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特区政府公布各方关注的政改方案一周有余，正式迈出的这一“政改五步曲”之第三步标志着
香港政改走向立法会“闯关时刻”，香港普选面临重大而微妙的历史机遇。整体方案在法律上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同时，按照“提名放宽，普选从简”的设计原则展开，基本做到了在中央限制性框架下的“充分民主化”。政改问责团队随即落区开展宣传造势，香港社会民意亦呈现持续走强支持“袋住先”的趋势，而中央政府近期亦频频表态支持依法落实特首普选，走出港式民主关键一步。
不过，反对派的聚焦点并不在于这一操作性方案，甚至不在于第二轮政改咨询。伴随“占中”运动失败而来的是香港反对派的一种深切政治挫折感，及由此而来的广泛不合作、“港独”组织化、反水货客以及日益固化乃至于僵化的“否决政改”立场。对这一僵化立场的反转有赖于温和反对派议员对主流民意与香港民主长远利益的积极回应，需要他们表现出极大政治智慧、勇气甚至暂时的自我牺牲。在反对派掌握否决权的前提下，政改闯关成功与否事实上并不取决于反对派多数票，而取决于其中的少数票，这不仅是此轮政改的一线生机，更是考验香港反对派是否有理性政治家的重要检验指标。
广场思维始终排斥妥协
反对派之不合作与抗争的焦点始终在于中央的8．31决定，认定该决定“连落三闸”，在该框架下设计的任何政改方案均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满足其民主普选理想，因而便笼而统之地被归入“假普选”之列。同时，反对派的推理逻辑还表现为：“占中”运动失败已失一局，如果再勉强“袋住先”，则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生态中反对派日益走强的政治话语权与主导性将被逆转，建制派与中央将获得更大的政治自信与力量来改造香港政局。
沿袭这一思路，反对派拒绝了后“占中”时期中央释放出的和解信号，多次重申捆绑投票否决的立场。不过，这一集体捆绑行为在“占中”运动前后尚可“同仇敌忾”，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政改方案且民意日益支持“袋住先”的强大压力下却逐渐难以保持攻守同盟。根据近期观察，反对派议员中颇有温和理性力量反转立场的可能性。这一反转固然有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策略性措施影响，但就内在政治理性而言亦可理解。在穷尽社会运动与议会内拉布之反对性资源而仍然无法改变政改框架时，捆绑否决可以作为短期内巩固自身政治团结与接力施压的政治武器，但却不可能成为贯彻到底的一致立场，因为从反对派自身政治利益及香港民主化整体前途而言，一味否决并非上策。
我们看到，就在特区政府公布政改方案的同时，《苹果日报》等反对派媒体加紧了对民主党的“批判性团结”，试图巩固捆绑否决的攻守同盟。这一颇为僵化的立场事实上并不符合反对派及香港民主的长远利益。不过，反对派内的温和理性力量亦需要足够的理由、智慧和勇气才能够说服部分党内成员并不惜政治代价做出立场反转。香港政改第三步，最精彩之处不在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既定工作，不在于反对派中激进派与少壮派的一意孤行，而在于决定政改方案“生死”的少数反对派议员。民主是多数决，但关键时刻的民主却取决于少数人对民意和公共利益的超党派认知与追求。
温和反对派可大有作为
当然，这里存在两个层次的理性计算与说服。第一层次是中央和特区政府说服反对派整体或部分议员回归基本法与人大决定框架，在“合法”轨道内赞成政改方案并“循序渐进”地继续致力于香港民主的后续优化。这一层次的说服工作一直在进行且得到了香港主流民意和少数反对派议员的认同，从而构成香港政改闯关的一线生机。然而，仅仅具有第一层次的说服还不充分，还需要第二层次的说服，即反对派阵营内部的理性审议与反转。
这需要温和反对派借助持续走强的主流民意、“占中”运动的间接结果以及香港民主利益的长期公式来进行智慧而艰难的说服。关于“袋住先”的香港主流民意，近期的政改民调可为凭据。在主流民意与党派利益发生冲突时，温和反对派有着较大的理由空间展开工作。当然，仅仅根据民意尚不足以充分说服激进派和少壮派。因为反对派整体的不合作来自于一种深切的政治挫折感，必须对这一挫折感加以可接受的解释与安抚才能够在政治情感意义上取得进展。同时，否决与否到底哪一种选择更符合反对派及香港民主长远利益，也是一个可以进行严格的内部理性计算与辩论的主题。
否决政改带来长期危害
再算一算政改否决与不否决的民主利益。
如果按照既定捆绑立场否决，其长期危害是根本性的：第一，2017年无法实现特首普选，2012年方案自动且无限期适用，政改遭遇彻底失败，没有赢家；第二，与特首普选实行程式捆绑的2020立法会普选无限期搁置，香港民主化进程整体停滞；第三，否决不能有效补偿反对派政治挫折感，反而激化其采取更加过激的对抗行动甚至“港独”实际行动，倒逼中央进一步收紧香港民主化空间；第四，主流民意可能产生激烈政治反弹，将政改失败归责于反对派整体，从而造成反对派政治利益和选民基本盘严重流失；第五，整个香港社会被裹挟进“过度政治化陷阱”，其
国际商业大都市的法治精神与温和理性气质遭受压抑，很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中落伍而沦为二线城市。
相反，如温和反对派议员智慧而勇敢地展开积极说服与立场反转工作，则有机会扮演香港民主救星，不仅有效回避了上述否决条件下的种种根本危害，亦可为香港争取到2017之后的民主优化前景。在反对派逐渐远离广场、回归理性与香港民主本位时，捆绑否决的根本缺陷就很明显了。
未来两个月一定是各方势力聚焦角逐政改方案的最紧张时刻。过，还是不过，对香港民主乃至于香港长期愿景而言，兹事体大。政改闯关严格考验？香港反对派的政治智慧与勇气。希望固然在于官方和主流民意的联合期许与压力，但温和反对派议员的理性反转工作似乎更为关键。我们拭目以待并预祝香港民主成功迈出这一艰难而重大的一步。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着有《香港政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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