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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好汉行者 武松的原型:卞元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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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表弟卞元亨考
据史考证:卞元亨,字某,号柏门,又号东溟叟。初,父仕震无子,祷北极神感异梦(武神入堂)而生于致和元年,肋惟独板骨二,既长,好文学,善音律,试剑膂力过人,能举千斤。尝行遇虎蹴而毙之。后从吴王张士诚举义。洪武御极,屡征不仕,遭劾远戍。永乐元年赦归,于东溟(今盐城便仓镇)辟园分植祖本枯枝牡丹。永乐四年(77岁)作自祭文。永乐十七年逝,年九十,墓在大冈镇,有不少诗作名世。后多有为之传者。
元朝末年,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极度残酷,因此对民间的管制也十分严厉,加之灾害频仍,民不聊生,以浙东方国珍,安徽刘福通、陈友谅、朱元璋,江苏张士诚等为代表的农民领袖纷纷揭竿而起,割地称霸。至正13年,张士诚等发动了著名的“十八条扁担起义”,一时响应者甚多。而史载卞元亨亦于是年受聘于张士诚为主帅,并荐施耐庵于军中任策划。后因张士诚不能认清形势安危,沉湎现状,不思进取,卞元亨直谏不听,遂于至正18年退归(见盐城县陈志卷十七),居县治东南便仓分植祖本枯枝牡丹,耕读自娱。而后朱元璋又逐个消灭各路农民起义军和元之残余,最后一支劲旅张士诚部亦于元至正27年9月在姑苏城被击破,张被俘后闭目不食,自缢而死。“公闻之,作生祭文以速之死,既历陈其有速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累千百言”(见卞氏家谱载《卞元亨传》),高谊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卞元亨传》又载“有明初,太祖(指明太祖朱元璋)亦雅知公,起不应赴,或劝之,则曰吾不能死,愿为明之顽民也。洪武九年,征书又下,公以母老疾辞”。何以明太祖亦雅知卞元亨?民间传说卞元亨归隐后曾露过一手—窃观洪武弈棋,举厅堂中柱置太祖龙袍一角之上,太祖发觉时已追不可及,后知乃臂力过人的卞元亨所为,屡次聘之。无奈元亨以田横自比,甘守清贫。太祖怒,将公发配辽东十年。当然,这仅仅是民间传说,并不可信。而据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卞元亨从张士诚,力阻降元,屡谏不听,归隐海滨。” 后因朱元璋屡征不应,被中丞李炳弹劾,发配辽东,明永乐元年被赦免归乡,才是正史无疑。
由此可见,卞元亨从张起义之说是不容置疑的,其高风亮节也应世代颂扬。但吾邑耆宿周梦庄先生早年曾提出卞元亨“忠于元室、对抗明朝”的观点,依据是《卞氏家谱》所录《柏门老人年谱》及宋曹所作《卞元亨将军传》中载有“至正年间,谒中永王毛平章”、“募兵勤王”、“挟策谒中山永王”事,并卞元亨赠其诗中有:“山东草木沾恩泽,天下儿童识姓名”之句。此说与诸史所载不合,当予厘清。
卞元亨谒永王毛平章一事毋庸质疑,然毛平章究系何人?身份若何?则涉及“谒毛平章”一事的性质问题,周老未能对此翔考,仅根据毛平章所在的山东是元蒙统治区,进而在地域上认定毛平章属“元蒙派系”,再进而推论卞元亨“谒毛平章”即应为“降元派”,此说立论基础尚嫌薄弱。已故卞氏十九世裔卞玉丰及大丰史学家姚恩荣先生曾有考证云:元末有“义民首领人物赵均用称永义王,赵之旧部毛贵打下元朝中枢行省的一部分始建山东省(自此有山东之名)自称平章政事。淮河以北是赵军根据地,卞元亨与元军作战期间,曾渡江而北,谒见过毛平章……”。
由此则资料,可考三点:
其一,何为“平章”?查“平章”本唐代官职,协同中书省参知政事,官名“中书门下平章事”,相权衰微时,职位等同宰相。宋代设此职号,地位又在宰相之上。金、元仿汉制,亦设平章,位次于宰相。若据此,则毛姓爵号为“王”,官居“平章”,当为元中央级行政长官,卞元亨能“谒”之,应有“降元”之嫌。但元代设中书省以后,下置平章乃地方高级长官,非中央级高官。如元代词人张翥(仲举)即官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毛贵占山东,自封“平章”,乃是尊崇义军首领永义王赵均用之举。故不可由毛贵称“平章”即推论毛贵为主宰国家政事的高官,犹不可由元设“平章”一职即推断“毛平章”即元政权的高官。事实上,“平章”一职至明代初年方废止。
其二,“中永王毛平章”应如何解读?若将“中永王”与“毛平章”解读为并列结构,则“中永王”与“毛平章”实为一人,即爵号“中永王”,政位“平章”。然而毛贵既已称王,又何必附属一个低职位的“平章”尾巴?如前所析,“平章”与王号相差有距。所以,“中永王毛平章”应作偏正结构解读,即“中永王部下的毛平章”,“中永王”是一人,即赵均用;“毛平章”又是一人,即毛贵。卞元亨“谒”了毛贵,并未“谒”赵均用。
其三,关于“勤王”,“勤王”者,攘师以助王室也,此“王”为谁?当从卞元亨当时身份可知。若此王为中永王赵均用,显然无据。赵均用之王与张士诚之王虽同为草头王,但地位相差甚远。以吴王主帅卞元亨,怎么可能去对中永王赵均用“勤王”?若此王为元顺帝,则卞元亨手握重兵,远征在外,只需反戈一击,即可表示对元顺帝“勤王”,无需通过区区一个毛贵从中斡旋。故此处所勤之王,乃卞元亨之主——吴王张士诚。元末农民义军甚为庞杂,有识之士盼义军联合灭元,卞元亨兵临山东,接近赵均用之师,劝说赵均用部下毛贵与张士诚联合,正在情理之中。故卞元亨“谒”毛贵,非但不能得出卞元亨降元之结论,更证实卞元亨忠于张士诚。
另:入明之后,卞元亨拒不出仕,自称“顽民”,未称“遗民”,可见卞元亨并不认可自己是元朝子民,亦为一证。总之,卞元亨既未降元,也未降明,已可定论。古版《绘图大明洪武英烈传》中有卞元亨作为张士诚兵马大元帅大战常遇春等的精彩描述,亦可证明卞元亨与朱元璋的过节。
卞元亨与枯枝牡丹
《卞氏家谱》所载古人对于枯枝牡丹的记述已有多篇,今之有心人亦颇多考证,民间传说更是异彩纷呈。综合考证后得知,便仓枯枝牡丹乃宋末之物,本自洛阳,时盐城卞氏始祖济之公(字仁波,号济之)官陕西参政知事,宋亡后,拒元不仕。曾过中州(今之洛阳),携归枯枝牡丹红、白二本自姑苏枫桥隐于东溟(今之便仓),囊无长物,惟此二本辟园植之,寓“红寄丹心,白标洁志”。传至三世祖元亨公又分祖本为一十二株,植于东西两台,经久益茂。元亨公诗云:“世祖恩荣挂紫衣,牡丹移自洛阳枝……”,不仅说出了卞氏始祖济之公归隐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枯枝牡丹的来历。洪武御极后,三向卞元亨下征书不应,洪武九年,遭御史中丞李炳弹劾,发配四川成都右卫戍,洪武二十一年,又戍辽东中屯左卫,十年后(即永乐元年)遇赦,归隐东溟。1747年沈修《盐城县志》卷十六载:士诚灭,元亨远戍,姬妾皆散,独正室縚发闭户以待元亨,牡丹从此亦不开。十年,元亨回,花又盛开,于是写出了下面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戍归
牡丹原是手亲栽,十度春风九不开。
多少繁华零落尽,一枝犹待主人来。
彼时心境,可以想知。
但盐邑此前已有牡丹故实。北宋晏殊曾任盐城西溪盐官,自京师携牡丹一本植于海滨。后人感晏公仁政,爱屋及乌,“以朱栏维护”,至“广数丈”。晏殊后任吕夷简、范仲淹均有诗咏之。此或与卞氏牡丹同源而不同种,亦未可知。
七百多年来,枯枝牡丹迭经风雨,而旧本犹存,每逢谷雨前后,游人络绎不绝,文人墨客更是不吝题咏。《卞氏家谱》所载古人所作诗文已有数十余篇,80年代复建便仓枯枝牡丹园后,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闻之欣然题写了“便仓枯枝牡丹园”的匾额,并书联悬于入门两侧,联曰:海水三千丈,牡丹七百年。及后地方名宿又于1988年雅聚名园,饮酒襞笺,辑有《便仓枯枝牡丹诗选》存世。时至今日,各地游人及文艺家更是纷至沓来,叹之、赞之、歌之、咏之、书之、画之,不胜其乐。
卞元亨与施耐庵
1952年中央文化部聂绀弩等同志曾莅临大丰白驹,集地方耆老座谈《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先生事迹,参加座谈的耆老云:“施耐庵与便仓卞元亨亲近往来”。又云张士诚与卞元亨操舟运盐,在盐城登瀛桥下,因受蒙古统治者盐警所欺侮,二人遂被激怒,乃奋起打死盐警,惹下祸来,遂又提出“一不做、二不休,齐上戴家窑,打向高邮州(后来又活捉了在高邮的蒙古统治者多尔衮)”,此口号后来也成为盐城当地人操麻雀(即打麻将)时常用唱词。
兴华县志载施耐庵事迹有云:张士诚部将卞元亨与施耐庵相友善。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士诚窥视元室往而见之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舞文弄墨乎”!耐庵以母老妻弱辞之,士诚不悦,拂袖而去。斯时《水浒传》正写至四十五回矣!(座谈内容和兴化县志所记均见于1952年74期《文艺报》。)
对当时座谈所获内容是否史实姑且不论,但史料和传说皆对卞元亨与施耐庵十分熟稔是没有异议的。世传卞元亨与施耐庵是表兄弟,笔者手中虽无确证,但施耐庵之母为卞姓,由此也似乎可以定论。而卞元亨是张士诚的主帅,施耐庵前往任职也是常理。即便没有,他也不难熟悉张士诚统治集团内部的许多人物和情况。故《水浒传》中有不少人物原型是从这里来的,如宋江之原型张士诚在当地素有“及时雨”的称号,而武松之原型卞元亨打虎之事不但见载于《卞氏家谱》,笔者近年又偶然发现明代陆颙在《赠东海隐士卞元亨》一诗中更有“刺虎昔闻林下勇,登龙今访海中居”之句(见图2),可为佐证。其他诸如贩私盐的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兄弟,当车夫的两淮人矮脚虎王英等。二人关系若非特别熟稔,单凭一书生想来亦难将书中人物个个刻画得性格分明,栩栩如生。
吾邑学者浦玉生先生曾约笔者撰写《卞元亨年谱》,考卞氏家谱所载亦有类似篇幅,但其中尚有不少历史事件及人物、时间未能疏正,故笔者不愿抄录。本着去伪存真的治学态度,谨将自认为可以经得起推敲的部分史实择要述之,不少还是前人考证的成果,读之应可略知大概,如有错讹,万祈诸方家不吝赐教!
作者: 卞峰
(百姓通谱网) 本帖最后由 januaryhunter 于 6-12-2013 11:45 A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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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12-2013 0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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