先例，“守法者按时纳税，后来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另一方面拖欠税款者总是希望皇帝慷慨，能够蠲免逋赋，所以拖欠不交。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会蔓延开来。

最后则是税收调节收入的职能极度不合理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大量新兴商业者通过科举成为政府官员。江西费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先由经商发家，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培养子弟读书，使得大批家族成员进入政府内部，其中就包括嘉靖时期内阁首辅费宏。明代文官集团中有大量的经商阶层，例如：刑部左侍郎张鸾家庭世代经商，兵部尚书的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就是大商人，陕西布政史徐节是山西的大商人，汪道昆的父亲、祖父皆为盐商兼地主，王世贞的祖父是商人兼地主。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说，东林党人也统属于这一阶层。事实上不仅大量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而且明代许多文官本身在进入仕途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工商业活动。既然文官集团以及士大夫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为了私人工商业集团（用西方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那么他们从自己所在的集团利益出发，推行低税的政策以及抵制一切试图增加税收尤其是商业税收的行为，并且利用自己的职权尽可能给工商业者便利也就成为必然。他们打着为了纳税者的利益应该减少国家的开支的旗号，并谴责以前历朝主张财政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的理财专家，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宋代的王安石。”甚至户部尚书周经在考核官员时对于那些课额多者给予下考。

在经济发展和农重商轻的税制调节下，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国家的生产总值已经大部分转移到工商业领域上，而“商贾虽余赀多，不置田业，田业乃在农民，赋繁役重，商贾有税粮尚能支之，农民骚苦矣”。而此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税收却依然主要来自于农业领域！主要的税收负担都加在农业人口，农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由于国家财政常年赤字，政府经费常年不足，在支付官员的薪俸之后，地方上仅有少量经费用于办公。南直隶祁门县被公认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612年公费银仅27.74两。这么少的办公费用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些情况只会鼓励私派。绝大多数的财政负担以及各级官员和其属吏的需索都要加之于一般民众身上，变相加重了普通大众的负担。而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水利工程上，自成化年间整修了黄河之外，近百年时间都因为资金的缺乏而停止。

此外军队没有饷银可发，灾民没有粮食赈济，更是令明王朝雪上加霜，甚至因为缺饷导致军队哗变的情况也层出不穷。在最严重的时期，兵部甚至命令援助北京的军队频繁更换驻地，因为按照惯例军饷是在到达新驻地后的第二天才会发放。山东孔有德的部队因为长期欠饷，士兵无心恋战，最后整支装备最新火器的精锐军队竟在劫掠济南后投降满清。

由于国家税制的缺位和不合理，甚至在农业经济已岌岌可危的时候，崇祯仍然加征“三饷”，自此农民起义如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为明政权的覆亡敲响了丧钟。
明朝的灭亡令许多人磋叹不已，这其中有天灾，有兵灾，但是税收制度缺失和管理无力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政府缺钱，连年赤字，地方上为了缓解经费的不足而多加摊派，民间怨声载道；因为没有充足的财政能力，面对冰河期带来的自然灾害几乎束手无策，饥寒交迫的饥民走投无路只好造反；因为财政困难，甚至前线作战的军队也无法保障有足额粮饷，更遑论武器装备的改良，兵变层出不穷，甚至有成建制的军队投靠了农民起义军。可以说明代极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催生了明代的灭亡，却始终没有魄力和方法进行改革，这对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