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學術與當代西方科學比較與批評

山林居民

唯物主义：一曲古老的田园牧歌（3）


    三、康德的“世界观”革命

    唯物主义有错吗？从常识的观点看，一点也没有错。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唯物主义者，哪怕你是一个有神论者。我们相信物体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和感觉而独立存在，事物有着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今天晚上把苹果放进冰箱，我相信明天早上还能从冰箱取出来，不会因为我一个晚上不看也不想它就不存在了。当然我还相信，太阳明天照样会从东方升起，而不会因为我不想上班它就不升起来了。因此，唯物主义是最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哲学。经典物理学也是支持这种常识唯物论的，或者说，就是以常识唯物论为其基本信仰的。科学家们相信，科学的对象不依赖于科学观测而独立存在，并且能被不断发展的实验技术所正确反映；自然界具有数学一样严格的规律性，并且可以被科学符号系统无歧义的表达出来，正如伽利略所说：“自然这本大书是上帝用数学写成的。”也就是说，常识和经典物理都是支持唯物论的，即认为物质及其规律都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而独立存在的，并且可以被人的认识所反映，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是一个连续性和累积性的过程，原则上人类可以在无穷的世代接续的历程中穷尽关于对象一切属性和规律的认识，达到绝对真理的境地。

    在我看来，康德哲学是那个时代对经典物理学最好的哲学反思，而不仅是什么“概括和总结”。之前经验论的“概括和总结”已经走到了绝路，贝克莱的“物是观念的复合”摧毁了对象独立存在的信仰，休漠的因果必然性不过是“习惯性的联想”又摧毁了规律的客观性，为种悲观主义的结论与正在蓬勃发展的经验科学的现状明显不符。而唯理论的莱布尼兹体系，以“单子”形式存在的人的灵魂，其本身就蕴含了宇宙的全部信息，人只要通过直觉和反思就可以获得宇宙的全部真理，感觉在其中只起触发灵感的作用。这种“概括和总结”倒是很乐观主义，但是具有实证性的科学与不具有实证性的神学就没有了分别，科学在那个时代的崇高地位和价值也就被遮蔽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经验科学的合法性以突显其时代价值。

    回过头讨论关于哲学是“概括和总结”这个定义。这个陈述暗含着这样的思路：哲学乃至人类的全部认识具有一个线性演化的结构，空间上，常识——科学——哲学，是递次增强的抽象，而在时间上，各个层次都是一个内容上的累积、形式上的修正而不断臻于完善化的进程。而像康德这样的二元论哲学，只是哲学史上短暂的精神分裂症，它分别继承了唯物主义传统和唯心主义传统，康德之后的先进哲学，正确的做法就是继承他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剔除其唯心主义错误的成分。然而被拉长或斩短放在马哲这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康德就成了一具毫无生命力的僵尸。认识发展史固然有线性累积的进程，但某些节点上的革命，则是基本信仰、基本预设和基本方法的颠覆和重设，是非线性的跃迁，其精神成果决不是线性发展所能解释，正如没有基因突变，我们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

    康德哲学就是哲学认识论史上的一次革命。过去的哲学，总是把世界当作一个固化的现成对象。在这点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没有分别，关于世界及其规律性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均可以获得辩护（贝克莱最后靠“永恒的感知者”上帝来维护世界的独立性，休漠的因果性观念有对象的连续刺激的客观基础），分别仅在于对眼前这个世界的终极原因二者作了不同的预设。康德认为，不加分析批判地接受这么一个世界图景正是之前的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的厄运，要证明科学的合法性，就要进行一个从客体中心变换为主体中心“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天文学的出路在于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经验论的归纳路线和唯理论的演绎路线都不能证明科学的可能性，康德就开辟了一条革命性的建构路线，逻辑自洽地证明了科学的合法性。

    洛克认为物体有两种性质，第一性质如广延、形状、动静、数目等，是物体固有的，我们的第一性质观念是对对象肖像式的反映，第二性质如颜色、声音、味道等，不是物体固有的性质，只是一种刺激人的感官产生感觉的能力，因此我们的第二性质观念并不是对对象的反映，对象只是以刺激源的方式与我们的感觉对应。贝克莱进一步推断，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一性质，所谓第一性质必须借助于第二性质呈现，比如苹果借助它的红色在我们的视觉中呈现为圆形。在康德这里，并不反映对象的第二性质来源于对象的刺激，而第二性质实际上是把杂多的感觉质料（第二性质观念）整合为一个具体物的时空形式，由于其具有普遍必然性（如三角形的形状，其三个内角之和必然等于180度），因此不可能来自于对象，只能来自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感性形式对感觉材料的型构。感觉材料被自我意识的时空形式型构后才成为我们能够感知的感觉，但我们现在感知到的物体，从质料到形式都不来自对象，因此刺激我们感官的对象就成了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感觉还要进一步被自我意识综合统一在一个意识里，变换为概念、判断和推理才能为我们所理解，这就是知性范畴的作用。经过知性范畴的加工，我们才具有了具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经验意识（如因果性范畴赋予了时间序列以因果性），成为科学的经验基础。自我意识只给经验意识提供了不能单独呈现的形式，因此其自身与自在之物一样也是不可知的。

    康德的自在之物和自我意识都是存在的又都是不可知的，表面上看这二者这相当于以往本体论哲学中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但实际上它们都失去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因为之前哲学家恰恰要通过实体去认识现象、属性，实体是可知而不可见的，现象是可见而不可知的。在康德这里，可见的和可知的都是现象，或者说只有可见的才是可知的，人类理性若要超出现象范围去认识无论是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还是上帝，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康德的自在之物（物质）和自我意识（心灵）只相当于公理化体系的假设，假设是不需要证明也不可能证明的。比如牛顿体系中的万有引力和作用力，都是为了描述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作的假设，其合法性只在于这些假设的数学模型描述的物体运动现象是否有效，能否与观测相符并能预见未来，至于这两种力“本身”是什么，牛顿说，我不知道，“我从不作假设”。所以我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和自我意识没有本体论的意义，只有认识论的意义。

    康德自称自己的哲学是“先验唯心主义”，以后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流派和历史主义学派对此都有批判，前者以拒斥自在之物和自我意识这两个形而上学之物否定了认识的先验性，后者则把科学理论的所谓先验性看做是科学共同体历史运动的结果。这些批判都是靠谱的。最不靠谱的是马哲的批判，认为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实践，这不过是哲学史已经证明走不通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路线。这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封建社会主义的辛辣讽刺，是以一种已经过时的东西来抨击现实，最后追随者会“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殊不知，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精神却被以后的科学哲学所接受和传承，即科学理论不是“发现”而是“发明”，是科学家、科学共同体的天才的创造。这个我后面还会谈到。康德把认识的质料（内容）和形式以二元论的方式区分开来，只有形式化的系统才具有普遍性和因果必然性，也是一个很天才的创造。牛顿力学的基础——质点动力学，就是一个高度形式化的体系，物体没有色香味甚至连大小都没有，哪怕太阳这样巨大的天体，也被视为没有大小的质点，它唯一的内禀属性就是质量。正因为形式化，数学才得以成为建构世界模型的工具。伽利略说“自然这本大书是上帝用数学写成的”，康德则揭示出，是人把数学写进了自然。作为对比，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对微积分没做工具论的看待而做本体论的看待，构造了一个“单子论”的世界，这个世界每一个物体都是一个有知觉的单子，按单子知觉清晰的程度而有高下之分，石头有最混沌的知觉，人有较清晰的知觉，上帝是最清晰的知觉，构成了一个由混沌到清晰的连续系列，其中相邻的两个单子知觉的清晰程度的差别可微分到趋于无穷小，而所有单子的积分就构成了整个世界。这个体系成为曾困惑康德的“独断论的迷梦”，我们的教科书却盛赞它“充满了辩证法”。

    总之，到了康德这里，“物质”只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客观规律”非但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相反是人的自我意识对经验材料的建构。既然“本体”是超出经验范围的东西，康德之后，哲学本体论实际上是没有意义了。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树立了科学的人本主义精神，我们只站在人类的立场去看待世界，科学为人类服务，对于那些超出经验的范围发现宇宙真理的大师，我们会本能的反感和拒斥。尽管康德的观点颇多可批判之处，但马哲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种过时立场的陈腐的抱怨，对我们智慧的增益只能是负值的。这点我们往后看会更清楚。

山林居民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12:29 PM
唯物主义：一曲古老的田园牧歌（3）

四、实证主义与当代科学

    有朋友读了我的《宇宙的精灵——通俗量子力学史》问我：“量子力学是不是证明了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唯心主义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令我无语的问题，可见马哲教科书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的普遍而深刻。实际上，伴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场科学革命的，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场哲学革命——实证主义哲学。

    实证主义与其说是以世界为反思对象，不如说是科学为反思对象，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代实证主义（也称马赫主义）者们，其中许多本身就是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如马赫和彭加勒。实证主义的哲学目标，就是要从科学领地中无情地清除掉一切“形而上学的赘物”，为科学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为此，实证主义以经验一元论消解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认为世界的唯一存在，是超越了心物二元对立的中性的感觉经验。 在马赫那里，各门学科，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都只与人的意识（感觉、表象）有关，科学的对象不是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或自我意识之类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而是人的感觉之间的关系，建立感觉要素的一元论，就找到了各门具体科学的共同的基础。也就是说，所谓世界，无非是各种感觉要素普遍联系的一个网络系统，而所谓物理的东西、心理的东西或生理的东西，不过是人出于实践的需要而对这个大系统的分析或分类。比如某种色香味形的感觉要素的复合，我们称之为一个物理的苹果，当这个复合与另一个称为感官的要素的复合有关系时，我们称之为苹果的感觉。因此康德的自在之物这个假设是多余的，不是有一个“苹果自身”刺激感官产生了苹果的感觉，而是一个被称为“苹果”的要素的复合刺激感官而产生了被称为“苹果”的感觉的复合，前一个复合我们称之为物理的东西，后一个复合我们称之为心理的东西。

    这种解释，显然没有唯物主义的解释清楚明白、通俗易懂，实证主义为何要为此大费周章呢？《马哲原理》坚持列宁的“哲学的党性原则”来看待这个问题：“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列宁语）也就是说，实证主义不过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变着法来攻击唯物主义。除此之外，别无他意。于是实证主义这个高个子就被安排到短床睡，斩断了长出来的那一截然后告诉我们：瞧一瞧，正好合适，我说是唯心主义嘛。然而被斩掉的那一截，正是一个时代的哲学精华！

    这是一个科学革命的前夜。牛顿力学二百年，在解释世界和控制自然方面都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科学家们建立起了一个坚定的信仰：牛顿力学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科学家的工作无非是不断精致和完善化这个体系，用它的基本方法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真理。因此科学的每一个新的发现，科学家们都要还原到牛顿的基本原理（牛四条），从而取得理论的合法性。然而随着科学新发现地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牛顿框子就愈显得狭窄，基础还原愈显困难。加之实验反常（理论不能解释实验结果）不断增加，维持信仰的难度也同步增加，革命情绪就开始产生和发酵。实证主义正是对经典科学基本信仰的致命一击。康德这所以在现象背后设置一个自在之物，就是为经典科学对象客观独立性信仰所困，现在实证主义告诉人们，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科学只与可观测量打交道，时空框架外的存在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同理，康德之所以设置一个自我意识，就是为了捍卫科学的不可错性的经典信仰，即认为现象界有一个与科学理论同构的客观规律，现在实证主义告诉人们，不仅内禀“天赋观念”的自我意识，而且赋予现象“天赋结构”的自我意识，统统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的结构不是现象结构的反映，而是科学家对感觉要素的逻辑建构，是对感觉要素之间普遍联系的关系的一种符合经济性和实用性的解释模型，一个“作业假说”（马赫语），科学定律宣称的因果性和普遍必然性，并不是现象界原来就有的，而是科学所做的必须永远接受实验审判的假设。

    马赫主义不仅强烈而深刻地影响了同代的科学家，上世纪前三十年创立了量子力学的科学大师们都是至少曾经是实证主义的拥趸，直至今天在科学共同体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现在活跃在物理学前沿的霍金就毫不隐讳地宣称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当爱因斯坦在他科学生涯的后期激烈批判量子力学的非实在论，讥讽“马赫主义这匹老马”的时候，他创立相对论时的战友贝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马赫主义这匹老马驼着爱因斯坦穿过了相对性的沙漠，创立了相对论。相对论的基本预设，就是只有可观测的相对时空，脱离了观测系的绝对时空是不存在的。相对论的创立，不仅解释了“以太风观测0结果”的实验反常，而且作出了光线弯曲等后来得到实验确证的伟大预言。量子力学体系的创立，也与哥廷根学派的“可观测量原则”（也被称为“马赫原则”）直接相关，这个原则要求，只有可观测量，至少是原则上可观测量，才能进入物理学。而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的上世纪初的科学革命，其伟大的社会历史效应，就不需要我赘述了。

    在爱因斯坦看来，实证主义只是摧毁经典物理僵化体系的武器，却不是建构新物理学的工具，这里面有很深刻的认识论根源。相对论虽然有很革命的姿态，但其基本信仰依然是很经典的，即依然坚持着经典科学的对象独立性和决定论信仰，因此相对论在科学共同体中依然划归经典物理学的范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爱因斯坦与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开展了关于实在性和决定论的多次大论战，而量子力学体系正是在爱因斯坦的挑战中不断臻于完善。在量子力学体系中，主体和客体没有明确的界限，观测对象不可避免地包含观测本身。薛定谔也曾与他的“波函数本体论”挑战哥本哈根学派的非实在论，认为不受观测干扰的波函数构成了微观世界的本体。但最终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波函数只有被观测“坍缩”才会有现实的物理效应，波函数不是什么本体，而只是解释微观物理现象的数学模型，不仅有效，而且简单优美，如此而已。爱因斯坦甚至提出了证伪量子力学非实在论的“EPR实验”，这个实验在爱因斯坦身后被付诸实践，最终还是证明了爱因斯坦的那种独立于观测的“实在性”是不存在的。

    我在此并不是要论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实际上实证主义之后科学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争论一直不绝于缕。我只是要说明，研究一定要面向事实本身，了解对象的真实蕴义，从中获得智慧的启迪或警示。像列宁在《唯批》中那样，以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为教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非此即彼，对科学一知半解，就望文生义地作判断，比如看到“物质消灭了”，“唯能论”这样的词句，就断定是唯心主义。其实这些是科学家在放射性元素发现这种实验背景下对旧有物质模型的批判和反思，与“基本问题”之类哲学的宏大论题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在我们已经知道质能关系式的今天，“唯物”和“唯能”其实是等价的，量子力学的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就是以能量来表征粒子的质量。贴过标签之后，就凭着肤浅的想像力作出逻辑论断，说实证主义在科学危机时期由于不懂辩证法而对唯物主义产生了动摇，由相对主义而走向唯心主义。至于说某些“反动教授”由于反动阶级的立场，利用科学的暂时困难，别有用心地向唯物主义发难，复辟唯心主义，这类的论断更是骇人听闻。列宁对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批判，撇开其政治目的不说，仅从科学哲学历史主义角度看，不过是常识实在论至多是经典实在论的信仰对现代科学实在观的抵触和反抗。而如果列宁能把科学家们都培养成共产党员，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誓死捍卫他想像中的“唯物主义”，则上世纪的科学革命不会发生，我们现在将生活在一个依然是以“电灯电话”为最高境界的世界。其实所谓“哲学的党性原则”，不过是政治家权斗的野蛮而阴暗心理的投影，在一个以文明为核心价值的社会里，《马哲原理》依然把它当作一种基本的哲学研究方法，把哲学弄得刀光剑影，鬼影憧憧，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列宁《唯批》中的那种简单、粗暴和武断的文风倒是没在《马哲原理》中再现，这是一个进步，但列宁的基本观点却贯穿着全书，并得到小心呵护和竭力辩护。比如，《马哲原理》不像早期苏联和中国的马哲教科书那样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斥为“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而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自然科学在当代的所有成就都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新的证实”（P69）。哇塞，又是一个全称判断！比如书中谈到微观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似乎量子力学符号系统经过辩证唯物主义符号系统的转换，就变成了对这个主义合法性的支持系统，“不仅不是反证，而正是一次新的证实。”（P69）暂且不提这个哲学历史上对当代科学干过的那点糗事，现在怎么摇身一变成了珠联璧合的伙伴了？无怪乎当代语言哲学认为传统哲学不过是语言的疾病和幻觉。在《马哲原理》的符号转换中，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测不准原理”）只关涉测量的“精确度”问题，与微观粒子是否客观存在无关。而量子力学的测量理论，无非揭示了科学仪器与观测对象的相互作用，由于科学仪器也是客观实在的，因此这个相互作用无论使对象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终归还是一种客观实在。这种解释，倒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给说圆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否认上个世纪曾经发生过一场科学革命，因为科学革命是一种“范式”的革命，是基本信仰、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除旧布新，而从马哲原理对量子力学的转述中，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与经典物理有什么区别。《马哲原理》批评别人“对科学原理的严重误解甚至曲解”，这个评价用在自己身上正好合适。其中道理限于篇幅不便在这细说，有兴趣请看我的《宇宙的精灵——通俗量子力学史》，特别是“月亮和骰子”一章。

   霍金在他的《大设计》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对我很有启示。在日常生活中，传统唯物主义信仰是一个很好的假设模型，我不需做什么改变，我就是相信苹果不依赖我的感觉和意识而独立存在，太阳明天照样从东方升起。这个模型之好，就在于它的经济性，我不必劳神费力把苹果掌控在我的感觉范围内，非得吃进肚子才踏实。正如尽管现代天文学已经揭示出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仍不妨碍我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地心论者，我相信脚下这块大地是踏实的，太阳是变动不居的。但是我决不会冒充上帝，虚妄地认为我的日常哲学就是宇宙真理，更不会去给谁“指引正确方向”。我知道天文学家的“日心说”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对于描绘太阳系的天文图来说，这是一个更经济的模型。经典科学的唯物主义信仰也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客观独立性预设，使自然科学脱离了经院哲学的窠臼，人不必按照上帝的原则来看待世界，相信上帝不会随时干预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它是照一个既定的恒古不变的法则运行；而决定论预设，则激励了科学家前赴后继地探寻大自然的奥秘，使牛顿体系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没有这些科学家的努力，连触发20世纪科学革命的问题都不会产生。然而当科学的触角触及到微观世界以及宏观高速世界，牛顿力学范式已经不能同化新的实验事实，就像草食动物的胃不能消化肉食，建立一个全新的科学模型成为历史必然。特别是微观世界，科学家必须在一个无限维的希尔伯特空间中建立它的模型，又必须通过科学仪器转化为四维时空中的观测现象。在这里，科学仪器，决不是什么简单的“客观实在”，它们一定是有目的性的科学理论的物化，而微观世界的宏观显现，也决不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恰恰相反，是观测仪器决定了微观物体的呈现或存在方式——是波动或者粒子，在光电效应实验中，它们就呈现为粒子，在双缝实验中，它们只能呈现为波动。量子力学革命首先是一场观念革命，一个世界观的革命，一种科学信仰的革命，新旧观念高智慧地碰撞，在量子力学史上演绎出一个个惊心动魄和异彩纷呈的事件，构成一曲动人心魄的交响。这一切，都是被马哲教科书的偏色镜过滤掉了，剩下的是一幅面目全非、色彩暗淡以及斑驳陆离的陈腐画面。

山林居民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12:33 PM
四、实证主义与当代科学

    有朋友读了我的《宇宙的精灵——通俗量子力学史》问我：“量子力学是不是 ...

五、逻辑不自洽的马列主义的三个“物质定义”

    《马哲原理》声称：“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实行革命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运用它概括19世纪中叶、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总结哲学史上两种世界观、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为建立科学的世界观提供了可靠的基础。”（P64）也就是说，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化学反应，产生了一个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变种——辩证唯物主义，而这种新型的唯物主义摆脱了旧唯物主义的一切困境，具有了战胜唯心主义的法力。书中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三个物质定义，来注释以上这个论断。我们下面就具体分析这三个物质概念，看看它们到底有没有教科书所标榜的神力。

    先看看列宁的物质定义。这是在《唯批》中为批判实证主义而提出的，大概就是《马哲原理》所说的概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科学发展的新成果而提出的最无可辩驳的定义。当时的物理学，由于阴极射线（电离子）和放射性元素（如镭）的发现，物质似乎可以无中生有的产生能量，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遭遇挑战，汤姆逊发现原子可以分离出电子，传统的原子假设（不可分的点）被否定，因此牛顿力学体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遭到质疑。在物质的更深层面，似乎不能以“牛四条”为公设的机械运动模型来解释，传统的广延、质量等概念似乎也不适合于微观物质，使用电荷、电量等基本概念的电动力学，似乎比牛顿的机械力学具有更深刻和更本质的意义。于是统一信仰、统一意志的科学共同体产生了分裂：是坚持还原主义路线，坚信科学理论可以最终把新的实验现象还原到牛顿的力学体系，还是推倒重来，以全新的理论体系诠释科学的新发现，并把牛顿力学当作一个特例包含在这个体系内呢？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时也变得可疑：自然界“本身”是否就具有牛顿定义的那种本质和微积分式的时空结构，或者牛顿的基本概念只是为叙述方便而规定的符号系统，而微积分就是牛顿写进自然界的？如果是后者，面对新的实验现象，以新的基本概念取而代之是合法，以新的数学工具建构的模型当然也具有同样的合法性。于是有科学家提出，“物质消灭了”，物体的本质属性不是质量，而是能量，自然界最基本的运动方程不是机械力学方程，而是电动力学方程。在量子力学体系诞生之前，这些都是未必正确但绝对是十分有意义的试错。这时科学理论的争论和冲突由于涉及到科学的基本信仰，因而就具有了革命的意义，虽然很痛苦和惨烈，但与阶级论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完全风牛马不相及。

    我还是很佩服列宁的，他1908年写《唯批》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当时物理学的前沿，可是这些东西当时的科学家们都还一头雾水，列宁能弄懂吗？如果不懂，又能“概括总结”出什么真理？他是由于自己党内某些同志提出要“以实证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因而愤而反击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与科学共同体内的保守派捍卫传统信仰倒是有相似之处。如果保守就是“反动”的话，列宁自己是“反动派”才对，可是他却理直气壮地给自己的政治对手扣“反动”的帽子，连累科学圈里的激进科学家也成了“反动教授”。于是他下了一个高瞻远瞩的“物质定义”，认为它可以驱散一切科学唯心主义的浓云迷雾，使唯物主义可以在科学领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列宁的这个定义，主旨是要说明，物质是一个高度抽象因而绝对稳定的概念，不会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进步而有所改变。昨天我们认识的物质是有广延和质量的东西，它是物质；今天我们认识到的物质是有电荷和电量的东西，它依然是物质；明天我们或许又认识到，物质其实就是一个波函数，但它依然是物质；总之，物质是永远能被感知的，又永远不依赖于感觉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就承认人类的认识界线永远会被打破而言，这是辩证法的，就认为物质永远独立存在而言，这是唯物主义的，这个既辩证又唯物的物质概念，是永远无可辩驳的。

    然而可感知性和独立存在性却是一个永远的悖论。物质是可感知的，不可感知的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这是彻底的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观点，一切存在都必须通过感觉而获得它们存在的证明。一个苹果，是通过它的色香味获得它的存在证明，而不是通过一个不可感知的“苹果本身”（apple in itself）获得存在性证明。那么，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在这里就没有原则的界线，在一个同时性的结构中，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谁都不能“独立存在”，当我们谈论一个实在的苹果（客观）和一个苹果的感觉（主观）时，不过是在后验的反思中，把本始的普遍联系链切割开来，只说物理要素的组合，或只说心理要素的组合，然而这是第二性的。在一个历时性的结构中，我躺在床上还有一个已经放进冰箱的苹果的记忆，这不过是曾经普遍联系链信息在生理结构中的遗存，原理跟同时性结构一样。总之，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它们的不可分离性是第一性的，分离性是第二性的——马赫说，这是为了实践的需要而做的区分。

    可是列宁还是要誓死捍卫康德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用了恩格斯举的一个例子：过去我们只能从茜草中提取茜素，现在的化学工业可以人工合成这种元素，说明茜草背后的这个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茜素被我们认识了。问题是：茜素是否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如果不能，它就不是物质，如果能，它与色香味等感觉要素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科学仪器可视为人类感官的延伸，观测结果可视为特殊形式的感觉——可观测量，如果茜素是一种可观测量，它就不是自在之物。通过肉体感官，我们感觉到苹果的色香味，通过电子显微镜，我们也许看到了苹果的化学成分——果糖、纤维、水分和淀粉，通过隧穿显微镜，我们也许能看到苹果的原子结构，这一切，并不证明苹果有可以脱离了感觉的独立存在性，恰恰说明了，观测手段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能认识到物质的哪一个层次。至于人类如何能够通过感觉或可观测量而获得关于自然界的具有普遍性的必然性的知识，这个哲学认识论的科学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列宁压根就不知道需要解决，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马哲原理》还要补充一个马克思的物质定义。

    恩格斯的物质定义——

    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一概念就是从这个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这是个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陈述，不能增加我们任何知识。问题在于，这个抽象概念，是仅仅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呢，或者它在对象中有其原型，如果是前者，就是中世纪的唯名论（唯物主义），如果是后者，就是唯实论（唯心主义），而恩格斯的伟大战友马克思恰恰是要说明，这个概念不仅存在于人的意识中，而且存在于对象中，而对象中的存在与思维中的存在如何沟通却是个千古难题，这点上马克思显然比列宁明智，但解决这个问题时也遭到了列宁同样的尴尬。说到“辩证法”，在列宁那里完全是水货，马克思这里还实在有，毕竟是黑格尔的学生嘛。马克思关于物质的陈述——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不理解黑格尔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前面说过，黑格尔的世界体系包含了一个“正—反—合”的三段式，逻辑学为正题，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产生了一个完备的概念体系，自然界为反题，是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的外化，精神现象是合题，绝对精神扬弃外化回到自身。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主体面对的自然界，唯物主义哲学对它“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去理解”，而黑格尔“更深刻”地把自然界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壳，而自我意识在突破这个外壳去认识其内禀的绝对精神——即我们通常说的存在、本质、必然规律等等概念性的东西时，其实是认识自我意识自己，是绝对精神以自我意识为载体，扬弃自然界的物质外壳而回到自身。马克思很欣赏黑格尔的这个叙事结构，他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明白了吗？自然界不是“对象化”的独立存在，它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前世——纯粹理念的外化，于是对象与自我就有了血缘关系，因此就“非对象化”了。但是自我意识又不是之前唯理论所认为的是一堆现成的天赋观念，只要坐在火炉旁苦思冥想就可以直接获得，还需要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绝对精神才能一点点的扬弃外化，在自我意识中逻辑地实现，即绝对精神回到自身，自己实现自己。如果说客观精神是主观精神的前世，主观精神就是客观精神的今生，物质内禀的存在、本质和规律性，与人的意识中的概念，就是这样通过黑格尔繁复的演绎，实现了沟通。

    当然马克思不是黑格尔，他要把黑格尔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回来。精神不是先于自然界的，相反是自然界先于人的意识，无论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那么先于精神和意识的自然界又怎么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方面去理解”，且要从“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呢？马克思的体系比黑格尔的体系更经济，他不需要黑格尔那个绝对理念先于自然界的自我运动，而是通过一个神器——实践（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体与客观的相互作用），有意识的人类在劳动实践中，直接就把人的意识投射到自然界中去，使其成为“人化的自然”，那么人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人就不单纯是认识一个纯粹的客体，同时也是认识主体自身。由于这种投射，就可以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而作为投射的结果，外物、对象就可以当作“人的活动”、“实践”和“主体”去理解。马克思的学说经济是经济了点，但不能自圆其说。人的意识是什么？是对物质本质的认识；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是人的意识通过实践向物质的投射；那么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呢？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列宁更多地是经验主义，马克思更多的是唯理主义，我不知《马哲原理》如何能把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凑合在一起，然后这个结合还产生了“更彻底”、“更完备”的物质定义？《马哲原理》也注意到了列宁和马克思的这个矛盾，解释是：列宁在《唯批》里说过：必须把实践概念“包括到事物完满的‘定义’中去”（P66）。然而这个解释什么也说明不了。如果说列宁与马克思没有矛盾的话，列宁就自己与自己发生了矛盾——物质可是不依赖于感觉，当然也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呀，实践活动也具有这样的规定性吗？它怎么就能硬生生地包含进列宁自己“完满的物质定义”中去了呢？如果如《马哲原理》那样理解，实践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坚持列宁的物质定义，它就是一个无意识的物质运动，跟日月星辰的运动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实践又怎么能使对象具有了主体性呢？如果是有意识的活动，它又如何保持列宁所强调的不依赖于感觉和意识的独立存在性呢？这一切，教科书似乎都不需要解释，因为它有一个辩证法的魔杖——它能包容矛盾的存在。

山林居民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12:34 PM
五、逻辑不自洽的马列主义的三个“物质定义”

    《马哲原理》声称：“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实行革命变革 ...

六、唯物主义哲学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吗？

    马哲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反宗教。《马哲原理》说：“客观唯心主义是宗教的一种精致的形式，而宗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种比较粗俗化的形式。”（P15）其实岂止客观唯心主义，实证主义是被马哲贴上“主观唯心主义”标签的，列宁在《唯批》就将之斥为“僧侣主义”，例如马赫的经验主义时空观，列宁就一口断定是“给信仰主义洞开了大门”。 恩格斯也说过，唯心主义者就是“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暂且不说宗教是否那么罪大恶极，我们先讨论有哲学无可能消灭宗教。

    如果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的学说的话，宗教则是一种信仰的活动，是非理性的；哲学以可理解性为宗旨，宗教则以信仰为宗旨，本质上宗教教义只需要相信，不需要理解且不可能理解。因此宗教和哲学不是粗俗与精致的区别，而是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精神活动，二者之间本质上具有不可通约性。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曾试图在宗教和哲学之间建立起可通约性，认为哲学通过逻辑推论，宗教通过天启真理，殊途同归，都可以通达上帝，上帝不仅必须信仰，同时也可以理解。于是经院哲学提出了“存在论证明”、“宇宙学证明”和“目的论证明”等等，试图以逻辑论证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比如“存在论证明”：A、上帝是一个无比完满的概念；B、存在比不存在完满；C、如果说上帝不存在则与上帝概念自相矛盾；D、因此、上帝是存在的。康德在批驳这个论证时说，如果这都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无异于说我们只需在自己的账本的数字后面增加若干个零就可以增加财富。逻辑实证主义大师罗素在自己的自传中说过，他18岁的时候证明了历史上所有的上帝存在的论证都是错误的，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之后某次购物时，突然想起了一个上帝存在的论证，于是他把手中刚买到的商品抛向空中，欢呼自己重新皈依宗教；但以后他自己又证明了这个论证是谬误的，不得已又重归无神论的阵营。罗素是一个很特殊的个例，如果都这么折腾，都要证明了才相信，现在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宗教信众。

    上帝存在是不可证明的，同理，上帝不存在也是不可证明的——我的财富不会因为被仇人画掉了几个零而减少。比如无神论者常常以人世间充满了邪恶和苦难来证明不存在至善的上帝，而莱布尼兹则用他的单子的和谐体系证明，我们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基督徒完全可以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则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那就真是霍布斯说的“人对人是狼”、“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么一种混乱的状态，那就要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糟糕一万倍。总之上帝存在的证明和上帝不存在的证明可能都还可以提出无限多，但可以肯定一点：不可能有一个大家能达成共识的结论。用科学哲学的术语说，上帝的存在，既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因此第一个提出上帝存在证明的宗教哲学家安瑟伦的话是对的：“我是因为信仰然后才理解，而不是先理解然后才信仰”。对于无神论者来说，那就是：因为不信仰所以才能理解了上帝不存在的证明。

    实际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论证“灵魂”（唯心主义）、“世界”（唯物主义）和“上帝”（宗教）这三个理念的不可证明性。他认为人类的纯粹理性用来整合从感官获得的经验材料，就获得了人类的各种知识，特别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但人类理性不可遏制的自然倾向，要把这些具有经验内容的知识进一步综合统一，建构出最高级最完整的知识系统（哈哈！这完全说对了马哲教科书的思路：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时代的精华”）。然而各门具体的学科都是以现象世界的有条件的、相对的东西为对象，但理性的最高要求却不满足于这些对象，而要去认识无条件的、绝对的和完整的统一体（如我们教科书的“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就是要认识现象界之外的“本体”或“自在之物”。这种统一体无非是三个：灵魂（一切精神现象的统一体），世界（一切物质现象的统一体），以及上帝（前二者的统一体）。但是，理智在现象范围内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现实对象的，而当它追求绝对知识时，它就失去了现实对象而只能以自己的纯形式的范畴为对象（《马哲原理》说，哲学是“以各门具体学科为中介去认识世界”），其结果必然会陷入谬误推理和自相矛盾（“二律背反”），它所获得的“绝对真理”不过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辩证幻象”。

    然而这种把幻象当真理的认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却是很可怕的。历史上宗教和当代宗教原教旨主义导致的战争、杀戮、政治迫害和思想戕害，都是出于这种认识迷误，唯物主义也是。第一个自称“唯物主义”的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政治，而且是“文学式的政治”（托克维尔语）。法国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他们可以做社会政治领域的牛顿，为国家设计一个理想的组织结构和完美的操作程序，使社会达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境界。而在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时，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遗留着中世纪精神统治权威的天主教会。因此法国18世纪哲学的主题，不是由哲学史发展逻辑产生出来的，而是由政治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比如康德哲学是欧洲认识论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都走到了绝路而逻辑产生的，因此它的主题是有经验内容又有普遍必然性形式的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法国18世纪哲学的首要任务是与天主教会争取话语权，所以它的主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或如恩格斯所说：思维和存在何者第一性的问题。如果思维是第一性的，则继续维持教会的精神统治，如果物质是第一性，则社会则应由理性来统治。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问题，因此法国唯物主义高举无神论的旗帜与宗教神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其实斗争的双方思维模式是同样的，屁股上都印着旧时代的纹章。中世纪的神学政治统治固然是野蛮的，而法国思想家鼓吹的理性统治也一点不文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革命者捣毁了教堂，在革命广场矗立起理性女神的雕像，宣称上帝的宗教已死，“理性的宗教”诞生。然而在理性女神的注目下，革命广场血流成河人头滚滚——断头机向国王、贵族、僧侣以及一切“反革命”开刀。革命制造了人间地狱，唯物主义成了撒旦的代名词。

    《马哲原理》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彻底性最重要的表现为，把唯物主义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占领了唯心主义的世袭领地。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物质化，是建立在把人工具化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所有貌似目的性的行为，实际上都受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所支配”，不自觉地成为实现历史规律的工具。因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成了新的宗教，成为把人民教化为统一信仰统一意志的工具的手段，然而正如前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是不可证明了，于是政治暴力是这个宗教的合法性证明。“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与“修正主义”作斗争，以这个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充满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直至毛泽东的“文革”，宣称要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一切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其中累累白骨，斑斑血泪，倾长江之水也难以书尽。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尽管不能用理性逻辑地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在道德领域，上帝的存在依然有着实践的价值，因此康德的道德体系是唯动机论和非功利主义的，道德行为并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现实的好处，道德与幸福要达到和谐一致，就必须假设一个至善的上帝存在，以这种超验的力量惩恶扬善。也就是说，上帝只是一个为了支撑某种伦理价值的必要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实体，没有存在论和认识论的意义。同样，唯物主义的基本信仰也是一种假设。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四个“二律背反”中，反题的时空无限、物质最基本的元素不可分割、世界受着因果必然性支配，实际上就是科学唯物主义的基本信仰。康德说这是不可证明的，因为它们反题（如时空有限）的论证同样逻辑自洽。但是这些信仰却有“认识的价值”，能够扫除危害科学的偶然性、随意性的幻象，激励人们去探索自然界的规律性。康德建构他的“三大批判体系”，就是要为科学和宗教划界，科学有认识的价值，宗教有道德的价值，前者是人类理性在经验范围的运用，后者是同一个理性在超验范围的运用。因此，其一、二者各司其职具有不可通约性，因而不能相互攻击；其二、既然二者是同一理性的不同运用，它们理应能够协同而达到和谐，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其三、这二者的统一，在康德关于美学的《判断力批判》中实现。理论上康德并非无隙可击，甚至可能漏洞百出，但反应出思想家的大爱之心和趋善的政治理想。总之我觉得比黑格尔哲学的冷冰冰硬邦邦可爱。

    我们的《马哲原理》也很萌很可爱，它居然想到用实证的方法来证明上帝的不存在。书中有一节叫“自然界物质统一性的证明”，列举了现代科学的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在任何空间都没有上帝的藏身之地。比如地球是由地核、地幔、地表和大气圈等各层组成，无论天上和地下，都“没有什么非物质的东西，更不存在宗教迷信宣传的‘天堂’和 ‘地狱’之类。”（P93）茫茫宇宙，为各种物质所充满，所以“天上和地下都是一样的，一切有关上帝和神灵存在的主张都是荒谬的。”（P94）正是由于这种幼稚，马哲教科书曾经大举讨伐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大爆炸理论、量子力学、甚至物理学运用的超过三维的多维时空坐标方法，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都“给上帝预留了避难所”。《马哲原理》倒是进步多了，不再直接攻击科学，然而那种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姿态，却又不能不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相对论我不批判了，但有限的时空那是科学的时空，只是人类在现有条件下能达到的认识范围，而马哲的时空依然是无限的。那么，上帝怎么就不能在科学的领地之外、但在你统辖之下的无限时空中居住呢？

    随着社会的进步，宗教也变得文明，它不再审判科学，不再发动圣战，不再迫害异端，宗教和科学也不再那么格格不入水火相容，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缩小宗教的范围和影响，科学的深入人心并不影响宗教信众队伍的扩大。当今的人们走进教堂，上帝是否存在已不重要，他们只需要一个超验的声音，排解经验世界的痛苦、焦虑、忧愁、困惑，需要一些人生哲学的教诲、伦理道德的熏陶，获得超凡脱俗的信仰、未来的希望和生活的勇气、从善的激励和作恶的忏悔。相形之下，我们的马哲却固执中世纪教会和经院哲学的偏见、武断、虚妄和自命不凡，自称“时代精华”而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它之被人厌恶和排斥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它维持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制。

山林居民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12:36 PM
六、唯物主义哲学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吗？

    马哲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

七、唯物主义：一曲古老的田园牧歌


    传统哲学一个问题就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从巴门尼德开始，就“发现”我们感觉到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背后”一个“存在”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世界分化出了客体—主体、物质—精神、身体—灵魂、本质—现象、实体—属性、理性—感性，理性—非理性，必然—自由。在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人与自然界疏离，失去了存在之根，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只有宗教的上帝和哲学家的理念才能给予稳定的舵盘和铁锚。人类在经典科学中看到了希望又进一步迷失。牛顿发现自然是一部执行严格程序的自动机，激励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的热情和勇气。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的一部著作《人是机器》，把人从上帝的巨掌中解放出去却暗示了一个新的主子，因为这部机器需要一个编程者。二分法和决定论，这点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无二致。如果说法国哲学只是没有底气的文学宣言的话，德国哲学则把法国浪漫变成铁一样的逻辑。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语）不仅物质世界受“客观规律”支配，精神世界也同样。这就使哲学有了比科学更高的地位——你只能在物质世界折腾，而我将发现跨越两界的“普遍规律”，成为心—物两界的霸主。绝对理念或客观规律对世界的绝对统治是令人窒息的——人的自由再也无处安身。正如马哲教科书说的自然科学的发现使上帝无处安身一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发现使自由无处安身——而自由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上帝。又如马克思说“宗教是劳动人民的鸦片”一样，理性宗教也有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安慰剂。马哲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自然界的改造”，问题是，牛顿“代表”人类发现了自然规律，谁又“代表”我们发现“普遍规律”并率领我们“改变世界”呢？

    实证主义是对传统二元对立结构的解构。不仅笛卡尔和康德之类的二元论哲学是二元对立，所谓唯物一元论和唯心一元论也内禀着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物质和精神都被置于对立的状态，然而安排物质或精神何者优先和统摄的地位；唯理论和经验论也暗含着本体论的二元结构，都承认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普遍必然的客观规律，区别仅在于以何种路径“透过现象看本质”。可是当马赫说“物是感觉（要素）的复合”时，已经没有了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本体论意味。不是感觉（精神）复合物产生物，而是感觉本身就是物，可以在我们的观念中当作物。从巴门尼德起，变动不居的感觉就被哲学当作不真实的东西，无论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无论经验论还是唯理论。而在实证主义这里，感觉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体系中，静系的匀速的时间和均匀的空间是真的，动系的膨胀的时间和收缩的空间也是真的，科学规律不是以相对时空“背后”的绝对时空来标志的方程式，而是符合不同观测系“之间”函数关系的变换式，也就是说，科学规律不在现象的“背后”，而在现象“之间”，不是对一个与主体对立的对象的“反映”，也不是对与主观精神对立的天赋观念的“直觉”，而是现象之间关系的逻辑建构。在这个经验一元的结构中，不仅物质是不存在的，心灵也是不存在的。马哲批判这种哲学为“没有大脑的思维”和“没有感觉器官的感觉”，其实得自形而上学的谬误推理。逻辑实证主义分析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认为在感觉、知觉、怀疑、思考等等思维活动这些事实中只能推出“思维”的存在而不能推出“我”的存在，只不过我们给感觉、怀疑、思考这些思维活动的集合起了个名称叫“自我”或“心灵”，于是就把这个名称当作了真实的存在。同样，从逻辑上和时间上，我们都是先知道了有思维有感觉，然后才知道思维的器官是大脑，感觉的器官是耳鼻舌身。总而言之，说物质（大脑）存在，或心灵（思维）存在，都是一种句法错误，因为“存在”（being，“是”）是一个系词，它跟谓词连用才有意义。比如说“大脑是”是没有意义的，说“大脑是由脑细胞和神经纤维组成的”才是有意义的；说“思维是”是没有意义的，说“思维是感觉、知觉、怀疑、思考”才是有意义的。有朋友质疑我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一节中当代唯物主义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判断，举例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用行为和功能等物质现象说明精神现象，证明“唯心主义已经衰落，唯物主义成为主流”（注）。其实这还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特别是二元对立思维被解构的当代，已经没太多人还相信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背后有一个灵魂实体起着统摄作用的唯心主义，但不能非此即彼的就认为“唯物主义成为主流”。心灵哲学的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等等，也不是传统意义的、特别是马哲教科书意义的“唯物主义”。比如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可以成为一个行为主义的典型表现：你看那非平衡态的肢体动作，四肢和身躯紧张的肌肉，作者告诉你，这些不仅是物质，它们就是思维，就是思想者的思想。这与在原初状态下心物不分的经验一元论的世界观是高度契合的。

    当代不是唯物主义成为主流，而是解构二元对立思维然后从人类的不同视角出发进行重建才是主流。由胡塞尔开创的现代哲学的“现象学运动”，打破传统的一和多，形而上和形而下、本体和现象、本质和现象，物质和意识等等的二元对立，而追求一种对立双方融合为一的可以直接呈现和真切体验的“纯粹现象”，为人类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提供一个绝对的基础。胡塞尔认为，哲学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现成的存在者，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无论是经验的还是理论的，都放进“括号”里“悬搁”起来，进行“现象学还原”，而还原的结果，就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能直接体验到的纯现象的意识，一个纯粹的自我意识。说到这里，马哲教书就完全可以教条主义地根据哲学基本问题判定其为“错误的唯心主义”，是“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然而如此一来，珍贵的哲学探索精神以及探索的精神成果就会从我们的身边滑过，堕落回虚妄无用的辩证唯物主义老生常谈。响应胡塞尔的号召——“面向事物自身”，以谦逊的态度面向胡塞尔本身，我们或许收获良多：其一、不囿于成见的哲学批判精神，面向事物自身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态度。现象学启发我们穿透一切理论教条、非批判盲信、常识偏见的藩篱，认真地倾听原初的、本真的、真切的和鲜活的内心体验，从这个绝对的基础出发，去认识世界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辨别理论的真伪和价值的善恶；其二、过去的哲学，无论唯物或唯心，关注的是一个“什么”（what）的现成对象，而胡塞尔关注的是对象“如何”(how)的呈现方式。胡塞尔也说纯粹的自我意识是“先验的”，但不能望文生义地就此打为“先验唯心主义”，因为里面没有传统哲学中的任何天赋观念或天赋形式，不能先验地决定世界的本质或结构；然而它也不是传统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白板”或“空口袋”，只能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赐予。胡塞尔的意识是独立于世界—心理世界的，是一种“意向性”的活动，一种构成性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意识用感觉材料自己给自己构成对象（某物）并向自己直接呈现。其三、胡塞尔是把科学哲学的建构主义内在化了，为科学认识提供了一个先天的基础。他说康德提出了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但没有真正解决，其根本问题是非批判地对科学有效性的问题（认识是否可能）作了肯定的回答，因此通过先验范畴先天地赋予对象以本质和意义。胡塞尔要把这种有效性清空，把先验范畴悬搁，意识的意向性“统握”感觉材料，使之活跃化，从而被赋予了意义，自我在对这股鲜活的意识之流的直观中通达事物的本质，而不需要外在的赋予。意识不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如何”，对象不是外在地建构，而是内在地建构。其四、胡塞尔把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更彻底化了，建立起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它告诉每一个人，你内心最真切体验到的意识现象不是蒙蔽本体的幻相，也不是隔离本质的错觉，而是通达本体和本质的现象，是“事物本身”，是鲜活的生命之流，而真理就在这股激流中不断涌现。胡塞尔的学说流行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受各国政府鼓噪，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为独断定义的“真理”和“正义”生死撕杀，生灵涂炭。面对普遍的迷茫和困惑，有人说：“只有现象学能够救欧洲”。胡塞尔的新方法和新视角，不仅开启了欧洲波澜壮阔的现象学运动，而直接影响了存在主义潮流。

    存在主义同样也是以破除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型为其哲学出发点的。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把世界对象化为“客体”，从而人成为“主体”，貌似人成了世界的“中心”，实际上人却被从这个世界逐离。因此他主张一种人与世界“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和身与心“之间”的“境域”，在身心合一的关系中，在身心“之间”的活动中，揭示人的本真的存在。萨特也高度评价现象学运动：“近代思想把存在物还原为一系列显露存在物的显象，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目的是为了消除哲学家们陷入困境的二元论，并且用现象一元论来取代它们。”现象的呈现是什么，它就绝对是什么，而不意味着它们的背后有一个“真实”的、绝对的存在。这样，本体和现象、本质和现象、潜能与活动的二元论就破除了。比如“力”就是它的各种效应（如加速度）的总体，而不是背后有什么神秘的本体，普鲁斯特“有天才”，就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活动和他的各种作品，而不是这种表现“背后”还有一个天才“本质”。据此萨特提出了他著名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认为人的所谓“本质”是后天构成的而不是先天具有的。基于这种现象一元论的哲学前提，存在主义揭示的的本真存在，人的绝对自由，唤醒因科技发达物质泛滥而被遗忘的人性，成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行动哲学、生活哲学和自由哲学，曾长时期地成为欧美各国的主流哲学。在上世纪80年代，刚刚结束了毛式极权时代的中国，存在主义也一度盛行，成为一代中国人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心声表达。这种哲学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决不是“哲学基本问题”二元对立的僵死模式可以解读的。

    西方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还是就此打住吧。总之哲学已经经历过了一场革命，哲学家们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概念，与社会和历史紧密互动，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人类关切。我们的马哲，却“不知有汉，无论晋魏”，还在气定神闲地以不变应万变，保持着舍我其谁的良好心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明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在经济、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不再把西方视作洪水猛兽，唯有马哲教科书还在“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马哲原理》有一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让我们又穿越到恍如隔世的冷战时期。比如它说：西方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资产阶级不同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了维护已开始失去历史必然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P54）我不明白这部书在中国已经开放了三十多年后怎么可能还能有如此的自恋，仿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检验哲学的唯一标准，用这把尺子一丈量，西方现代哲学就一无是处：“归根到底，从其主流来说，它们都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阴影。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倾向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悖的。”（P54）问题是，现代人跟原始人能不“相悖”吗？靠政治强权维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也拿出来炫耀，相形之下，“现代西方哲学派别林立，形态多变”，“这些学派更替频繁，有的昙花一现。这些理论发展形态上的短暂性和多变性，内在地反映出现代西方哲学理论的脆弱和危机。”（P55）My God！姚文元再世都要拜你为师，文革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反映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内在的反映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坚强和恒久。一个百花争艳四季常新的花园，大概是不会具有厅堂里的那朵塑料花那样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的。

    我并无意苛责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起飞”，哲学总是在一个时代语境中的反思，因而它不可能超越它的时代。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正处在经典科学的全盛与危机酝酿的时期。牛顿力学的成功，激发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控制自然的豪情，人类在自我中心化的同时却把自己从自然中驱离，成为与自然对立的“主体”，而自然成了站在主体对面的“客体”，因此二元对立成了一个时代的思维定势。浪漫的法兰西民族，既诞生了旗帜鲜明的哲学“唯物主义”也诞生了最豪迈的科学“拉普拉斯决定论”（只要掌握了某一时刻所有的初始变量，就可以精确无误地回溯过去和预测未来），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当看了拉普拉斯决定论体系的拿破仑问：“上帝的位置在哪里”时，拉普拉斯豪迈地答道：“我不需要这个假设！”总之，站在世界对面的人类完全有能力认识和控制自然乃至设计和控制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黑格尔，其思维定势与法国人并无二致。牛顿说“我从不做假设”，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人更注重经验有效性，本体论问题就交给了大陆文学浪漫的法国人和理性思辨的德国人。黑格尔哲学不过是以德国的方式解决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决定论的本体论基础，而且依照列宁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独立存在并能为人所认识的“物质定义”，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物质”也未尝不可，而恩格斯说物质概念不过是对物体总和的抽象，这个“物质”（名称、符号）说是“精神”也未尝不可，总之无论是“物质”还是“绝对精神”，都是不依赖于主观精神而独立存在的，与主观精神二元对立，只不过黑格尔和马哲试图通过一系列繁复的“辩证”设计，使对立的双方取得“同一性”。

    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现代遭遇了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冲击。在科学领域，牛顿力学从质点动力学出发不断拓展它的领域，刚体力学、流体力学、电磁学、热力学，每一个拓展都必须还原到质点力学体系取得合法性证明，就像殖民地必须从宗主国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个科学模式中，复杂性可以还原为简单性，多可以还原为一。“牛四条”中的引力和作用力，都是两个质点之间的关系，两点对立统一的“力”作为“分力”，可以复合成无限多样的“合力”，从而解释所有的物理现象，当然合力可以分解为分力也就顺理成章。比如在流体力学和热力学中，对象的繁杂性使观测能力和计算能力无法精细到每一个“质点”——原子或分子，因而不能从初始变量上进行微积分的运算，只能首先使用统计学方法面对对象的综合效应，用概率的方式来作出科学解释和预测。科学家家就想像，“本质上”这类复杂运动是可以还原到两两对立统一简单力学运动模式的，统计方法不过对微积分方法的暂时的或经济的替代，概率决定不过是严格决定的阶段性成果，无限逼近并最终达到严格决定并无原则上的界线。然而量子力学的建立，发现微观物质具有原则上的不确定性和统计性质，就是说不确定性与概率性不是“主体”认识的局限，而是“客体”的“本质”。而对象之所以具有这些本质上的特征，乃因为对象与对象之间，对象与观测主体之间，具有原则上的不可分离性。比如，我们不可能通过减少观测对对象的干扰，来提高观测结果的确定性，对象必然地包含着观测，观测必然地包含着理论。于是传统二元对立模式中与“本质”对立的“现象”——偶然性、多样性、非线性、不可分离性，现在都变成了“本质”，而传统“本质”的必然性、同质性、线性、可分离性，倒成了忽略某些细节的特殊现象，比如客体的独立性是观测扰动可以忽略不计的特例，严格决定是概率无限趋近于1的特例。到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量子力学仍被当作对传统的反叛还不够彻底，对现象细节省略过多的“确定性科学”，因此不能解释化学、生物学乃至社会系统更复杂的运动形式。总之，科学的发展，把传统思维模型中现象“背后”的实体、本质、规律（有序性）一步步地消解，变成了多元现象非线性相干而产生的“突现”，成为第二性的东西。用胡塞尔的话来说，科学是越来越“面向事物自身”，越远离事物“背后”的形而上学之物。

   随着科学的巨大成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向社会领域渗透。政治家、思想家受科学鼓舞，希望像控制自然一样控制社会。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人是机器”，以最犀利的社会现实批判精神清除一切非理性的杂质，宗教和文化传统等等，把人还原到“理性动物”这一古典定义，然后通过“理性科学”像控制机器一样控制人类。他们试图建立一门叫做“意识形态”的“思想科学”或“观念科学”，目的在于“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在卢梭的蓝图中，一个理想的社会是由“人民公意”统治的社会。又是德国人为法国人的论点提供了思辨论证。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世界，受必然律支配，而人类社会则是精神的世界，受自由意志支配。而黑格尔“天才地”发现，人类历史不过是绝对理念以人为工具实现自身，其演化是一个严格决定的逻辑进程；马克思更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使必然律第一次占领了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使唯物主义第一次占领了社会历史领域。绝对主义、历史主义、整体主义、功利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理论和观念，都向人们明示或暗示在个人卑微的欲望、动机、理想、情感、生存和死亡等等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宏大的、强大的、真理性的支配力量，相形之下个人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个体生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有限的生命必须投入到无限的历史事业中去才有价值。在形而上学的教条和原则的统治下，欧洲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一个以阶级对立为立国宗旨、公开以阶级镇压为旗帜的国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对立和战争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理论染上了正义的色彩从而调动了参战国人民普遍的激情。在日常生活中，“理性的人”以理性为工具，以可经验实证的物质功利为唯一标准，弱肉强食，醉生梦死。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人文主义高举叛旗，解构形而上学理性哲学冰冷僵硬的二元对立结构，号召回归到个人可以直观自明和真切体验的内心知觉、意志、本能、情感，“本质还原”人的生动活泼、多姿多彩、激情澎湃，偶然而不确定的本原性的生命和本真性的存在，以全新的逻辑起点重新定义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把一切形而上学的教条都“悬搁”起来，拒绝“权威”把“我”的脑袋当他们思想的“跑马场”。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本能主义、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等等，就代表了这种人文主义的哲学倾向。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赫拉克利特语），“密涅瓦的猫头鹰”在一个全新的“黄昏”里，如果没有一支手枪顶住它的后脑勺，它的哲学反思还能保持“统一性和稳定性”吗？其实不用我多说，这种“统一性和稳定性”暗喻了一个极其严酷的政治背景。二元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助产了专制主义在现代一个最穷凶极恶的变种——极权主义，把政治强制的魔爪伸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最具特色的是对国民实行全面而严格的精神控制，而为达此目的，二元对立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个称手的工具。自然界是物质的，社会历史是物质的，人也是物质的（“党的驯服工具”、“革命的一块砖”），而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然而认识规律和发现真理却有行业垄断，宪法上冠名的主义、思想、学说、理论等等，就是真理专利的清单，国民只有学习领会“真理”或“思想科学”的义务，而无制造“歪理邪说”的权利。特别当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在一起之后，那更是无隙可击、魅力无限、威力无穷。在马哲教科书的语汇中，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袖和群众、集体和个人、集中和民主、专政和民主，等等等等，对立的两极都是“辩证统一”的，双方都被赋予合法的地位，但又要确立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命定一方决定性的统摄地位。一本书读下来，会产生“大义灭己”的崇高感，自觉服从一个宏大而神秘的力量，追逐一个遥不可及又振奋人心的伟大目标。正如《马哲原理》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具有鲜明实践性质的理论体系，它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的，它的研究目的最终为了指导社会实践，使现实世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推进人类向共产主义美好境界发展。”（P54）可是在以“消灭私有制”为旗号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其大本营——苏联和东欧的人民以其行为语言否证、中国的宪法已写进了私有财产保护条款的今天，一部为这个运动实践服务的哲学教科书，其政治历史意义是进步的，仰或是反动的？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论证唯物唯心谁对谁错，而是要说明，无论唯物或唯心，它们的思维模式都已经过时，特别是马哲教科书强制灌输唯物主义明确的政治目的，不仅与世界文明主流相悖，甚至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精神文明成果都是格格不入的。在世界已经发生了解革命性变化的当代，在中国国门已经打开的开放时代，明知道满园春色关不住，就给你植入一个古老的思维模式，现代性的景色因无法吸收就自然被滤色。当人类已经进化到草肉杂食的时候，某个民族被规定只能拥有一个草食的胃，对现代文明的精神精华就只能产生本能的拒斥反应，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营养不良症，长此以往就是种族的退化。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认为，人类历史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模式还停留在神学或形而上学阶段，植入这种模式的国人，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会感到茫然无措，对自己国家发展的前景也难有合理的前瞻，只能用旧时代的田野牧歌来冲淡现实的苦难，在古老的抽屉中寻找救命良方。然而每个人天生就是自己的哲学家，行为也是思想，这个教科书遭到的普遍的敷衍、冷漠和拒斥，就明证式地呈现了它的当代价值。而靠“理论自信”的坚持，不过是夜过坟场吹口哨，取得的胜利是阿Q式的。

   

山林居民

辩证法的世界观：科学之科学是否可能？

——马哲教科书批判系列之二

    不管怎么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文明程度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反映在马哲教科书上，我们当年学习马哲原理时，教科书称之为“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我现在眼前的这本《马哲原理》，已经去掉了那个最高级“最”称之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能用“科学”作为定语来修辞某种哲学吗？如果可以，那就必然存在着“非科学”的哲学，那么哲学的“科学”与“非科学”又应当依然什么标准来判别？

    哲学打它出生的那一天起，就隐含了一个终极目标：以一个统一的模型解释世界万物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这个目标体现在当代就是物理学共同体对“万有之理”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和物理学史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在牛顿产生这前，“科学”这个词是没有的，服从这个目标的哲学称为“自然哲学”。牛顿用数学来建构统一的世界模型的做法，使自然哲学有了一个判别真伪的手段，即经验实证。经典的说法就是：实践（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接受实验的严峻考验的，即具有经验适宜性的理论，就是真理或科学，否则就是谬误或非科学。尽管自玻普尔的证伪主义到后来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揭示，观察和实验并不能充分地确定一个理论的科学地位，但没有谁否认观察和实验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在这里的作用。总之，科学一定要具有可实证性（注意：不是“可证实性”），所以“科学”与“经验科学”是同一个词，不能经验实证的理论，比如哲学和宗教，在现代的语境中，都会知趣地不给自己冠以“科学”。也就是说，自打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建构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解释世界的任务已经历史的交给了经验科学，而哲学则放弃了建构“世界观”功能。

    哲学给自己戴“科学”帽子的毛病始于黑格尔，他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科学之科学”。黑格尔同意康德关于科学经验性的特征，即科学能且只能通过经验来证明其真理性。但他不同意康德关于理性不能自证真理性的判断，即所谓二律背反的“辩证幻象”，反其道而行之地主张理性恰好是通过辩证法来自证真理。如果说科学真理是“知性真理”的话，则哲学真理是“理性真理”，是比知性真理更高级的真理，因此哲学也就成了“科学之科学”。《马哲原理》声称：“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适应哲学和具体科学发展的客观趋势，否定了那种把哲学看作凌驾于科学之上而作为‘科学之科学’的企图，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P22），但同时又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严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P44），因此它可以“给予具体科学以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的指导”（P22）。之所以可以有这种指导作用，乃因为具体科学的方法是具体的方法，发现的是具体的规律，而马哲的方法则是最一般的方法，揭示的是最普遍和一般的规律，实际上仍然是比科学更高级的真理形式，我看不出与黑格尔的“科学之科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在马哲看来，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虚构，因此是伪的“科学之科学”，而马哲所揭示的“科学规律”，则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是有扎实的客观基础的真的“科学之科学”。在马哲教科书看来，马哲自身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科学，只不过自然科学使用的是观察和实验加上理论建构的方法，而哲学则纯粹用概念和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就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宇宙真理即普遍规律。从苏联开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再加上若干对范畴，如整体和部分，必然和偶然，有限和无限。

    与具体学科不同，哲学不仅要反思对象，而且要反思自身、批判自身，为自己的可能性提供证明。这里，我们需要考证：“科学之科学”，或者“科学的”哲学（注）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哲学又如何能发现“普遍规律”？

   注：现代哲学有“科学哲学”一说，一般是指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或引进科学的方法使哲学自身科学化的哲学，而马哲所谓“科学的哲学”则是指哲学本身具有与科学相同的功能，即发现世界的规律，其含义与现代哲学中的“科学哲学”完全不同。

山林居民

一、黑格尔是如何使“科学之科学”成为可能的？

    我在《“唯批”百年祭》中说过，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初衷就是解构康德的“自在之物”，使之成为“为我之物”，在康德不可知论的废墟之上重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恢复哲学无所不知的光荣。而马哲“科学性”之论证，与黑格尔这个重建息息相关。为了帮助大家学习理解马哲教科书，有必要先做一些哲学史的知识准备。

    先看康德。他认为，科学是否可能这个问题，人类数学和科学的巨大成就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是不需要讨论的；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逻辑论”中讨论了数学和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在说话想问题的时候，总是在遵循一定的规则的，这就是形式逻辑。但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观察到：“太阳出来了”和“石头变热了”这两个时空中的事件，我就说：“太阳晒热了石头”，这两个事件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对象告诉我的，而是我告诉对象的——“我”赋予了对象某些它们原先并不具有的东西。知性以判断的形式认识对象，判断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而正是这种逻辑规则，赋予了现象之间的关联具有了普遍必然性。形式逻辑，在欧洲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建构成了基本完整的体系，康德将它进一步分类整理，构成了一个4类共12种判断的体系。康德认为，每一种判断都从属一个“范畴”，而这个范畴表征的是现象的某种普遍必然关系（判断）的“本质”。比如：“我感觉黄金很重”，这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我作出一个判断：“黄金‘是’（be）很重的”，这个主观感受就具有了普遍必然性的形式。这个判断是一个“肯定性”的判断，这种判断从属于“实在性”的范畴，它赋予了“黄金” 一种叫“很重”的“实在性”。不过我们不能就此把康德就判定为“主观唯心主义”。如果你说“我感觉黄金很重”，这句话具有不可证伪性，因为这只是你的“感觉”；但你说“黄金‘是’很重的”，我就要去掂一掂，如果确实“很重”，你的判断就得到了证实，张三李四都来掂，如果一再证实，你的判断就具有了“客观性”，这个判断就成了主体间的共同判断。总之，人类认识不是唯物主义被动式的“反映”，而是能动的综合感觉材料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自我意识就把形式逻辑的结构植入到现象中去，现象的“客观规律”与思维逻辑同构。这样，认识符合对象的并且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的可能性就有了客观基础。

    康德在“先验逻辑论”讨论了人如何为自然立法的问题，即人的思维活动如何赋予了对象本质和规律性，而在“先验辩证论”中，他讨论了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注意，是“是否”而不是“如何”。他说形而上学（哲学）的“自然倾向”不会像科学那样满足于有限、有条件和相对的对象，而是要追求无限、无条件和绝对的对象。这样的对象总共有三个：作为思维主体的心灵，作为现象总体的世界，以及作为存在本源的上帝。但哲学在认识这些绝对的对象时，却必定会陷入“谬误推论”或“二律背反”，不可避免地产生“辩证幻象”，不能像科学那样给人们提供确切的知识。特别是“二律背反”，尽管完成遵循思维的逻辑规则，却能产生两个正相反对但又都逻辑自洽的推论。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在认识无限的对象时，却只能使用只适用于有限对象的逻辑形式，即知性范畴。康德说：“在使用知性的原理时，如我们不只是把我们的理性应用于经验对象，而冒险把这些原理扩张到经验界限之外，那就会发生伪辩的学说，这此学说既不能希望在经验中得到证实，也不用害怕在经验中被否定。”比如我们对某一现象作一因果性的判断：“太阳晒热了石头”，这个判断是可以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即“太阳晒热石头”和“太阳晒不热石头”这两个命题非此即彼，必有一真。而形而上学却用这种判断形式（范畴）去推论世界因果性的总体，得出两个结论——正题：“世界除了自然因果律外，存在着自由因”，反题：“世界只有自然因果律，自由因不存在”。这两个推论在逻辑上同真，却无法经验验证，于是陷入自相矛盾。康德把这种理性窘境称为“辩证法”——一种产生于古希腊的“伪辩术”。形而上学企图认识的绝对对象都是不呈现在现象中的自在之物，而“谬误推论”和“二律背反”的“辩证法”揭示出来认识自在之物本质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科学的哲学是不可能的。当然，康德设想有一种可能的作为科学的哲学，即“未来的形而上学”，但这种哲学不以自在之物为对象，而以揭示自我意识的绝对规律为己任。这就给黑格尔复辟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个契机。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一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metaphisics），其对应的词应是“物理学”或“具体科学”，是一种纯理论的方法研究最抽象的对象的学科，也可称之为“玄学”。但马哲教科书的学生却自然而然地把这个概念理解为一个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概念，即一种“静止、片面、孤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的这种定义，就是始于黑格尔。他把包括康德在内的旧的哲学称为“知性形而上学”，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知性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就在于拘泥于“知性逻辑”即形式逻辑，而要克服知性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在方法上就是要启用扬弃了知性逻辑的“理性逻辑”即“辩证逻辑”。康德认识到形式逻辑只能证明科学的合法性，但却错误地把辩证逻辑的产生当作了哲学非法性的证明，殊不知恰好是辩证逻辑证明了哲学的合法性。“辩证逻辑”全面颠覆（扬弃）了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以矛盾为天敌，辩证逻辑却以矛盾为本质和生命；形式逻辑A=A（同一律），辩证逻辑既A=A又A≠A；形式逻辑“非此即彼”（排中律），辩证逻辑既“非此即彼”又“亦此亦彼”；如此等等。所以理性在认识自在之物时出现了自相矛盾，非但不证明哲学的不可能性，而恰恰说明只有哲学才能认识到世界的对立统一矛盾的本质。玻普尔说过，如果一种学说包容矛盾的存在，则使一切学术讨论和辩论将成为不可能。“既……又……”的辩证语言结构可以使一切最荒谬的学说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创了一个哲学可以理直气壮地胡说八道的新时代。

    当然我们不能表面化和简单化地理解黑格尔。我们感觉到的世界杂多而无序，只有用概念和逻辑来整理感觉材料才能成为可以理解和言说的对象。康德正确地认识到是人用概念（范畴）和逻辑赋予了对象本质和规律，“人为自然立法”，却错误地认为逻辑规则不仅存在于意识中，而且也存在于对象中，是认识主体把它们对象化到现象中去的。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哲学史上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人类知识划定了范围，因为逻辑范畴只是先验的纯形式，必须与感觉质料结合才能构成知识。“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而作为以往哲学目标的“本体”或“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黑格尔恰恰发展了康德的消极方面，而“克服”的却是康德的积极方面。黑格尔同样认为主观逻辑同时也是客观逻辑，是对象的本质。但他却不同意知性范畴为知识划界——如此哲学还怎么混？他认为逻辑决不像康德说的那样仅仅是综合感觉材料的自我意识的活动形式，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的形式，恰恰相反，作为逻辑范畴、概念和规定的纯粹理念，可以在自足的运动中自己为自己创造丰富的内容。就是说，逻辑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只能被动地等待自在之物的来料加工；它自己就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的“自在自为之物”，可以主动地用自己的工具（形式）加工自己自产的材料（内容）。这样，黑格尔不仅把主观逻辑对象化，而且本体论化了，不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而是绝对理念为自然和社会立法。

    所以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就是《逻辑学》。与以住的逻辑学不同，黑格尔逻辑学的对象不是脱离了内容的空形式，而是与内容统一的“具体形式”，而形式与内容统一一致本身就是“真理”。所以黑格尔说“真理就是逻辑学的对象”，因此，“逻辑学是纯科学，即全面发展的纯粹的知。”康德的“先验”概念指的是“先于经验而运用于经验”，对应的“超验”概念是“先于经验且不运用于经验”，前者产生知识，后者产生“幻相”。而黑格尔的《逻辑学》正是要证明，先验范畴不运用于经验，而仅仅运用于自身，也可以产生“纯粹的知”也即“真理”，而且是比经验真理（相对真理）层次更高的“绝对真理”。这就为黑格尔哲学“科学之科学”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德的逻辑体系是12个范畴统摄的12种判断形式。黑格尔说，范畴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其范畴，因此12个范畴是远远不够的，据有心人的统计，《逻辑学》的概念和范畴大约有100个左右。康德的范畴是现成的和僵死不变的，而黑格尔的范畴（理念）则是生成的和运动变化的——从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出发，绝对理念由于其内部运动变化的动力把后面的概念一个个的演绎出来，类似于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绝对理念内在的发展动力，就是颠覆了形式逻辑的辩证法。

    比如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个概念“存在”，按照形式逻辑的A=A（同一律），不能是A=非A（矛盾律），存在就是存在，不能同时又是非存在。这就是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而按黑格尔的辩证法，A=A，又“潜在”地包含着A=非A。不是吗？“存在”是一个最抽象的概念，没有任何规定性，我们只能说“‘有’（存在）一个‘无’（非存在）”，因此“有”即很自然而必然地过渡到它自己的对立面“无”。然后“有”和“无”又互相过渡：从“有”过渡到“无”是消灭，从“无”过渡到“有”是产生，而消灭和产生就是“变”。而按形式逻辑的规则，概念的内涵之深浅与外延之大小成反比关系，内涵愈浅，外延愈大，反之亦然；而演绎法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亦即一个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缩小的过程。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切都反着来：“有”→“无”→“变”的演绎过程，作为开端的“有”（存在）只是貌似抽象，实际上它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以后发展的所有环节；而演绎过程每一个后面的概念都否定前一个概念，又把前者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包含在自身，实现概念潜在的丰富性：因此在概念内涵愈来愈深的过程中，外延却不相应地缩小，而是永远保持其无限性。到了“变”，这是《逻辑学》的第一个“具体的”范畴，内在地包含着“有”和“无”两个对立的环节，是“有”和“无”的“对立统一”，因此“变”又是“有”和“无”的“真理”（非真理是片面的抽象的，真理是全面的具体的）。“有”、“存在”也就是判断逻辑中的系词“是”，是任何判断的基本要素。通过黑格尔的“辩证”分析，“是”就是“非是”（否），而且以“变”为“真理”即追求目标。这就是“辩证法”所有的伪辩、混乱、独断和虚妄的逻辑学依据！

    “变”的结果就是“定在”，即有规定性的存在，而这个规定性就是“质”。“质”又自然而必然地过渡到它的对立而“量”（量作为质的对立面，乃因为量是漠视一切质的区别的），然后“质”和“量”对立统一就获得了它们的真理“度”。在“度”这个概念下，黑格尔揭示出辩证法的一大“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黑格尔的演绎法与马哲的归纳法（概括和总结）殊途同归，都通达了同一个真理或普遍规律，真是天作之合！


    《逻辑学》整体构架是一个“存在论”（正题）、“本质论”（反题）和“概念论”（合题）的“三段式”。而每一部分内部又包含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三段式，像俄罗斯套盒一样层层相套。这反映出德国人思维程式的严谨或刻板。其中第二部分的“本质论”由一个“本质自身”、“现象”和“现实”的三段式组成。这显然是一个解构康德的“自在之物”、消解自在之物与现象二元对立的逻辑框架。在黑格尔看来，知性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同一”，即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因为所谓“本质”，就是在分析中去除了差异性的共性，是运动变化中的不变性。而辩证法的同一则是具体的同一，是包含了差别的同一。差别又分“杂多”、“差别”和“对立”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对立”是最高层次的差别即“本质的差别”，由此就导出了辩证法的另一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规律说的是统一物分为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对立面，构成事物内在的自相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扬弃）并不会回归到知性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而是产生一个新的矛盾体，即包含了内在矛盾的具体的同一。所以矛盾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生命和发展的原动力。康德就是不知道自在之物之中包含了这种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所以自在之物只能反映自身而不能反映“他物”，从而不能在自在之物与他物的关系中产生自己的规定性，使自己成为一个毫无规定性的存在，即一个“无”，因此他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论的结论其实早已逻辑地包含在了他对自在之物的僵死的定义中。也因为此，康德只能靠另一个来源即自我意识来赋予现象界本质和规律。而实际上，自在之物由于其内在矛盾，必然过渡到他物并与他物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现象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呈现，而本质和规律（规律即“本质的关系”）就寓于这些关系中。所以本质必定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而现象则是本质的呈现。自在之物可以自己给自己制造本质并呈现出来，于是自在之物与现象之间的鸿沟便被抹平了。本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现实”自然就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和真理，现实作为一种可以直观的现象，它必然内禀着绝对理念合乎逻辑的发展，有它本质的依据，而绝对理念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一定会呈现自身和实现自身；因此“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三阶段是“概念论”，是存在论的本质论的统一。在这部分中，黑格尔研究了逻辑学的各种形式——概念、判断和推论，阐述了他扬弃了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其中提出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出这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实际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最看重这个规律。《逻辑学》的最后一个范畴就是“绝对理念”，如前所述，这个范畴把之前的所以范畴都扬弃地包含于自身，因此它是一个内容最丰富的概念。《逻辑学》的第一个概念“存在”潜在的东西全部都在这最后的概念中得到了实现，于是绝对理念又回到了存在，它是一切存在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如果说“存在”是康德话，“绝对理念”就是黑格尔自己。康德自在之物的唯一规定性——存在，由于黑格尔发明的辩证法，而自行运动、自行展开、自行实现和自行总结，当从终点回到起点时，它已经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人变成了家财万贯的富翁，这时它如果继续待在逻辑学的范围内就无异于锦衣夜行，至此它要超出自身并实现自身。为了解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如此大费周章，黑格尔容易吗？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二板块是“自然哲学”。在这个阶段，绝对理念决定“把自己作为自然界自由地从自身释放出来。”在自然哲学阶段，绝对理念扬弃自己，把自己外在化为自然界，是绝对理念的一个“堕落”或“游戏”，因此绝对理念不能长期停留在自然界，不过是以此为一个过渡，最终产生出自我意识和思维，并通过思维绝对精神最终回到自身，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牛顿力学是不屑一顾的。他说物质的自然界其实是不变的、僵死的、孤立的，自然界的一切发展、变化和联系，其实是由于内在于物质外壳中的理念或概念的精神力量，精神一旦超脱出来，自然界就成为一具被精神遗弃的没有灵魂的死尸，除了知性自然科学，理性哲学对它毫无兴趣（自然科学不是我不行，而是我不感兴趣！）。因此对自然界的研究单凭经验观察是不够的，还必须引进对自然界的“思维思考”，认识到自然现象中思维的统治力量和内在性原则。哈哈！自然科学研究的不过是“死尸”，而科学之科学——哲学把握的却是“灵魂”！这表现出当时在政治、经济、科学各个方面尚处在落后地位的德意志民族自卑心理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惟妙惟肖的是，一百年后“伟大领袖”列宁号召：在物理学的研究中“必须引进辩证法”。自然界既然是绝对理念的外化，其演化过程也是如逻辑学中的理念的演绎过程一样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自然哲学分三个阶段：机械论、物理论和有机论，对应于《逻辑学》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在有机性的最高阶段，生命产生了，拥有自我意识和思维的人类产生了，绝对精神走过千山万水，终于找到了实现自身的主体。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三板块是“精神哲学”，照样是刻板的三段式：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在主观精神阶段，研究了人的意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自然又是辩证法各种机巧的组装。人的意识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展开，内在矛盾推动它不断进步，到了理性阶段，终于认识到作为对象的现象，不过是“精神”的现象，具有“逻辑的——辩证的”本性，因此自相矛盾不是人类理性的沦陷，而是人类理性的升华。在客观精神阶段，主观精神外化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揭示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和漫无目的的延续，而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一个必要阶段和合乎逻辑的具有必然性的合目的性的进程。在绝对精神阶段，绝对精神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寻找最合适认识自身的形式，且在哲学史这个最后阶段，终于找到了哲学这着概念式的表达方式。但绝对精神不是简单地实现自己，而是通过了一个漫长的哲学史。哲学史上的每一个哲学都是一个范畴，各种哲学流派从低级到高级地实现《逻辑学》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比如埃利亚学派实现的是存在论的范畴，柏拉图达到了本质论，亚里士多德进入了概念论，近代笛卡尔、康德等进入自我意识，最后黑格尔把前此所有哲学当作被扬弃的环节包含于自身，这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由于绝对精神是统摄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绝对规律，而哲学是认识绝对精神的唯一方式，所以黑格尔说：“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因此，“科学之科学”是可能的。证讫。

    各位看官，你们是否认为真的“证讫”了呢？暂且不论黑格尔的结论，先探究他的论证是否具有方法的合法性。由上可知，黑格尔的论证工具是所谓的“辩证法”（Dialectics）。“Dialectics”这个词直译就是“谈话术”，是在古希腊时发展出来的一种论辩术，是一种在正相反对的两个命题中论证其一为真另一为假的论辩技巧。在古希腊，辩证法往往被智者用于诡辩，从一个先定的立场出发，把这种技巧任意地主观运用，把任何一个哪怕最荒谬的命题也可以证明为真。因此辩证法与诡辩术几乎同义。亚里士多德总结出来的形式逻辑体系，就是对辩证法或诡辩术消极作用的一种消解，要求人们在“谈话”中概念定义要清晰，判断和推论要合乎规则。“谈话”就是一场社会游戏，没有游戏规则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语言暴力盛行，人们只能获得一个语言的废墟，试图理解的世界便一片混乱。康德之所以把主观的形式逻辑客观化对象化，是基于那个时代的一种科学信仰，认为自然科学特别是牛顿力学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须性，是绝对真理，按照真理是认识与对象符合的认识，必须有一个具有严格普遍必然规律的对象与科学理论对应。但康德的建构告诉我们，一个理论必须接受两重严峻考验：一是形式上的逻辑考验，有无自相矛盾，是否逻辑自洽；二是经验的验证，理论是否符合事实。而“独断的形而上学”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具有可检验证，因而都不能作为人类的知识。黑格尔以辩证逻辑取代康德的形式逻辑，首先使形式的证伪成为不可能，继而经验的证伪也成为不可能。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形式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对思维形式的研究，他以实际上形式不可能脱离内容而证明纯形式研究非法性是可笑的。人类思想史证明纯形式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否则现代科学都不可能产生。像我们没有形式逻辑传统的中国，以马哲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或思想史，最普遍的赞词就是“充满了辩证法”。而现代科学恰恰不可能在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国度诞生。在我看来，黑格尔哲学的危害不在于“唯心主义”，恰恰就是“辩证法”。马哲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某种“创世说”，为宗教提供合法性证明，而当代宗教哲学则把黑格尔归为一种反宗教的哲学，因为黑格尔对宗教做了一种理性的解释，从人类认识中找到宗教产生的根源，实际上宣扬的是一种反教权主义的世界观。可怕的倒是辩证法，它就是语言王国的无政府主义，赋予了语言暴力合法性。如果一定要把黑格尔跟宗教扯上关系的话，与其说是神的宗教，不如说是法国大革命式的“理性宗教”。由于这种方法建构的理论不具有可验证性，不是知识而强称知识，不可证伪而强称真理，要接受它只能靠信仰或迷信。正如人类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必然归宿是独裁政治一样，以辩证法为国教的国家必然导致言论管制或意识形态管制，而最荒唐的理论只要有权力背景都可以披上真理的外衣而畅通无阻。

山林居民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02:44 PM
一、黑格尔是如何使“科学之科学”成为可能的？

    我在《“唯批”百年祭》中说过，黑格尔运用“辩证法 ...

二、马哲教科书是如何证明马哲的“科学性”的？

    读哲学，仅仅看它是“什么”（what）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看它“如何”（how）论证这个结论。马哲教科书声称黑格尔的“科学之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颠倒，马哲则是一个“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它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悲摧的是，马哲教科书在论证马哲的“科学性”时，却不得不使用黑格尔的方法（辩证法），而由于没有理论的彻底性，整个论证过程比黑格尔更拙劣，更加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和牵强附会因而也更独断。

    在马哲教书看来，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用人的自我意识来说明科学规律的本质是不可接受的，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用概念的自我运动来说明比科学规律层次更高的绝对规律的本质同样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作为“科学的哲学”的马哲，它所揭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否存在？又如何存在？如果不能证明这个“一般规律”的存在，马哲就没有了对象，这个“科学的哲学体系”就会轰然倒塌。

    首先这个“一般规律”的本质是什么？悲摧的是，马哲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点也没有超出康德和黑格尔。《马哲原理》说：“在唯物辩证法的学说里，范畴和规律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范畴就是规律，规律就是范畴。范畴即基本概念是由词或词组表达的，而规律（科学规律）则是判断，它由两个以上的概念概念组成”（P120）。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其基本要素都不过是语言符号。康德第一个从对人的思维活动的形式（概念、判断）的批判入手来揭示科学规律的本质的，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这一思路，不过他认为思维形式不需要像康德那样要靠经验填充内容才能成为现实的思维，纯形式本身的辩证运动就能为自己制造内容。秉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哲，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概念（范畴）和判断显然不是思维的纯形式，而是一种包含了内容的现实思维。这实际上就回到了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概念究竟是一个名词，仅仅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抑或是一种实在，存在于对象的背后或对象之中？唯物辩证法固然可以“辩证”地回答：思维和存在是辩证统一的，概念不仅存在于头脑中，也存在于对象中，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于是马哲就会陷入一个时间在先和逻辑在先的悖论：逻辑上根据唯物主义原则客观规律必须先于概念和判断而独立存在，时间上我们是首先意识到概念和判断，然后才断定客观规律的存在，而这种“断定”的方法与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方法同出一辙。

    马哲教科书自然不愿意让自己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于是祭出一件法宝来使自己摆脱困境——实践！《马哲原理》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概念的优点在于：首先实践本身是一种受自然条件限制，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客观活动，属于物质范畴；另一方面实践又是一种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人通过能动的改变对象使其自身的需要，又属于精神范畴。就是说实践自身就内禀着思维和存在的矛盾，以这么一个心物不分（辩证统一）的东西为“中介”或“工具，辩证唯物主义就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这种实践观点，曾被19世纪末某个实证主义者引为同类，遭到列宁在《唯批》中义愤填膺地批判。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要统一的“存在”，不是实证主义理解的存在，而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实在和一般规律，即康德说的“自在之物的本质”。《马哲原理》说：

    实践是以物质工具为中介而对于对象世界的实际把握，认识是以语言符号为中介而对于对象世界的观念的把握或象征把握。这两种把握活动应当是彼此一致且互为前提。由于语言符号可以超越物质工具的时空限制，因而认识作为对于对象的观念把握可以极大地超越对于对象的实际把握。（P41）

    这就是辩证法混乱的典型！观念永远可以超越时空限制，且不仅仅是“物质工具的时空限制”，所以结论“认识作为对于对象的观念把握可以极大地超越对于对象的实际把握”根本不需要以“实践”为前提。问题仅在于：“实践”能否证明这种“超越”的合法性？《马哲原理》马上以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的标准”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问题是，实践检验是一种经验实证，它只能检验观念在“时空限制”内的“实际把握”，而不能检验这个限制范围外的“超越把握”！解决这个“超越把握”，最后还得回到黑格尔。《马哲原理》说：

    以实践概念为基础，在黑格尔那里抽象的绝对精神运动的主体便转换成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自我对立的矛盾运动便转换为或现实化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思维与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也就被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相互作用过程。（P35）

    “抽象的绝对精神运动的主体”不是黑格尔的理念，而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即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替换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黑格尔的《逻辑学》就可以替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之中，就可以用“辩证逻辑”演绎出一个以概念（范畴）和判断为表达方式的体系化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并以此来“替换”黑格尔的“科学之科学”。可以这样理解吗？既然实践是一种人类的目的性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仿列宁问一句：“在人类产生之前，‘一般规律’是否存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实践概念的“现实的”运动不也是一种“客观观念”的运动吗？辩证唯物主义又如何与客观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呢？

    马哲遭遇的这些尴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性命攸关的逻辑基础问题。康德认为科学真理的普遍必然性是由自我意识我逻辑形式赋予的，但必须由经验提供内容。超验的知识之所以不可能，乃因为思维形式无从获得其内容，判断句缺少了宾词因而不能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句子。黑格尔是要解决超验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说判断句的主词可以给自己产生宾词，其中的奥秘就是辩证法。因此超验的真理是可能的，人可以认识自在之物的本质。康德对象化了科学规律的形式，黑格尔对象化的则是一个科学之科学规律的“实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我同意马哲对康德“主观唯心主义”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们把属于人类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即玻普尔说的世界二和世界三——投射到物质世界（世界一）是错误的。但黑格尔对康德自在之物的解构失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恰恰没有对这一段哲学史做正确地理解，相反却深深地迷恋黑格尔那个具有辩证本质的世界，他们在摒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同时却继承了他的虚妄精神。然而摒弃了黑格尔的先验唯心的辩证逻辑建构，如何说明自然、社会和思维背后或之中的“辩证规律”呢？马哲对“实践”概念玄乎其乎的阐释，源自黑格尔《逻辑学》对于这个概念的辩证分析。其实哪有那么复杂呀！劳动工具与科学仪器一样，不过是人的自然器官的延伸，使用工具和仪器的实践和实验可以扩大人类的经验范围，并无超越时空限制的魔力。马哲可以用实践概念来替代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却无法替代绝对理念的逻辑建构功能，因此整个马哲大厦，注定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危房。

    问题还不仅于此。在康德那里，表达科学规律固然是包含有经验内容知性判断，但仅此还不能构成科学真理，知性判断还必须在自我意识的理性综合统一活动中统一在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中，不与其他知性判断构成相互矛盾的知性判断才能成为科学理论，也就是说科学真理除了要接受经验检验，还要接受逻辑的系统检验。黑格尔《逻辑学》的“科学之科学”体系，其中的每一个概念和范畴都是按照“辩证逻辑”从前此概念和范畴中严格推导出来的，因此体系按辩证逻辑标准先天逻辑自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更遑论马哲教科书的编纂者们，显然没有康德的科学素养，又未达到黑格尔的思辨能力水准，因此一个理论体系最基本的逻辑形式的要求在他们那里似乎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马哲这个“科学体系”，与其说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不如说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概括和总结，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挑出自认为重要的若干范畴和规律，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就可以构成一个“真理体系”，而且还“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么一个体系，由于超越了时空范围，只能纯粹靠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来建构，因此不能也不需要经验检验；然而又不同于遵循形式逻辑规则的纯形式系统，而是尊崇一个使矛盾合法化的辩证逻辑，于是无法在逻辑形式上判定其有无逻辑真值；最后连黑格尔的那种严格推导的方法也省略掉了，于是各个范畴和规律的设置完全是主观任意的，每一个都“英雄不问出处”，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它们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这么一个支离破碎的“体系”，更无从要求其具有涵盖其研究域——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完备性。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很庞杂的体系，把它归到哪个派别都是不准确的。马哲教科书完全继承了这一特色，原则观点先行，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原则和观点，怎么方便怎么来，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反正都可以“辩证统一”。结果是充斥了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和自相矛盾，我不知这么一个混乱不堪的“体系”，居然理直气壮地自称“科学”和“真理”，这该有多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到？

山林居民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02:46 PM
二、马哲教科书是如何证明马哲的“科学性”的？

    读哲学，仅仅看它是“什么”（what）的结论是远远 ...

三、辩证法——新时代的先声还是旧时代的挽歌？

    《马哲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所以能给予自然科学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是因为马哲的经典作家们正确地概括和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它说：“如果说以住的哲学家是不自觉地被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推向前进，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自觉地总结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推动哲学发展。”（P50）“列宁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对物理学的新成果作出了正确的哲学概括，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P51）以前我们学马哲时老师还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光辉论断，为物理学对基本粒子的探索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总之，近代唯物主义由于受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的影响，产生了以“片面、静止和孤立”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倒是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发展出了“全面、运动和联系”的辩证法。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哲学在当代非但没有过时，相反还不断地被现代科学的成果所证实。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实了唯物辩证法关于时空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的论断，量子力学的波粒二相性学说证明了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学说，如此等等。总而言之，唯物辩证法具有超越时代的真理性。

    我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余脉”，许多朋友都不服气，我这里再讲一例：马哲对科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黑格尔去世于1830年，牛顿体系已经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公认，但远未达到危机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给予黑格尔极高的赞誉：

    如果特别就黑格尔来说，那末他在许多方面是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主义科学家的，这些人举出某一种什么力——重力、浮力、电触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些不适用，就举出某种人所不知的东西：光素、热素、电素等等。……和十八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神话相反（英国使牛顿满载荣誉与财富），黑格尔指出：被德国饿死的开普勒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开普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现出来。

    黑格尔对牛顿力学的批判出自他《逻辑学》的“本质论”，在这里他批判了知性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讨论“根据”概念时，他首先讨论了“形式的根据”，这种根据是以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为基础的，A=A，同语反复。问什么是根据，答：“根据是一个有后果的东西”；什么是后果，答：“后果是一个有根据的东西”，回答完全正确，但什么也没说。“形式的根据”的典型就是现代经验科学，滥用各种“力”和“隐秘的质”来解释各种现象，什么现象不明白，就说的由于某种“力”或某种“素”的作用，好像什么都解释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这种对经典科学的批判的贬低，我想任何有一点科学常识的人都会感觉离谱，恩格斯却引为骄傲，真是匪夷所思！古希腊科学家亚基米德发明的“浮力定律”，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有”，而是一个严格的计算公式，由此计算出来的数据可以接受经验的严格检验，至今已经二千多年，尚未被实验证伪。再说牛顿的惯性力和万有引力（重力与之等价），靠这两种力就说明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机械运动，以“牛四条”如此少数几条假设建立起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体系，连创立了相对论体系的爱因斯坦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他毕其一生都未能统一电磁力和万有引力，更别说所有的四种力）。关于开普勒与牛顿的比较，则是十足的“科盲”言论。开普勒三定律只有解释功能而无预测功能，而牛顿体系的伟大预测则数不胜数，特别是对海王星的预测。再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又怎么“已经包含在开普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了？固然万有引力定律是行星三定律的根据之一，但“根据”决不像黑格尔妄想的那样会在现象中必然呈现出来，规律是科学家的“发明”而不是“发现”，没有牛顿的工作，我们对三定律就永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可能有现代天文学的累累硕果。牛顿是现代天文学真正的奠基人，是举世公认的，黑格尔你再怎么“爱国主义”也不能如此胡说八道吧？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真正的根据是“完全的根据”，即一切条件的总和。就是说，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后果就自然而必然地产生了。这才真正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黑格尔对科学“形而上学”的批判，表现出哲学不甘于失去关于“世界观”的话语权的挣扎，或者如康德所说人类理性认识无限、无条件的绝对对象的“自然倾向”。可是黑格尔不能像康德那样真诚地面对事物自身，他的失误就不仅是时代的局限而且还是个人的傲慢与偏见，因此非但不可能超越时代，恰恰相反，是远远落后于时代。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德国人，差距咋就这么大捏？牛顿力学范式，是对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范式的革命。后者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为哲学基础，解释行星运动，就要归结于天体内部的“动力因”，至于为什么是圆周运动，则要归结为追求完满（圆形是一种“完满性”）的“目的因”。牛顿第一定律——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规定了物体运动状态的任何改变——由动转静或由静转动、由快转慢或由慢转快——均必须是外力使然，而外力是可以观测的。这就给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摒弃了以不可观测的“神秘的力”或“隐性的质”之类的形而上学因素解释经验现象的旧物理学方法。黑格尔诟病牛顿的那些东西，恰恰是被牛顿革了命的真正的“形而上学”。现代化学的诞生，也是以有观测结果的“氧化说”取代了不可观测的“燃素说”。黑格尔蔑视科学的经验性，恰好是对科学的反动、对时代的反动。恩格斯居然表扬他“超出了同时代的经验主义科学家”，这也足见恩格斯本人的境界。

    在《自然辩证法》中， 恩格斯也参加了黑格尔对牛顿天文学的讨伐，他质问道：“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作物质的本质的特性，那么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行星作匀速直线的惯性力与万有引力所造成的向心力的合力模型，不就是对行星轨道的切线力的说明吗？牛顿的厄运在于，他把惯性力归结为“上帝的第一推动力”。牛顿错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任何科学体系都需要借助于一些不可验证也不需要验证的假设，这表征了科学的经验有限性的特征。在这里，万有引力和第一推动力都是一种假设，其没有真理和谬误之分，是不是一个“好的假设”，全在于以这种假设为公理建构的理论模型能否提供涵盖足够普遍和预测足够新颖的可实证的经验命题。实践证明这两个假设很符合这样的科学标准，所以都是“好的假设”。恩格斯不能容忍的是牛顿有神论的世界观，而以“运动是物质的本性”来解释行星的惯性力，所以牛顿是“从形而上学滑向唯心主义”。于是牛顿几乎成了一颗科学灾星。恩格斯说：“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而科学共同体公认的是，由于牛顿为哥白尼“日心说”提供了逻辑自洽并可经验实证的理论模型，因此牛顿是哥白尼革命的最后完成。其实恩格斯的假设比牛顿的还糟糕。一则恩格斯假设实际上就回复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式的形而上学物理学范式，是一种对历史的反动；二则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是一种外力，上帝赋予行星这个初始变量后就撒手不管了，科学家还有充分的自由；而恩格斯神秘的“运动本性”就其不可实证性而言与上帝无异，更糟糕的是它是物体内部的原因，它不仅是“第一推动力”而且是“永恒的推动力”——这个上帝永不下岗！这就阻碍了科学探索的步伐。现代量子宇宙学已经有可能用“大爆炸”的模型来说明“第一推动力”的来源，但这完全是一种外力，决不可能是恩格斯形而上学的“运动本性”，说明恩格斯在天文学领域对牛顿气壮如年的讨伐不过是一个科学笑话！

    恩格斯的笑话还多着呢。恩格斯的时代，牛顿力学已经达到鼎盛期，同时正在酝酿危机。科学向牛顿力学的基础还原显得愈来愈困难。恩格斯觉得，由于自然科学的的巨大进步，，特别是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和细胞学说这三大发现，使“整个自然界作为一个至少在大的主要之点上已经解释清楚和了解了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自然辩证法》），过去黑格尔尚需要“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费尔巴哈论》），现在不需要了，科学的最新发展已经为辩证法的自然观提供了充足的实证材料，因此建立一个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恩格斯的晚年，用了他为马克思整理《资本论》之外的全部余力，创作一本叫《自然辩证法》的巨著，可惜未能完成。恩格斯身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发现了他的遗稿，整理成书最初定名《1873—1883年自然哲学手稿》，之后才改为现在人所共知的《自然辩证法》。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宏伟的计划，欲对科学的各门具体学科进行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提出无边界的普遍规律，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代科学界盛行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引正确方向，恢复形而上学昔日的光荣。当然恩格斯的夙愿，只能由后来的苏联和中国马哲教科书来完成了。

    这其实还是康德说的人类理性认识绝对对象的“自然倾向”，康德已经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证明其不可能，上面黑格尔和恩格斯对牛顿天文学的批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对克劳修斯“热寂说”的批判又是一例。19世纪后半期，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只能不可逆地从高温端传向低温端）推导出了一个宇宙的热寂说，指出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始终向热平衡的方向发展，最后达到的一个极限状态，就是“宇宙热寂状态”。他同时提出了一个表征混乱度的概念“熵”，指出宇宙的熵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正根据生物进化和细胞学说而提出一个宇宙不断进化发展的辩证法规律呢，热寂说显然是对他的当头棒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写了不少批判热寂说的札记，从这些批判中看不出对科学的发展有什么指导意义，看到的只有辩证法的似是而非和莫衷一是，再就是专横和独断。

    首先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运动不灭定律”，与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对应”，说的是物质运动永远具有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化其他运动形式的能力，所以运动永远不会停止。恩格斯显然把“能量”与“运动”这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在热平衡态，热能失去了作功的能力，不能产生运动，但能量依然是守恒的。恩格斯偏偏要说，既然能量守恒，它就可以作功，就能产生运动，所以运动也是守恒的。大概他是从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的辩证法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世界只存在物质的运动和运动着的物质，所以物质不灭运动亦不灭。前面说过，所谓物质的运动本性，是中世纪科学的动力因式的臆语，由此推出的运动不灭定律也就同样可疑。而所谓运动形式无条件地可以转换，则是毫无科学常识的独断。势能要转换为动能需要落差，热能转换为机械能需要温差，热力学第一定律证明了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第二定律证明了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而按恩格斯的运动不灭定律，则一切永动机都是可能的，如此能量就不是守恒，而是可以在运动中产生增量并趋于无限，物体运动可以自己给自己产生负熵，正如概念形式的运动可以给自己产生内容，当然就不会有熵最大的热寂状态，那么宇宙的前景就会像共产主义一样美好，只可惜这是毫无依据的空想。黑格尔的辩证幻象给了恩格斯勇气，既不需要经验依据，也不需要逻辑自洽（辩证法容许矛盾），就敢提出如此伟大的宇宙规律，而且还断言：“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存在”。哲学直接为科学制定定律，真是蛤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气！在恩格斯看来，克劳修斯的热寂说，违反了他的运动不灭定律，它当然就是错误的，“不能继续存在”。接着又是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帽子。恩格斯说：“作为冷却的起点的最初的炽热状态自然就绝对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理解，因此，就必须设想有上帝存在了。牛顿的第一推动就变成了第一炽热”。恩格斯认为，历史又一次重演，克劳修斯再步牛顿之覆辙，“从形而上学滑向了唯心主义”。与牛顿的“第一推动力”一样，对恩格斯所谓“第一炽热”现代宇宙学也有解释模型，恩格斯又一次在科学面前丢丑！本来科盲的胡言乱语大家可以不去理会，但恩格斯的无知和狂妄让法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莫诺实在听不下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恩格斯因为看到热力学第二定律将危及人类以及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宇宙演化的必然产物这一带有必然性的规律，所以他感到非反对它和否定它不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直接从这个命题转到了热情洋溢的宇宙论预言，预示着如果不是现在的人类，无论如何也有思维能力的精神将永恒地反复地再现”。

    当然热寂说触动了人类终极关怀的敏感神经，大家从情感上都不愿意它是真的（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也是有很大作用的），科学界证伪热寂说的努力一直在持续，反题尽管在理论和实验上都未获得有力支持，但遵守科学游戏规则的正常抗衡，不论结果如何都会促进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增长，而恩格斯式的思辨臆断，则无香无臭地被人漠视。冷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哲学界和科学界，则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理解，一直在对热寂说做缺席审判，开展无敌手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阶级分析上纲上线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当今中国的马哲教科书政治文明程度已经大大提高，粗暴的“革命大批判”已不再继续，但马哲的权威还是要捍卫，马哲的“真理性”还是要证明。于是20世纪产生的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被当作对宇宙热寂说的驳斥和对恩格斯批判的声援。这个理论说的是，某些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有可能吸收环境的物质和能量，通过系统元素的非线性相干和系统内部的涨落机制，产生系统结构相变，产生有序度程度更高的系统结构，从而使系统的熵减少。这个理论模型，可以合理解释物理、化学、有机物、生物乃至社会的进化现象。教科书据此认为克劳修斯的热寂说被驳倒，宇宙完全可以按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时间箭头进化。这又一种辩证法的混淆。耗散结构理论的首要条件是一个开放系统从环境吸入能量和物质，即所谓“负熵流”，其结果必然是，系统的熵减一定以环境的熵增为代价，在宇宙这个大系统中，熵非减原理依然不会被违背，而是被进一步的肯定。也就是说，这是两个主词完全不同的判断句，辩证法把两个有“差异”的主词“辩证统一”，于是普利高津以“小系统”为主词的判断句就“驳倒”了克劳修斯以“大系统”为主词的判断句。我们又一次见识到辩证法的“威力”！

    对科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革命大批判”的接力棒又传到列宁手里，20世纪初列宁在《唯批》中对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批判，被《马哲原理》定性为“对物理学的新成果作出了正确的哲学概括”。暂且不说列宁写《唯批》的1908年，普朗克的“量子假设”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提出，而在《唯批》中根本没有提及，“新成果”这个概念就要大打折扣；就说在20世纪那场科学革命的哲学革命的前哨战中，列宁完全站在了科学革命的反对派的立场上，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正确”这个判词有什么依据？这场子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哲学革命，最集中的是两个辩题：实在论和决定论。科学对象有没有脱离科学观测而独立存在的实在性，或者对象具有与观测手段原则上的不可分离性？有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严格决定事物发展的必然的客观规律，而科学理论不过是对它们的近似的反映，或者科学理论只是对经验现象的逻辑建构，由于对象原则上的不确定性，严格决定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拉普拉斯妖”不存在？列宁的全部批判，都是站在经典实在论和决定论的立场上，在科学的“新成果”面前用“辩证法”为这两个经典理论自圆其说。列宁的论证的谬误推论和辩证幻象限于篇幅我不在此揭示。科学发展的史实是：科学不断在克服这两种经典信仰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断为自己建构坚实而雄厚的逻辑和事实支持系统，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匪夷所思的巨大成果，革命性地改变了20世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列宁同志的“光辉论断”——“物理学的唯物主义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危机，但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批》）——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历史笑谈！

    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是以范式整固与范式革命交替的方式发展的。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共同信念、基本原则、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范式革命即科学革命不仅仅是科学理论的创新，更是科学共同体传统信仰的颠覆，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承诺的基本原则的革旧布新。而现代辩证法从它创立的第一天起，无论是唯心辩证法还是唯物辩证法，从来没有对科学的发展——无论在范式的整固期还是范式革命期——作出过正确或恰当的反应，从始至终都是维护着旧时代的科学信仰以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承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始终坚持哲学是科学的灵魂和基础的基础主义信念，坚执古代科学范式以思辨和概念范畴的方法建构自然规律的操作程式，坚信哲学是高于科学的知识系统，坚信思辨方法高于经验方法，坚信理性方法可以独立地发现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科学至多是提供理论旁证的角色。这么一个脱离了时代而又声称超越时代的哲学，与狂飙突进的现代科学注定是格格不入，而它对科学的批判就只能落下一个又一个历史笑柄。而如果仅仅是一个哲学，在历史上就不过是一个无人关注的丑角，倒也无伤大雅。但哲学变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以国家暴力为支持系统，就必定是对国民思想自由、民族聪明智慧和科学健康发展的戕害。在以这种哲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度，在苏联和中国，曾经上演过一个又一个哲学批判科学的闹剧，在思想、精神乃至肉体上残害了难以计数的科学人才。《马哲原理》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反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一节中列举了苏联和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批判生物遗传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控制论的史实，但仅仅把这归结为一种“左倾错误”。文中列举了列宁反对“科学社会主义论”，斯大林主张语言没有阶级性，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似乎要隐喻科学领域的这些“左倾错误”都是违背了伟大领袖们的正确思想而导致的。殊不知对科学的革命大批判，正始于列宁在《唯批》中提出的“科学的党性原则”，斯大林和毛泽东对科学、科学家的残暴政策就更不待说。这种对历史真相的隐瞒和歪曲的手法是难以接受的。

山林居民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02:49 PM
三、辩证法——新时代的先声还是旧时代的挽歌？

    《马哲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所以能给予自 ...

四、聊聊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马哲原理》说：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最一般的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量的规律；对立面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这三个相互联系着的基本规律，构成了唯物辩证法规律体系的主体。（P120）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来由——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句话！权威引证，固然是一种重要的论证方法，然而这种论证的效力有赖于所被引证的“权威”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共识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伯恩斯坦曾就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出版征求过爱因斯坦的意见，阅读过这部手稿后爱因斯坦的评价是：

    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

    爱因斯坦政治倾向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按理对恩格斯是没有政治偏见或“阶级偏见”的。但他也在建构世界的统一体系，深谙科学规律建构的基本规则和方法，对于恩格斯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世界基本规律体系的建构者，那种远离科学规范、缺乏科学常识的夸夸其谈，他只能用“趣味”来评价——对科学“没有特殊趣味”，对研究恩格斯本人的思想是“有趣的”。爱因斯坦不是一个圆滑的人，想想他长期与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坚持不懈、旗帜鲜明、愈挫愈奋和充满睿智的论战，面对恩格斯却如此的闪烁其词搪塞敷衍，显见秀才遇上兵是多么的无奈！

    前节说过，马哲的世界观体系，与其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不如说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概括和总结”。黑格尔的《逻辑学》并没有几大规律之说，世界的绝对规律体系就是《逻辑学》的范畴体系。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不能从其他学科借用方法，否则哲学就不可能取得“科学之科学”的崇高地位，成为统摄各门具体学科的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哲学的方法就是概念范畴自身的辩证法，即一种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辩证统一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概念和范畴可以既不需要借康德的先验范畴获得普遍必然性，也不需要借康德的自在之物获得内容的丰富性，绝对理念凭自身的内在力量，就能为自己产生形式的必然性和内容的丰富性。由于方法的不同，黑格尔的哲学真理体系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根本不同。以牛顿的公理化体系为例，公理化体系的要求是，从少数的几条公理为基本假设，能推导出一个命题和定理体系，解释体系对象域（牛顿体系的对象是物体的机械运动）的一切现象。拿牛顿体系的公理（牛四条）与黑格尔的真理体系相比，有几个根本区别：

    其一、前者是纯形式化的，其真理性无法在本体系内验证，体系的真理性靠由此推导出的经验命题的实验来证实；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的则无所谓公理和定理之分，统摄一切的绝对理念不在逻辑起点而在逻辑的终点，大大小小的三段式的每一个合题都是正反题的真理性证明，最后一个范畴是前此所有范畴的真理性证明，绝对理念自证其无条件的（绝对的）真理性。

    其二、科学的公理体系要求每一条公理需要有独立性，一条公理不能从另一条公理中推出（否则它就变成了定理）；而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的范畴不具有这种独立性，所有的范畴都处在一种“普遍的联系”之中，每个范畴都是绝对理念普遍联系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其三、牛顿的公设只有方法论的意义，没有本体论的意义，就是说，它们只是建构物体间关系的模型或方法，其自身（如万有引力和作用力）并非一个实际存在的实体；而黑格尔按其逻辑学与本体论统一的方法，辩证逻辑就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概念范畴就是事物的本质，是实体和主体的统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其四、科学的公理体系要符合“最少最多原则”，即假设最少，解释经验现象最多；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则没有什么假设和推论之分，每一个范畴都构成真理的一个“环节”，都会必然地在现象中呈现，从而“实现自身”。可以说黑格尔的体系是一个“最多最多体系”——假设最多解释现象也最多。

    这就是马哲的尴尬！一方面，它必须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体系”，不能承认精神能独立自主地产生真理，必须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某种亲和力，表示自己的真理体系是建立在人类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克服科学方法的局限性，特别是牛顿力学中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局限性，哲学对科学的优越性或指导意义，必须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也就是说，哲学必须用优越的辩证法揭示比科学的“相对规律” “更基本”的“一般规律”（小心翼翼地避开“绝对规律”这个字眼）。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沉闷的体系“闷死”了他生动活泼的辩证法，所以必须要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现在问题来了：对黑格尔进行改造以后，唯物辩证法却没有自己的独立方法，它自己的方法只能是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与科学的经验方法（概括和总结）的“混搭”，而这两个东西压根就是水火不容的，混搭的结果只能产生怪胎。

    比如牛顿体系的四大公设——牛顿三定律加万有引力定律——完全靠牛顿天才地直觉和猜测，他不需要说明逻辑依据（它们本身就是体系的逻辑起点），也不需要说明经验依据（它们是纯形式的假设），由此推演构成的命题和定理体系却可以接受逻辑和经验的检验。恩格斯的三大规律呢？按说它们也是恩格斯的“天才的直觉和猜测”，因为既没有逻辑依据，也没有经验依据，完全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从存在论中总结出量变质变规律，从本质论中总结出对立统一规律，从概念论中总结出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似乎是科学的公理化方法。然而这三大规律却不是纯形式的假设，它们被断定为“自然、社会和思维普遍联系和发展运动的最一般的规律”。那么，没有了黑格尔那一套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运动的自证程序，这些规律又如何获得它们的真理性证明呢？《马哲原理》试图对此做一个唯物反映论和归纳主义的解释，它说：

    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基本环节而实现和展开的，对于这些基本环节的逻辑反映即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各个基本环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则是世界联系和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唯物辩证法就是通过对于基本范畴的内在关系的把握，去揭示世界联系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是由一系列的基本范畴按其内在联系所构成的科学体系。（P120）

    好一个“科学体系”！“基本范畴”“逻辑反映”了对象的“基本环节”，再从基本范畴中抽象出“内在关系”就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请为这种“科学发现的逻辑”（玻普尔语）提供合法性证明！马哲因为没有理论的彻底性（如黑格尔那样），它总想面面俱到，既唯物又辩证，因此注定提供不了这个证明，哪怕是一个无效证明，剩下的就只有独断。我们看看下面马哲关于三大规律的陈述就可以略见一斑——

    比如量变质变规律。“质”、“量”和“尺度”原本是黑格尔《逻辑学》“存在论”中的三个范畴。“质”是“存在”为自己产生的第一个规定性（注），是一个与存在直接同一的规定性，我们认识一物之存在就是认识其质，舍其质此物便失去其存在。概念运动的第二环节概念要使其自身外在化，这就有了存在的第二个规定性，一个外在化的规定性——量。量与存在是一种漠不相干的外在关系，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影响某物的存在。但这种漠不相干要有一定的“尺度”，超过了这个尺度就会影响到质的规定性，就与存在又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这就是第三个规定性——“尺度”。黑格尔也举例说明这三个范畴念，但质、量和尺度作为存在的本质和规律所具有的绝对的普遍必然性并不是由经验事例赋予的，而是由绝对理念自身运动的辩证逻辑赋予的。唯物辩证法把黑格尔的这三个范畴“概括总结”为“量变质变规律”，但又否定了逻辑在先的精神运动，这个规律的普遍必然性就没有了合法来源，举例说明在逻辑上就只能是不当类比——把特殊的泛化为普遍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量变引起质变”固然可以举出无数例子，但反题“量变不能引起质变”同样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太阳底下无新事”，日月山川天天量变，何来的质变？而且何为“质变”也是主观任意的。最经典的例子，液态水在一个大气压下0到100摄氏度的域值，超出这个“尺度”就会引出“质变”。可是无论冰、水或水蒸汽，在化学上并无质的区别。物理学上的结构相变算不算一种质变？你说算就算，你说不算就不算。有一条“科学规律”这么儿戏的吗？

    《马哲原理》关于量变质变规律的阐述，完全是拾黑格尔的牙慧，而黑格尔关于这三个范畴的论述，其实是针对“知性形而上学”和“知性科学”的。在康德那里，量的范畴是先于质的范畴的，自然科学更是崇尚定量化。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三段式的三个概念只有第一和第三个是说明绝对存在的，第二个概念是理念的一个外在阶段，一个“过渡”——“量”就是这么个角色。所以黑格尔要把康德的逻辑顺序颠倒过来——质的范畴先于量的范畴，他认为科学认识首先从质开始，通过量的中间环节重新回到质。现代科学的产生，关键就在于将异质物体同质化、定量化和数学化。在牛顿的质点力学中，大至太阳小至尘埃，都视为没有大小的“质点”，唯一的内禀属性就是可观测可计量的质量。现代科学研究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宏观到微观，从慢速到高速，从简单系统到复杂系统，从线性关系到非线性关系，在方法上相应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对数学的依赖不是更低了而是更高了，以至于世界数学的最高奖被物理学家获得的事情也发生了。黑格尔和马哲如果仅仅是一种哲学，我们对此也无需非议，可是它们偏偏要冒充“科学体系”，这就不得不计较啦。量的概念与质的概念的重要区别是，前者是无歧义的而后者是易歧义的，而歧义性正是辩证法的“法宝”。质范畴优先的观点表现出哲学形而上学与科学争夺“世界观”话语权的一个努力，也反映出其反科学的本质。



    马哲的对立统一规律是从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这是一个“外化”的阶段，存在外化为一种假象或外观，仿佛一个惟幕或外壳，其背后则隐藏着“本质”。所以本质论研究的对象是间接的，就是我们习惯说的“透过现象”才能看到“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对于马哲教科书的学生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事物的本质和生命，是运动发展的动力。被洗脑的我们自然而然的套话，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说过：“‘矛盾’这个词是用得很古怪的，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逻辑理论就认为，只有判断、论断、证明才可能有矛盾，事物和现象决不可能有矛盾。”也就是说，矛盾是思维混乱的产物，与对象无关；现在不仅把思维的伪劣产品说成是优质品，而且说它们就是事物的本质！这岂不是一种“很古怪”的逻辑吗？在这里，《马哲原理》一书文明进步的表现在，它主张“区分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前者是要排除的，后者则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又违反了马哲“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统一”的原则，这是一种需要排除的“逻辑矛盾”。

    跟量变质变规律一样，马哲没有方法为对立统一规律提供普遍必然性的证明，只能靠属于归纳法的举例法和类比法，然而所举之例往往是牵强附会，甚至是南辕北辙。比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被当作“一对矛盾”，而在物理学中这其实体现的是对称性或守恒律，是一种“不矛盾性”。如果不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牛顿第三定律），我们就可以推出“自己用手拔着头发就可以离开地球”的荒谬结论，与现象中产生了“矛盾”。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科学”，马哲的“科学发展观”仍是中世纪传下来的古代科学范式，即试图以物体内部的“动力因”来说明物体的运动。只不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这种“动力因”“具体化”了，具体为对立统一的矛盾。而也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封闭的系统凭着内部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对立统一的矛盾”是不可能对环境作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产生“自我运动”（自己离开地球）。这个定律的“普遍必然性”，可是在牛顿力学这么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得到了逻辑证明，在观测和实验的实证方面，牛顿力学的三百年、乃至人类实践的千万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反例。这是简单系统，复杂系统，比如生物和社会，原理也是一样的，不与环境交流，只能趋于死寂和无序。被马哲教科书视作证明了辩证法世界观的耗散结构理论，系统内部也是元素之间相干的模型，这些都是原则上可观测的现象，没有什么“本质”的“内在矛盾”作为“自己运动”的动力。所谓“自己运动”，与神鬼故事一样神秘，跟永动机一样荒唐！

    对立统一规律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一个典型。首先是本质和现象的二元对立，强调存在着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的本质和内在规律，而科学思维认为所谓规律不过是对逻辑在现象中的建构，超越经验范围就无科学规律可言。这被黑格尔称之为“知性形而上学”（因为黑格尔自己是“真正的形而上学”），马哲则直接称为“形而上学”。其次就是“本质”内的二元对立，在古典二元对立思维模型中，这是黑格尔和马哲的特色。把事物的本质设置为决然二分、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通过它们之间既斗争又统一的矛盾，建立起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学模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矛盾推动了力学运动，化合和分解的矛盾造成了化学变化，遗传和变异的矛盾推动了生物进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了社会发展，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最终必将导致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不懂这种本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也被称为“形而上学”，因为不能解释事物“自己运动”的内部根据，最终一定会“从形而上学滑向唯心主义”。真是“画鬼容易画虎难”呀，何需像自然科学从观测实验到理论建构那么艰难困苦？像毛泽东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在延安窑洞里也能写出一本蔚为大观的《矛盾论》，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阐释得一清二楚，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就是自己领导的国家每况愈下）！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条很诡异的规律，事物都要通过第一次否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又通过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在更高层次上回复自身，神秘如佛家的“轮回”。其实这也得自逻辑形式与世界本质的类比。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判断逻辑形式分4类12种，每类3种。比如量的判断，分为全称的、特称的、单称的，第一种相当唯理论，第二种相当经验论，第三种是前二者的综合，相当康德自己。黑格尔很欣赏康德的这个逻辑结构，但认为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静态结构，它更是客观精神自我运动的动态程序。他在《逻辑学》的第三部“概念论”中总结全书的方法时提出了“否定之否定”这个概念。理念在其第一个阶段直接肯定自身，在第二个阶段又直接否定自身，在第三个阶段则将前两个环节扬弃的包含于自身，使对立面实现了统一。马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对黑格尔这个思想的“概括和总结”。如果说对立统一规律是两个东西之间的相互矛盾的话，否定之否定则是更深刻的一个东西内部蕴含的自相矛盾，某物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与自己构成矛盾。因此马克思把辩证法归结为“否定性的辩证法”，恩格斯则把事物发展辩证过程的“核心”归结为否定之否定。列宁曾经评价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最多，唯心主义最少”，同样，貌似最唯物主义的马哲，其实“唯物主义最少，唯心主义最多”。由于对立统一规律，事物的运动变化有了神秘的“自己运动”的“动力因”，由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它们又有了更神秘的“目的因”。如果说，事物的“自我否定”还好理解，因为都有时空限制，此物变为他物也属正常，比如麦粒否定自己变成植物。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你，麦粒以植物的方式自我否定，还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这只是一种“理性的狡计”，它的真正目的对第一个否定的否定，在第二个否定阶段，植物又被否定，重新回到麦粒自身，但这时已经不是开端的一颗麦粒而是更多的麦粒，正所谓“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种”。事物就是如此宿命般的发展。原始公有制由于其内在的矛盾而产生的私有制，这是历史的倒退，但私有制似乎目的性的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产生出了私有制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导致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在最高的层次回复到公有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或者说这是全人类的宿命。

    根据否定之否定，马哲教科书做出许多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全称判断，比如，事物的发展总是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发展的，总是前进运动与后退运动的统一，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新生事物总是不可战胜的，如此等等。这些判断作为文学煽情也无可非议，但硬说是“科学原理”和“必然规律”就有点搞笑了，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经不起检验。逻辑实证主义说文学判断属于价值判断，虽然没有认知意义，但还有审美或伦理的价值。例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卷首语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没有试图让读者以为这是一个真理，只要与读者一道去关注人类的苦难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关注安娜这一特殊的不幸形态。如果我给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个卷首语，也可以是这样：“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大家不会因为我的语录与托尔斯泰的矛盾而斥之为谬误，因为我这句话根本不诉诸真理，只表达了对幸福形态丰富性的关注。马哲其实就是一个很不严谨的文学式的哲学，在里面诉诸了经典作家对现实的不满或愤怒，对未来的憧憬或幻想，如果不自称“科学”倒也有几分可爱，但自称“科学”和“真理”，凭此去指导或引导人民去“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那就只能“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而马哲教科书最充分地运用辩证法的弹性，生硬地论证各种先定原则，还搅尽脑汁让我们相信这是“科学”，那就有点侮辱智商啦。于是这些辩证判断，不但没有知识意义，连文学价值也荡然无存。

    柏拉图把辩证法当作最高级的思维形式，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受感性干扰的纯思辨形式，认为只有运用辩证法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即理念的世界。黑格尔辩证法的诞生，其历史背景是以实验为特征的经验科学高歌猛进，在解释自然和控制自然领域取得了不可挑战的权威地位。如果说科学的理论与实验的方法是对柏拉图纯思辨的辩证法的否定的话，黑格尔坚信会有一个否定之否定，解释世界的方式会在更高的层次向纯思辨回归，黑格尔的绝对辩证法会把柏拉图的辩证法和科学的形而上学作为被扬弃的环节包含于其自身，成为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他把柏拉图主观形式的辩证法更加精致化，构成一个严谨的辩证逻辑体系，并投射到作为科学对象的背后，作为对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把自然现象当作一个外壳，从而把科学的成果贬低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当作实现他的真理体系的一个狡计、工具或过渡。马哲和马哲教科书的厄运就在于继承了黑格尔的这种虚妄精神，盲信了黑格尔的变戏法。在这里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同样是一个外壳，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才是本质和灵魂，自然科学不过是哲学家收集材料的工具。

    实际上，黑格尔和马哲的辩证法是对西方二千年哲学史精神成果的一个最根本的否定。现代科学的成果，一个必要条件固然是由培根首倡的实验方法，而形式化的理论建构方式，即辩证法批判的“形而上学”，同样是科学得以矗立的不可或缺的一足。科学方法决不可能是运动变化和充满了变数的辩证法，而恰恰是以“不变性”为其本质特征。科学家建构统一的世界模型的方法，说到底都是“对称性”方法，简单说就是在异质性中发现同质性，通过变换发现不变性。科学上有一个“诺特原理”，说的是每一个守恒律都对应着一种对称性，而所谓对称性就是在变化的现象中建构出来的不变性。比如动量守恒定律是“空间对称”，是物理性质在空间移动中的不变性；能量守恒是“时间对称”，是物理性质在时间迁移中的不变性；角动量守恒是“转动对称”，是物理性质在转动中的不变性。这些不变性是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能“亦此亦彼”；如被违反就叫做“实验反常”，就可能要了这条科学定律的命。19世纪末，放射性现象发现，某些射线似乎可以无中生有，这就违反了能量在时间迁移中的不变性，能量守恒定律就遭遇了严峻的考验。直到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式，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放射性射线的能量来自放射性元素的质量亏损，而质量不过是凝固的能量，因此能量在时间中始终守恒。而这个质能转换式，后来又导致了核能的运用，“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不是来自太阳的能量”（爱因斯坦语），为人类社会的有序化开辟了一条新的“负熵流”。“形而上学”就是这样推动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并有效地造福于人类。而黑格尔和马哲的辩证法，在其二百年的历史中，则一次次理直气壮的颁布其“科学预言”，并一次次地被事实粉碎，一次次地煽动起人们的非理性狂热，又一次次地在狂热中“自我否定”。

    注：“存在”（sein），即德语中的系动词“是”的原形，相当于英语中的“be”。康德说sein只是一个系词，规定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它既不能给主词增加属性，又不是从主词中分析引申出来的，因此不能单独构成有意义的宾词。独断形而上学的谬误推论，其逻辑学的根源就是把没有意义的系词当作有意义的宾词。而黑格尔的解构就在于，认为sein（“存在”或“有”）由于其内在矛盾会产生自我运动，改变自己的形式并产生给主词增加内容的规定性。“质”就是sein在没有借助任何外力而给自己产生的第一个规定性，以后的所有概念和范畴也是同样的性质。

山林居民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02:57 PM
四、聊聊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马哲原理》说：

五、关于“辩证统一”的“基本范畴”

    运用辩证法，就可以合法地违反一切形式逻辑规定，还可以美其名曰：超越了形式逻辑并把形式逻辑“扬弃地包含于自身”。比如说，形式逻辑要求概念定义要明确，力求语义的无歧义性。而辩证逻辑则认为，概念自身的对立统一矛盾必然会突破定义的边界，由此概念向彼概念转化。不是我定义不清，而是对象本身必然不清不楚。于是哲学这门号称“爱智慧”的学问，也必然向它的对立面转化，成为一门“糊涂学”。这就是辩证法！比如《马哲原理》说唯物辩证法诸范畴是对世界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基本环节的“逻辑反映”（P125），这个“逻辑反映”就是一个糊涂概念。按照真理符合论的理解，“反映”是思想与对象的符合，那么“逻辑反映”又是怎么回事呢？按照康德的先验范畴论，范畴本身就是逻辑，是范畴使现象具有的逻辑结构；按照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范畴也是逻辑，或者说逻辑是在范畴中所包含的其自身形成过程的程序结构的记忆，是先于物质现象而形成并在现象中呈现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按照马哲的唯物反映论，范畴作为一种思维逻辑，它们就应当是对客观的“基本环节”的“反映”，说“逻辑反映”就有点奇怪——是依照逻辑去反映（认知）对象吗？那么是先有逻辑呢，还是先有“基本环节”？“基本环节”是先于逻辑而存在，或者说它们只是逻辑的产物？能否仿照马哲，给这种论述方式扣一顶“从相对主义滑向唯心主义”的帽子？从后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是马哲教科书把辩证逻辑投射到对象，才成为了“世界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基本环节”。

    《马哲原理》列出了7对范畴：整体和部分，个别与一般，相对和绝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编著者试图为这种列举和排列找到一个理论依据，但明显自觉底气不足，它说：“各个范畴的排列应有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认识史的顺序，但这种排列的合理性也是相对的”（P125）。显然这是想贯彻黑格尔的原则，但又做得不像。如前述，黑格尔有个质范畴优先性的原则，而这里的“整体和部分”则属于量的范畴。再说按黑格尔的辩证法，要说明世界的本质需要一个范畴体系，范畴之间是普遍联系、相互蕴含的，这7对范畴就远远不够。比如存在与虚无、有限和无限、内在和外在、自在和自为、如此等等，这些范畴为何不被列入？而如果按科学的公理化方法，公理或公设则是求具有独立性，相互之间不能互相蕴含互相导出，按辩证法批判这是“形而上学”的孤立性特征，按这个原则，则7对范畴又明显太多，范畴间明显的相互蕴含不符合独立性原则。唯物辩证法就是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既不能坚持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又不愿向“形而上学”显好。

    再看教科书对这些成对的范畴的阐述，无非是刻板的三段式：1、两个范畴是相互对立的；2、二者之间又有同一性或统一性；3、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向对立面即对方转化。透过其牵强附会类比、恣意妄为的变戏法和无聊繁冗的文字游戏，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马哲教书的“核心和灵魂”的，那就是坚执二元对立的世界模型，并确定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之物在这个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比如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这对范畴。教科书首先教导我们片面地夸大哪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都是错误的，唯理论夸大了一般和普遍的一面而否定了个别和特殊的一面是错误的，经验主义夸大了个别和特殊的一面而否定了一般和普遍的一面也是错误的，“都可能陷入唯心主义”（P131），只有马哲的唯物辩证法才能既唯物又辩证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是说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它们既是相互对立的，同时又是相互蕴含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个别事物认识它们的一般性质，通过特殊的状况发现普遍原理，然后我们关于事物一般性质和普遍原理的认识，又可以反过来指导具体的实践。这个论证的哲学史背景是，从中世纪起，就有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唯名论认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概念不是对“个相”背后的一个不可直观的“共相”的反映，而纯粹就是一个名词，只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经验主义坚持了这一理论传统，到实证主义就只承认具有特殊性的感觉和现象的存在，而把一般概念、普遍原理归结为人的社会约定或科学共同体的逻辑建构。马哲教科书对这对范畴的论证，包括对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的论证，无非就是反对现代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在当代以唯物辩证法的形式恢复古代的唯实论传统。这倒也不失唐吉柯德式孤独求败的悲壮。

    马哲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认识论上就不得不依靠反映论和归纳主义，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超越经验范围的合法性，使认识超验的、无条件的、无限的绝对对象成为不可能，无法摆脱康德的自在之物魔咒。要克服这个魔咒，照例又是乞灵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法宝。什么相对蕴含着绝对，绝对蕴含着相对，相对转化为绝对，绝对转化为相对，这种文字游戏不能给人任何知识，唯一的效果就是把人的思维搞乱。所谓绝对，就是说的无条件性，不受限制；而相对则相反。给你这么一“辩证统一”，这两个概念就没有了外延和内涵的区别，再下来就怎么胡说八道都是合法的。于是就有了“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马哲原理》P136），“相对真理包含了绝对真理的颗粒”（列宁《唯批》）。所谓绝对真理，是不受时空和条件限制而必定为真的，绕了那么多弯子，无非就是要说明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颠扑不破的永恒和绝对真理，反击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世界物质的统一性”一章，《马哲原理》还论证了“有限和无限”这一对范畴的辩证统一关系，照例是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这种话是明显违背科学基本学理的，有限相加永远是有限，不可能达到无限。在数学上无限概念（无穷大和无穷小）只是一种方法，是使微积分这种数学方法得以成立的一个必要的假设，在对象中并无原型。按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物理定律只在光锥范围内有效，这就是人类知识的范畴。但马哲又说绝对真理不是相对真理的简单相加，而是人类认识的一个无限延续的过程。这真叫人啼笑皆非！无论怎么延续，不也是“简单相加”吗？何况人类本身也有时空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延续”。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要说哲学可以获得超越科学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

    还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原因和结果范畴，“辩证统一”的目的无非证明必然性和因果性的客观存在并且可以为人类所认识，科学哲学对关于这些范畴对古代和近代哲学的颠覆，不过是“由形而上学而滑向唯心主义”，唯物辩证法为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凡此种种，基本范畴向我们呈现的“辩证统一”的虚妄性，恐怕要在认识论的讨论中才能进一步揭示。

    咱们下一系列见！

    （本系列续完）

agsd121

山林居民 发表于 25-7-2014 11:51 AM
简单的实是求是。这也做不到？天生“逗鸡眼”，只能左边看，或者，右边看。
伪文化和伪教育，如此灌输这 ...

简单的实是求是---》所以是热狗最好

贾

洪七公 发表于 21-7-2014 02:16 AM
一点都不好嘢。

人家叫化我一直往他帖子吐口水，不见喵喵为他抱不平，陪我玩一下。你说，那里会好嘢？ ...

七爷～表酱说～醉近刚刚突烂野喵喵不跟喵喵玩。。。喵喵不就过来导弹咯～～

贾

洪七公 发表于 21-7-2014 03:02 PM
哲学没说谁帮谁，论理实见是真章。
打开视窗视野阔，坐井观天观户框。

哲学没说谁帮谁，
论理实见是真章。
打开视窗视野阔，
坐井观天观户框。


谁帮谁乃权力学，
走出论理阔视觉，
得了权力呵感觉，
失了视觉现实跌。


好湿好湿～

贾

苍角 发表于 22-7-2014 06:38 AM
道理没分你和我，论理实见有偏差。
本无视窗视野阔，井中沙粒藏宇宙。

道理没分你和我，
论理实见有偏差。
本无视窗视野阔，
井中沙粒藏宇宙。


你我原本就偏差，
道理论理就吾大。
本来沙粒不可怕，
可怕在霸心狂化。

贾

苍角 发表于 21-7-2014 02:26 PM
洪帮主义薄云天，请为在下评评理。这无耻小猫，出身为猫族，身体里流着我伟大猫族世世代代5000年的血，没 ...

臭喵～


再吵人家欺负你
等吓喵喵拿七爷的打喵棒dut你屁股。。。

苍角

贾 发表于 27-7-2014 09:51 AM
道理没分你和我，
论理实见有偏差。
本无视窗视野阔，

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课：《愚蠢与勇敢的共同表现》。谢谢。

苍角

贾 发表于 27-7-2014 09:53 AM
臭喵～

你要用洪七仔的棒子来dut你老豆的屁股。。。呵呵你自己的棒子没啦你这只阉喵。好可怜，这么小就被potong了。难怪你时常烂后、虽烂的，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烂后开始新的生活。郑和不也是个伟人吗？你不要难过喔。喵喵乖啊。

（版主，我不是在伤她(er.. 他？...它？)，他真的看不懂哲学的。）

贾

苍角 发表于 28-7-2014 11:21 AM
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课：《愚蠢与勇敢的共同表现》。谢谢。

当烂没有你那么天才又没种啦～

要不早就懂哲学咯～～

贾

苍角 发表于 28-7-2014 11:33 AM
你要用洪七仔的棒子来dut你老豆的屁股。。。呵呵你自己的棒子没啦你这只阉喵。好可怜，这么小就被 ...

PS～

喵那棒子不是拿来搞菊花的～～

你慢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