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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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视包氏父婿这两位新任董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间多次发生摩擦。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惶：包玉刚吞并九龙仓之意“昭然若揭”。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刚赴欧参加会议之机，纽璧坚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换股之法，欲将其持股权增至49%。具体做法是将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元的九仓股。

　　条件十分诱人，股民喜笑颜开。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权，包氏是无论如何也购不满51%的绝对股权——置地只需再踏半步，即可击碎包氏的“吞并美梦”。

　　包玉刚闻讯，急忙乘机返回香港反击。他首先获得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紧接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105元的现金吸收市面九仓股，目标也是49%。

　　105元的现金，比被九仓股抬高了的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更诱人。星期一开市不到2小时，包玉刚一下子付出21亿现金，购足2000万股，使控股权达到49%，取得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纽璧坚见大势已去，将置地控有的九仓股1000多万股转让给包玉刚，置地套现获纯利7亿多港元。包氏在九龙仓的控股量已超越绝对多数。

　　包玉刚夺得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决战双方，皆有胜有负。

　　包氏的远见卓识，两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从而避免了空前船灾。香港另两个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缓，陷入濒临破产的灭顶之灾。

　　1985年，包玉刚又收购另一间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又一次轰动全港。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一年后，与其“死对头”置地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邀请李嘉诚的长实加盟，三家合资成立一间地产发展公司，项目是在九龙仓尖沙咀地盘发展新港中心物业。一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1986年8月，《每周财经动向》总编林鸿筹先生，在《与李嘉诚谈成功之道》一文中谈道：

　　“最近有人向李氏提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在与强劲的对手竞赛时可创下骄人的成绩。’环顾今日香港商界，似乎只有包玉刚爵士一位匹配做阁下强劲的对手，您可有以包先生为对手的想法吗?’

　　“一般人很自然会认为李氏是以包氏为竞争的对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在过去又有极类似的活动，例如李氏从英资手中收购和黄、港灯，包氏则收购九仓、会德丰；两人先后出任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两人又同时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李氏捐赠汕头大学，包氏捐赠宁波大学等。

　　“但李氏答复这问题时，只说他朝着个人定下的目标向前一步一步推进，来没有居心与任何人比拼。

　　“在多个场合，李嘉诚说：‘我与包先生有真诚愉快的合作。’”

　　现在我们继续看李嘉诚，是如何朝着目标一步一步推进的。他飞跃的一步，显然是收购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附：恒隆集团陈曾熙

　　陈曾熙是香港出名的商界隐士，原籍广东台山县，出生年月不详，只知家境富裕，战前留学日本攻土木工程学，何校不详。据伍宜孙家族介绍，陈氏曾在该家族的永隆银行做外汇、楼宇按揭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与朋友成立大隆地产。其弟陈曾焘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原在南洋做建筑工程，见兄地产业需人手，回港鼎助其兄。


　　1960年，陈氏兄弟注册一间恒隆有限公司，自己建楼并出售。1972年恒隆上市，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陈氏却毫无“虎气”，总是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实干，是个地道的老式商人。

　　陈氏的悭吝在圈内很有名，20世纪70年代初，陈氏在宝去道建一幢住宅大厦，将单位卖给用户，而一家人却住进“暗无天日”的地窖车房。陈氏不仅孤寒自己，对下属也孤寒，小账目也斤斤计较。然而他对儿子教育却十分慷慨，全安排到美国留学。

　　陈氏彻底低调，行动隐秘，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也极少出席同业聚会。虽然如此，但其做事极讲信誉。陈氏做地产深思熟虑，总能把该赚的钱一分不少地赚回来。最漂亮的战役，是恒信苑、九龙湾地铁上盖的德福花园。也由于他过于瞻前顾后，错失金钟二段的机会。陈氏的保守作风，使恒隆在五虎将中滞后。

　　1986年，陈曾熙逝世，遗产却交基金会管理。其弟陈曾焘接任主席，作风依旧。现家族事业由陈曾熙长子陈启宗主理。1994年，恒隆在全港家族财团中排第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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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蛇吞大象 李超人入主和黄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资产价值六十多亿港元。而长实只是一间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高招?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本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本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 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本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间，其中有84间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太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本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本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本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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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本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

　　“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

　　“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

　　“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

　　“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

　　“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笔者由此联系起香港另一位潮商— 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他所控的几间公司，能捞则捞，能宰便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担心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 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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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  
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1995年夏，笔者在港考察时曾听说一则这样的轶闻。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某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难于考证，但这至少代表一种舆论倾向。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李嘉诚的幸运，似乎不止收购和黄这一桩。他与汇丰合伙重建华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为汇丰银行董事，成为继包氏之后的第二位华人董事；他得到地铁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获得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他将长江上市，适逢股市牛市大好时机；他经营塑胶花时，无人担保，就可获得大客户的全额订金。

　　鸿硕先生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安士（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力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

　　“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正是李嘉诚由勤力至成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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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招贤纳士 知人善任辅大业

　　一个小徒仔，受尽英国人的侮辱与歧视。他一旦成为富翁，便雇一名英国人做他的保镖，为其开车，连上厕所都要这英国保镖站岗。此富翁一泄心头之恨，趾高气扬。李嘉诚雇有不少英籍助手，他会因此而扬眉吐气吗?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电器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论述企业主如何管理企业时说：


　　“当员工1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发号施令；当员工增至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当员工达到1 万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增到5万到10万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

　　松下幸之助形象地描绘企业主在企业的不同阶段应扮演的角色。事业规模小，可以事事亲力为之；事业规模中等，更多的要依赖助手；事业规模庞大，还必须靠一种精神力量来统治。

　　松下电器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今日的22万员工，生产销售基地遍布全球，与荷兰飞利浦、德国西门子，并称为世界三大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把他事业的成功，归结为人才观的成功。他有一句深得世界企业界推崇的话：

　　“造物之前先造人才。”

　　日本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近，日本的经济先香港一步获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李嘉诚有机会多次赴日本商务旅行，他十分关注日本的经营管理，佩服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等日本商界俊杰。在香港，他还与有阿信之称的“八佰伴百货连锁集团”主席和田一夫建有深厚的友谊。

　　李嘉诚毕竟是李嘉诚，作为华商翘楚精英，自然不会跟在日本人后面亦步亦趋。李嘉诚的经营能力和成绩，绝不会比日本商界的泰斗逊色。

　　李嘉诚由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除了前文谈及的“超人之术”外，还得助于他的“用人之道”。

　　李嘉诚虽未像松下幸之助那样，将自己的心得口述编撰成书。人们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仍可感觉到他的博大胸襟与智慧光彩：

　　“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的道理，因为你要有这样旷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以容纳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为长江？只有具有这样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叻哂(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忠心耿耿、忠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草创初期，别说他的下属，就是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打工的就不是。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归功于同仁鼎力合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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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时说：

　　“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都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以补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便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

　　“长实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急速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元，升到90元(相当于旧价)，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轻得力左右手实在大有关系。”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霍建宁。霍建宁引人注目，并非他经常抛头露面，他实际上是从事幕后工作，处事低调。他负责全长江的财务策划，擅长理财，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是个Rofessional Manager(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港大，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业余进修，考取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 (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专业会计师)。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副经理。是年，霍建宁才35 岁，如此年轻就任本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为罕见。


　　霍建宁还是长实系四间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权)的董事。

　　传媒称他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在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如此器重他，便可知盈大亏少。

　　霍建宁的年薪和董事袍金，以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本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还为李嘉诚充当“太傅”的角色，肩负培育李氏二子李泽楷的职责。

　　与霍建宁任同等高职的少壮派，还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周年茂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一道送他赴英专修法律。

　　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的1983年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的年龄比霍建宁还小，才30出头。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周年茂的“高升”，不能说与李嘉诚的关照毫无关系。但最最主要的，仍是周年茂的实力。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细(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月利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发展，都是由他具体策划落实的。他肩负的责任比盛颂声还大。他深孚众望，得到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好评。

　　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现在同行和记者常能见着的长实代表，是一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周年茂，只是金额大的李超人才亲自出马。周年茂外表像书生，却有大将风范，临阵不乱，该竞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令李嘉诚感到放心。

　　长江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地产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全由李嘉诚一脚踢。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为管人型。

　　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李嘉诚仍得亲力为之。

　　霍建宁、周年茂、洪小莲，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洪小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长江未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任其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不到2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达两千多亿；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洪小莲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她：“洪姑娘是个‘叻女’，是个完全‘话得事’的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鬼佬”(外国人)职员，理所当然。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华人，仍存有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心高气傲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会不会带有炫耀之意?

　　笔者旅港时，听亲戚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小时候在洋行做徒仔，扫地、抹灰、煲茶、跑腿。有时为几仙小费，还要为“鬼佬”职员擦皮鞋。此公当时并不觉耻辱，那时在洋行和洋人家做事的人，不管清洁工、园丁、佣人、车夫，都会觉得比操同等职业为华人服务者高人一等。此公发达后，高薪雇了个英国小伙子做他的保镖，为他开车；他坐酒楼吃饭，要英国小伙子站在他旁边侍候；他上洗手间，要英国小伙子为他站岗。此公风头大出，一泄心头之恨。这小伙子不觉得有失尊严，因为他酬薪丰厚。可惜好景不长，此公股海翻船，“鬼佬”保镖也请不成了。不过此公道：“我再有发达时，还要雇个‘鬼妹’秘书，靓得像‘荷里活’(好莱坞) 的艳星，人见人爱，我要让她在我面前乖得像猫，显显我们中国人的‘威水’(威风)!”

　　用这种方式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兴民族精神，值得商榷。

　　曾有记者问李嘉诚：“你的集团，雇用了不少‘鬼佬’做你的副手，你是否含有表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成分呢?”

　　李嘉诚回答道：“我还没那样想过，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多处，员工两千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 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情决策。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一位美国人Panl 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间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利于相互间的沟通。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George 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本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李嘉诚器重他，不仅是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中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应用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名声显赫的马世民(Simon Murray)。

　　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另外，青州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马世民把李嘉诚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少年时代，曾听父亲讲战国时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能成大事，得“客卿”之助也。李嘉诚能成宏业，“客卿”功不可没。

　　李嘉诚曾高兴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

　　他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个是外国人，200个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近臣”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

　　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士，在业界声誉甚隆。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大概说的是实话，李业广身兼本港二十多间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另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富豪的不支干薪的高参。李业广不是那种见钱眼开、有酬(金)必应之士，一般的大亨还请不到他。长江上市，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就此一点，足见两李的关系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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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是个彻底的务实派，他绝不会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李嘉诚在商界的名气较李业广大。在香港商界，拉名人任董事是人们常用之术，李嘉诚并非这样，他敬重的是李业广的博识韬略。长实不少扩张计划，是两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甘处幕后，保持低调。1991年，李业广一飞冲天—出任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在他之前，任联所主席的有：金银会创始人胡汉辉，股坛教父李福兆，恒生银行卸任主席利国伟等，个个都是香港商界风云人物。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长实集团多间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杜辉廉(PhilipTose)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20世纪70年代，惟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唯高达，杜辉廉便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被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他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经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

　　杜辉廉多次谢绝李嘉诚邀其任董事的好意，是众“客卿”中惟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令重情的李嘉诚总觉得欠他一份厚情。

　　1988年，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杜梁二人占35%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如长实系的和黄、中资的中信、越秀、地  
产建筑老行尊鹰君与瑞安、旅业大亨美丽华、胡应湘的合和等。这些商界巨头，不入局，不参政，旨在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有18路商界巨头为后盾，百富勤发展神速，先后收购了广生与泰盛，百富勤也分拆出另一间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其中两间公司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盈利已达6.68亿港元。

　　在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主动摊薄自己所持的股份，好让杜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安全”线。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出于非盈利，以报杜辉廉效力之恩。不过，李嘉诚持有的5.1%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大笔红利。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备受宠爱的热门股。

　　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多是由百富勤为财务顾问。身兼两间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地充当李嘉诚的智囊。

　　《明报》记者在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李嘉诚所指的，是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委托与《明报》有关联的广告公司做广告代理商。广告公司的人跑去看地盘，房子已建好，漂亮得很，典型的欧洲风格。美中不足的是，路还没修好，下雨天尽是泥泞。

　　李嘉诚大概近日没去看过，就打算发售。广告商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单位，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高。

　　“对对对!”李嘉诚不迭声地回答，脸呈感激之情：“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了，本该想到结果还是忽略了，就照你们的办。”

　　李嘉诚马上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不错。之后是大坑龙华花园，他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植上美丽的花木。

　　广采博纳，融会众人的“绝桥”（绝招），这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之源泉。

　　《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还分析道：

　　“反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致窒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间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香江才女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事。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后期，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长江仍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仍在维持小额的塑胶花生产，林燕妮甚感惊奇，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在另一场合，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

　　李嘉诚说：“一间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日本的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做“埋骨公司”的宣誓。李嘉诚从不勉求员工作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总是通过一些小事，让员工觉得值得效力终身。李嘉诚自豪地说：

　　“本公司不是没有跳槽，公司行政人员流失率极低，可说是微乎其微。”

　　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道：“如果哪个做错事，李先生必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要员家，骂个狗血淋头也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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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他冷静后，便会找受批评者赔礼，说明道理。

　　一般来说，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受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获得任何照顾。得到他重作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

　　“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会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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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锐意进取 再购青泥控港灯

　　1979年，李嘉诚入主英资青洲英泥董事局；1985年，他又斥资29亿港元，从老对手置地手中购得港灯集团；1987年，港灯分拆另组嘉宏。马世民任和黄行政总裁，并兼任港灯、嘉宏两主席。洋大班深孚众望，和黄系业绩惊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李嘉诚大举进军本港英资企业。


　　1977年，李嘉诚购得美资永高公司后，迅速把矛头指向称雄香港的英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系的九龙仓，以退为进的李嘉诚放弃九龙仓收购，把经营不善的和黄洋行树为靶子。

　　他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在市场悄悄吸纳英资青洲英泥(注：水泥)公司的股票。197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25%，他入局出任董事。1979年，他所持的股份增购至40%，顺理成章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李嘉诚完全收购和黄洋行先后达3年，1981年伊始，他正式出任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

　　港刊称，“以鬼治鬼”是李超人完成收购英资企业后的治理大计。青洲英泥的行政总裁选留布鲁嘉，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是李察信。

　　1982年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就香港的政治前途与中方谈判，香港英人惶恐不安，信心危机席卷香江。李察信竭力主张和黄集团将重心转向海外发展，李嘉诚却看好香港前途。

　　两人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导致了李察信的辞职。接替行政总裁一职的是另一位英籍人士—马世民。马世民上任不久就参与收购英资港灯集团，并出任港灯主席。

　　西蒙·默里(Simon Murray)1940年生于英国累斯特(Leicester)，马世民是他来香港后取的中文名。

　　马世民未读大学，他说他的大学就是人生。他有不凡的经历，19岁跑去参加法国雇佣兵团，派驻阿尔及利亚作战。他后来把他的经历写成一部名为《Legionaire》的小说，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66年，马世民来到英殖民地香港，进入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他形容自己就像个推销员，墙纸、果仁、钢材、机器、电器等，什么都卖过。其中的3年，他被派驻怡和在泰国的分支机构，负责怡和地产的建筑合约，他借用一种华人独钟的药品——称自己是万金油。

　　也正是他在多种领域经受过锻炼，李嘉诚在物色综合性集团和黄行政总裁时，把马世民列为首选。

　　马世民在怡和服务了14年，深得怡和重视，他是多间公司的执行董事，如怡和工程、金门建筑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还被派往伦敦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他竭力要见李嘉诚，李嘉诚并不过问这一类“小事”，还是同意会见这位倔强的“鬼佬”经理。

　　这次会面，彼此都留下深刻印象。马世民自我评价说：“目前来说，我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于边干边学，但香港是这样，只要你拿出真本事来做生意，你就会学得很快。”

　　马世民还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李嘉诚也属龙，不过，比马世民整整大12岁。李嘉诚与马世民就好些话题交换了意见，对这位“龙老弟”颇有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决定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承接新加坡地铁工程。

　　1982年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分歧加深。李察信去意已定，李嘉诚积极物色接任人选，竭力拉马世民加盟。

　　1984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委任他任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于1889年1月24日注册成立，于1890年12月1日向港岛供电。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另一间是为英籍犹太家族嘉道理控制的中华电力集团，供电范围是九龙新界。二战之前，港灯座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激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满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

　　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九十余年来，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据1981～1982年市场传，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有觊觎之意。

　　这一时期，在海外投资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用股份，并以破本港开埠以来最高地价的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拟收购港灯的消息，已在市面悄然传开。原以为长实、佳宁会参与竞购，港灯、置地、长实、佳宁4只股票都被炒高。4月26日周一开市，代表置地做经纪的怡富公司，以比上周收市的5.13元高出1元多的价格（6.3～6.35元一股的时价），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并到市场以 9.40元的价位买入1200万股港灯认股证，占认股证总发行量的20%。

     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佳宁正面临危机，长实只是放其一马。

　　置地在本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还向银团大笔贷款，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港灯易手时移势转》一文指出：

　　“本来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道尚佳，经济前景‘争气’，资本雄厚，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不愁没钱赚，可惜戴卓尔(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摔一摔，摔掉了港人的信心。”

　　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雪上加霜，欧美日本经济衰退，香港工商界蒙上一层凄云寒雾。地产市道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地产大鳖置地如罩进铁网之中，楼宇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团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1983年地产全面崩溃，置地坠入空前危机。1983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

　　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淖，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向纽璧坚“兴师问罪”，在怡和置地大班宝座上坐了8年之久的纽璧坚默然下台——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两间公司主席职务。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我只是一名打工者。”身任香港最显赫、最具权势的洋行大班的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

　　纽璧坚对在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说：“整个形势都变了，英国准备抛弃香港，华商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愈来愈强大。这就像当年美国扶植日本，突然一天发现，原来抱在怀里的婴儿是一只老虎。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住，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面对维多利亚港，深有感情地喃喃说道。

　　传媒对纽璧坚的话进行揣测，认为他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现在另一翼，能否保全呢？现在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置地大班，他是否又比纽璧坚高明？

　　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薪金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纽璧坚下台，舆论的焦点渐聚在西门·凯瑟克身上。

　　西门·凯瑟克尚未正式上台，港版英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以“对怡和新大班来说，战役才开始”为标题，报道怡和高层变动及未来。

　　作为怡和最大的潜在对手李嘉诚，十分关注怡和的变动。那时，马世民尚未正式加盟长实系和黄，但两人接触频繁，常坐在一起谈论马世民服务过14年的怡和。马世民指出：怡和高层一直患有“恐共症”，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置地陷入困境之时，马世民积极主张从置地手中夺得港灯。在这点上，两人英雄所见略同。但李嘉诚奉行“将烽火消弭于杯酒之间”的战略，主张以谈判的温和方法购得。纽璧坚的大班地位已岌岌可危，他不想在他手中失去九仓，又失去港灯。虽然他知道出售港灯，大概是早晚的事。早售早摔包袱，除此，不再有两全之计。

　　西门·凯瑟克接下怡和置地的管理大权，又接下前任留下的累累债务。

　　西门1942年出生于英国温切斯特市，他与曾任怡和大班的叔父约翰一样，少年时进入全英著名的伊顿公学念书，毕业后进入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西门不愿念书，他只读了一年就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他躺在棺材中，由同学抬出校门——从此永别全球学子都向往的剑桥大学。西门的玩世不恭，惹得他父亲威廉暴跳如雷，认为他“孺子不可教也”。

　　西门的哥哥亨利·林德利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3年怡和大班。西门于1962年加入怡和公司，在海外的分公司任职。1982年年初，西门调回香港，同年出任常务董事。他说服其他董事，频频向纽璧坚发难。西门如愿以偿坐上大班尊位，成为凯瑟克家族出任怡和大班的第五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西门·凯瑟克，不再是年轻时的纨绔子弟。但他是否有能力统治一港最大洋行？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

　　对凯瑟克家族史作过深入研究的黄文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门·凯瑟克在过去多年不足以证明他因此而能够胜任怡和公司首席管理人职位。不过，事实证明，他虽是贵族出身，却不是外行商家，有能力发展怡和公司的多元化业务。”

　　李嘉诚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及凯瑟克家族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现在他不再做出任何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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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委以他和黄董事行政总裁的重任，和黄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盈利大户。

　　1984年，西门·凯瑟克出台“自救及偿还贷款”一揽子计划，即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自然是核心业务，置地的旗舰地位无论如何要保住，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断其一指——出售港灯减债。

　　首选的买家，自然是李嘉诚。财大气粗的李嘉诚出得起理想的价钱，他曾向前任大班纽璧坚表示过觊觎之意。西门当时也在场，他很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令西门不解的是，这一年来，李嘉诚不再有任何表示。难道他真不想要港灯？港灯可是拥有的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在港岛与其竞争，盈利确保稳定。

　　李嘉诚欲擒故纵，使西门如坠五里雾中。

　　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主动向李嘉诚抛去绣球。第95期《信报月刊》描绘道：

　　“1985年1月21日(星期一)傍晚7时，中环很多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街上人潮及车龙亦早已散去；不过，置地公司的主脑仍为高筑的债台伤透脑筋，派员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计转让港灯股权问题，大约16小时之后，和黄决定斥资29亿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

　　这期间，李嘉诚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具体与置地商议收购事宜。消息传出，全港又一次轰动。

　　“我们不像买古董，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李嘉诚对新闻界说。

　　“假如我不是很久以前存着这个意念和没有透彻研究港灯整间公司，试问又怎能在两次会议内达成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呢?”

　　当年置地以比市价高31%以上的溢价抢入港灯；现在和黄以6.4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元)捡了置地的“便宜”——而购入34.6%的港灯股权。以市值计，李嘉诚为和黄省下4.5亿港元，显然要高对方一筹。

　　未过35%的线，故不必全面收购。因是“和平交易”，不会出现反收购。和黄实际上已完全控制港灯。

　　收购过程中，有关股票未做全日停牌。只是午时左右，买家和记黄埔、卖家置地公司和“货色”港灯公司主动要求四家交易所停牌。

　　4家停牌时间不一，造成部分炒手利用时间差炒这3只股票。大部分投资者作壁上观，3只股票均未像以往的收购战一样被抢高——都知李嘉诚“买货”，不会出现竞购与反收购的好戏。

　　整个现金交易额29亿港元，按协议须2月23日前交清。和黄2月1日就提前付款。置地提出扣还利息。依计算2月1～23日间，利息达1200万港元，和黄只收了400万，另800万送回置地。

　　这等于和黄蚀本800万港元，李嘉诚觉得这笔交易“抵数”。他看好的不仅是港灯的常年盈利，还看好港灯电厂旧址发展地产的价值。

　　李嘉诚斥巨资收购港灯，对恢复港人对香港的信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马世民谈起港灯的收购，仍对李嘉诚称道不已。

　　“一共花了16个小时，而其中8个小时是花在研究建议方面。”
   
    　“李嘉诚综合了中式和欧美经商方面的优点一如欧美商人，李嘉诚全面分析了收购目标。然后握一握手就落实了交易，这是东方式的经商方式，干脆利落。”

　　同年3月(1985年)，包玉刚收购了大型英资洋行会德丰。

　　此时，四大英资洋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会德丰先后落入华资手中。怡和仍是最大英资洋行，但昔日风光不再——九龙仓和港灯分别给华资两大巨头控得。

　　四大战役，彻底扭转英资在港的优势，是香港经济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李嘉诚、包玉刚名声大振，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世界华文传媒，尤其是中国传媒，称李氏包氏是“民族英雄”，“大涨中国人志气，大灭英国人威风”， “被英殖民者统治百年之久的香港华人，从此扬眉吐气”，李超人、包大人，不愧是龙的传人，世界华商的骄傲”，“大大振奋和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自尊”……

　　某位资深经济评论家说：“不必把商业行为太往政治上扯，别忘了他们(包玉刚、李嘉诚)是商人，当然是出色的商人。”

　　还是看看包玉刚、李嘉诚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

　　早在1981年5月12日，包玉刚在香港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

　　“我想你们其中必然会有人对我参与某些本港地产公司活动(注：指收购九龙仓)感到兴趣。让我告诉你，我参与地产活动，并非因为我想与传统的英资洋行作对，而是像香港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控制权从一个环节转到另一个环节，或者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只是表示某些由于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资金需要另寻出路。”

　　李嘉诚未正面评价“舆论有关他收购英资洋行的报道”。他只是在很多场合说：“收购不像买古董，非买不可。”有人认为，买与不买，李嘉诚都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的，他并不把对方当不共戴天的敌人，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李嘉诚还说：“我一直奉行互惠精神，当然，大家在一方天空下发展，竞争兼并，不可避免，即使这样，也不能抛掉以和为贵的态度。”


　　西门·凯瑟克在港灯售购协议上签字后，舒一口气道：“从此置地不再处于被动了!”几天后置地便宣布投资7.5亿元，兴建行将胎死腹中的交易广场第三期工程。其后，李嘉诚把29亿元的巨额现金支票交给西门，西门高高兴兴将港灯交给长实系和黄。

　　那位评论家说：“李嘉诚真正发迹，是从收购和黄开始，李氏的发迹史无疑是一部吞并史。他并非像某些传闻说的‘为民族而战’，他是‘为自己而战，为缔造他的商业王国而战’。在两次浩大的收购中，李嘉诚头脑异常冷静，从未情绪化——这就是出色商人的头脑。

　　“如果说，李嘉诚收购英资是‘民族气概’之体现，那么，这之前和这之后，他都收购过华资，这不意味他是‘民族的叛逆’吗?”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不想对此再作评议。李嘉诚、包玉刚收购英资企业的业绩，世界传媒对他们的述评汗牛充栋。这正表明，收购本身的空前反响及非凡意义。

　　李嘉诚控得港灯，委派港灯控股母公司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出任港灯董事局主席。

　　1987年3月2日，和黄将港灯非电力业务分拆上市——嘉宏国际集团公司。嘉宏从和黄手中购入港灯的23.5%股权，成为港灯集团的控股母公司。马世民出任嘉宏董事局主席。

　　重整后的长实系股权结构是：李嘉诚控有长江实业33.4%股权，长江实业控有36.55%的和记黄埔和42.9%的青洲英泥，和记黄埔控有53.8%的嘉宏国际，嘉宏国际控有23.5%的港灯集团。

　　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高峰期有百余间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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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民负责和黄系的电讯、能源、货柜(集装箱)码头、零售及港灯与嘉宏的业务。现分述如下：

　　电讯：1986年年底，和黄设立一间全资附属公司——和记通讯有限公司，统辖原有的和记电话、和记专线电视、和记传讯、和记资讯传通4家公司。和记电话公司主要从事流动无线电话，客户拥有率占全港的55%；和记传讯公司原已收购了24家传呼公司，是本港最大的传呼机构，市场占有率占5成；和记专线电视合作拥有亚洲卫星一号的权益，并开办了亚洲卫星电视台；和记资讯传通主要开发电脑联网资讯服务，业务在起步阶段，但前景广阔。

　　货柜码头:葵涌码头是世界吞吐量最大的货柜码头，到1985年，和黄属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处理的货柜量占葵涌的45%以上。之后，和黄先后投资近百亿港元，到1990年年底公司拥有10个泊位，89公顷码头设施(占总设施的63%)，货柜吞吐量占市场的70%。和黄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是同业的垄断性企业。另外，公司还拥有楼面600万平方英尺的亚洲最大的货物分发中心。货柜码头业务是和黄的主要盈利来源，1986年盈利4.5亿港元，20世纪90 年代盈利已逾10亿港元。

　　零售：零售业务是老和记洋行的传统业务。和黄拥有两大零售系统——百佳超级商场和屈臣氏连锁店，另还有屈臣氏制造业和多种消费机构。百佳与怡和系的惠康是本港最大的两家超市集团。到1990年4月止，百佳超级市场已达135间，另有10余间在海外。屈臣氏属下的连锁店有220多间。20世纪90年代初和黄零售业营业额达50亿港元的水平。

　　港灯：1984年，为怡和置地所控的港灯集团，拥有香港电灯公司和丰泽、嘉云等9家全资属公司及国际城市等5家联营公司，业务包括电力、地产、工程、工业、贸易、零售、保险等多方面。该年税后盈利8.22亿港元。1985年，长实系和黄收购港灯后，年盈利12.8亿港元，增幅56%，为港灯集团有史以来首次突破年盈10亿元大关。1986年又突破15亿港元。

　　嘉宏：1987年，港灯非电力业务单独分拆上市，始有嘉宏国际。嘉宏除控有23.5%的港灯股权外，全资拥有希尔顿酒店，控有50%联信公司股权。 1987财政年度(注：财政年度通常不以12月31日为截止期)，嘉宏盈利6.8亿港元；1988年度增至9.5亿港元；1989年盈利突破10亿港元大关(10.01亿港元)。

　　能源：主要是投资海外石油业，为长实系海外投资的重点。本书将在后面相关章节详及。

　　1986年1月，和黄集团市值从收购时1979年的62亿港元，上升到141.5亿港元。同期，控股母公司长江实业的市值为77亿港元，和黄近两倍于长实，成为长实系的主舰。1979年，李嘉诚从汇丰手中以7.1港元一股购入22%和黄股权，共付出6亿多港元。1989年和黄纯利30.5亿港元，共获利60.8亿港元，相当于购价的10倍。

　　和黄取得如此惊人实绩，首先是李嘉诚正确抉择；其次是马世民管理有方。马世民名声大噪，成为本港洋大班中风头最劲人物。

　　1990年，香港《资本》杂志第二期，列出1979～1989年香港十大盈利最高的上市公司。

　　它们的排行序与10年盈利总和是：

　　1. 汇丰银行 292.72亿港元

　　2. 太古洋行 154.81亿港元

　　3. 和记黄埔 139.22亿港元


　　4. 中华电力 132.49亿港元

　　5. 香港电讯 130.57亿港元

　　6. 国泰航空 121.46亿港元

　　7. 长江实业 112.40亿港元

　　8. 港灯集团 107.69亿港元

　　9. 恒生银行 99.92亿港元

　　10. 新鸿基地产 89.50亿港元

　　这其中，传统英资上市公司有汇丰、太古、和黄、中电、香港电讯、国泰、港灯7家；传统华资有长实、恒生、新鸿基3家。经一系列收购后的归属为：英资有汇丰、太古、中电、香港电讯、国泰、恒生6家；华资有和黄、长实、港灯、新鸿基4家——长实全系就控有其中的前3家。

　　这10年间，长实系的3家上市公司，平均年盈利均达10亿港元以上。嘉宏国际1981年才分拆上市，故未列入。依据此表，长实系在本港业界的盈利水平如何，已是毋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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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联手中资 四大天王占两席

　1990年起，李嘉诚与中资中信、首钢联手合作，借壳上市，新组中信泰富、首长国际两间上市公司。中信泰富与首长国际发展迅速，在中资四大天王中金榜题名。然而，李超人与荣公子在美丽华一役中，却进退维谷……

　　香港中资四大老牌天王是中银、华润、招商、中旅。这四大集团的前身，在清末和民国就已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在改革开放前，驻港的中资公司按照内地国企的机制在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环境下运行，发展迟缓。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资逐步与自由经济机体制相适应。

　　最能体现香港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领域在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香港中资掀起上市热。中资后起之秀，似乎比老牌中资更显得活跃。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的前身，都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其中中信泰富、首长国际，在四大天王中分别占首席与第3席。

　　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如此顺利上市，并急速发展，李嘉诚功不可没。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原国家副主席)邀请李嘉诚出任中信董事。

　　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于1978年移居香港，经商办公司，有所成就，亦积累经商经验。1986年，荣智健参加香港中信集团的工作，不久，荣升为香港中信的董事总经理。

　　荣智健雄心勃勃，他不满足坐“现成”的交椅，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创立一间完全由自己所控的公司。另外，荣智健来港多年，已经相当港化，对中信复杂的人事关系及组织结构颇感不适。他觉得有些地方与内地的一些单位无任何区别。

　　也许，他可凭他老爸的威信，在香港中信下面，另组一间集团全资公司。但他没这样做。全资公司，不如上市公司的“翻头”大。他渴望到瞬息变幻，大起大落的股市闯荡。

　　李嘉诚以扶植泽钜、泽楷的心理，关注荣智健的事业。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未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如今，交情不错的荣智健有心大展宏图，世叔伯们岂有不帮之理?

　　李嘉诚、荣智健都看好借壳上市，英雄所见略同。

　　借壳上市是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循正式手续在交易所上市，需花费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须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

　　中资公司，或来港资历浅，或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中资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主意。有买壳者，就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沽。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李嘉诚、荣智健在股市多次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

　　泰富发展前身是本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

　　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减磅”。

　　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

　　泰富市值7.25亿元，是当时股市的“蚊型股”。

　　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

　　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借壳上市，对荣公子、李超人还只是小试牛刀。收购恒昌行，方可称大展拳脚。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克绍箕裘，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3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 25%，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恒昌行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家族、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公司出师不利。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3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

　　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 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3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 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元/股(高出备贻82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本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

　　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不得不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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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未有的恒昌64%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很爽快接受荣智健的收购条件，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役，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又获得实惠—售股盈利2.3亿港元。

　　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有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分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票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也有人提出疑问，他们未必是合作得十分愉快，不可能会有下一次合作。

　　从1990年年初，李嘉诚辅佐中信收购泰富起，香港中资与内地国企，纷纷扯超人衫尾，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

　　李嘉诚选择了首钢为合作伙伴。

　　首都钢铁企业总公司，是中国特大型四大钢铁基地之一，职工数27万人。经营多元化，包括钢铁、采矿、电子、建筑、航运、金融等18个行业；在国内拥有百多家大中型工厂和70家联营公司；在海外拥有独资、合资企业18家。

　　李嘉诚选择首钢，还有一个机遇因素。

　　香港有一家“东荣钢铁”上市公司。该公司业务以经销钢铁为主，1990年，光钢筋一项就进口33万吨，占本港同年市场的1/3。东荣为李明治的联合系集团所控。李明治是香港股市著名的魔术师，不停地将全系各上市公司的股份倒来倒去，据说买家卖家都是他一人，害得小股东叫苦连天，不知所措。

　　李明治涉嫌触犯证券条例，招致证监会等机构的大调查，如证据成立，李明治及其联合系集团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李明治走为上策，有意将旗下上市公司作壳出售。

　　东荣钢铁与首钢的入港发展方向相吻合，它既可消化首钢的钢铁，还可将部分钢铁销往海外。

　　1992年10月23日，首都钢铁、长江实业、怡东财务、东荣钢铁在北京签订有关收购东荣的协议，收购价9.28角/股，涉资2.34亿港元。收购方的股权分配是，首钢51%，长实21%，怡东3%，一共为75%东荣股权。收购停牌前，东荣市价为9.2角/股。

　　东荣的市价及收购价均低于股票面额，可见东荣当时在股市信誉之低，东荣是一只没有肉的微型空壳。就这只小壳，并不可限制它的未来主人将其发展成大型中资企业。

　　首长第二次合作，是收购三泰实业。

　　1993年，李明治的联合系进一步斩缆，将旗下的上市公司出售。4月2日，首钢、长实、怡东又一次联手，收购联合系的三泰实业67.8%股权，每股作价1.69元，共涉资金3.14亿港元。

　　三泰实业是一间生产电子产品的上市公司。收购后，三家的股权分配是首钢46%，长实19%，怡东2.7%。5月，东荣从长实和怡东手中购回三泰股份。

　　同月，东荣正式改名为首长国际。大股东仍是首钢、长实、怡东三家。三泰实业则挂在首长国际旗下。

　　1993年5月18日，首长国际收购开达投资，经重整后，将其改名为首长四方。

　　1993年8月12日，收购建筑公司海成集团，斥资1.74亿港元。

　　1993年9月12日，首长国际全面收购宝佳集团，涉及资金11亿港元，是首长国际金额最大的一次收购。宝佳的业务以黑色金属为主。

　　经过5次收购后，首长国际在香港站稳脚跟，实力大增，于是，调头向内地进军。与内地政府及企业任命的投资项目，累计资金达百亿以上。

　　从1992年起，中资公司在香港股市借壳上市、招股上市蔚然成风。红筹股成为股市令人瞩目的股种。香港证券界评出1995年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市值排名如下：

　　第一名，中信泰富，474.7亿港元；第二名，粤海投资(广东省政府驻港投资机构)，89.4亿港元；第三名，首长国际，63.6亿港元；第四名，越秀投资(直属广州市政府)，50.9亿港元。

　　1994年，中信泰富跻身香港十大财阀榜，据1995年1月1日的《快报》，中泰以375亿市值，排名第8位。风头之劲，连本港老牌华资英资大财阀，都感到可畏。

　　有人说，中信在中资坐大，是其背景大(中信是直属国务院的一级公司，级别相当于部级)。


　　香港中信，拉香港超级富豪助威，其中一位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另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首富郭鹤年。权势加财势，任何一家大财团都莫与争锋。

　　中资大举进军香港，曾引起英资的恐慌，认为将是要取代他们的；也引起华资的不安，认为中资是来港占地盘抢饭碗。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指出，“在未来的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注：包括中资英资在内)将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所有资本将在无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公开、公平地竞争”，“中资现在和将来都要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规，并且平等地与其他资本竞争”，“中资公司到香港完全按照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方式去竞争，对我们来讲还是个新课题，我们仍在学习之中”……

　　有人说，李嘉诚先抱住中资这条大腿，然后凭藉中国政府的强大政治靠山，可在香港为所欲为了。

　　美丽华一役就是最好的答案。答案并非像上述观点所臆想的那样。美丽华一役的失利，可从侧面表明，李嘉诚与荣智健等的合作是出于商业目的，完全是本港游戏规则下的商业行为。

　　美丽华酒店可谓是杨氏家族的祖业，但创始人却是一批外籍神父。20世纪50年代初，九龙尖沙咀有一家教会小旅店，专门收容被驱逐的内地教堂的神职人员。1957年，中山籍商人杨志云，因一次偶然机会，购得这间小旅店。几经扩充，到70年代，美丽华已是拥有千余客房的一流酒店。80年代初，佳宁和置地联手购美丽华一翼，价高28亿元，轰动全港。后佳宁破产，置地债台高筑，致使交易未成，双方对簿公堂，再一次轰动全港。

　　1985年，杨志云逝世，其子继承父业，美丽华仍风生水起。到1989年，香港旅游业空前萧条，入住率到1991年还未突破50%。杨氏兄弟遭众股东指责，集团元老何添出任美丽华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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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香港旅游业转旺，至1993年，美丽华已恢复元气，渐入佳境。

　　然而，各大股东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融。并且，杨氏兄弟也不是团结得如铜板一块，大哥杨秉正坚决不放弃祖业，而其弟杨梁则主张走投美国发展。这正是外强“入侵”的天赐良机。

　　外强之强，首推香港首富李超人与中资强豪荣公子合组的新财团。以长实的财力与中泰的背景，欲得美丽华，如瓮中捉鳖。一位财经评论家说：“满香港，再也找不到第二对这么强大的黄金拍档。”

　　市面上，原有关于李氏荣氏不再会合作的传闻，烟消云散。皆说：“美丽华算死定了。”

　　美丽华，非得李超人、荣公子这样的大粒佬才吞得下。美丽华是恒生指数三只酒店蓝筹股中惟一的华资酒店股，该集团主要资产包括：

　　1.美丽华酒店，位于九龙尖沙咀商业旅游区，估值24亿港元；3.深圳蛇口南海酒店，估值12亿港元；2.柏丽广场，第一期估值10亿港元，第二期估值47.5亿港元。这三项加起来，总估值93.5亿港元。

　　1993年6月5日，长实与中泰各占一半股权的新财团，向美丽华提出收购建议，每股作价15.5元(认股权证8.5元)，涉及资金87.88亿港元。

　　美丽华集团于9日申请停牌，停牌前市价为14.8元。李嘉诚15.5元的收购价，溢价不到一成，一般要溢价二成方可生效(即为众股东接受)。市场普遍认为，李氏、荣氏的出价太低，估计美丽华的资产值为18元/股。

　　李嘉诚是股市收购老手高手，他应该深谙此理。也许他过于自信，认为不再有强手跳出来与其角逐“猎物”。

　　据李嘉诚自己说，他们此番收购，是美丽华的一名大股东主动提出洽商，该股东有意出售其所持股权，并且持股数不少。

　　这会是谁呢？难道会是杨氏家族掌门人杨秉正？到6月14日，美丽华董事总经理杨秉正发表公开信，声称全部董事均未与长实、中信达成共识，美丽华物业发展潜质极佳，资产净值为20元/股。信中提到，6月8日晚才接到李嘉诚、荣智健财务顾问的电话意向，而次日早上9时，收购建议书就送到美丽华董事局，“这么庞大的收购行动，未给予当事人适当时间去了解，而突然采取行为，那当然算不得友好和善意。”

　　杨秉正显然对买主的15.5元/股的价格不满。市场传闻，主动与李嘉诚接洽的股东，很可能是美丽华董事局主席何添。估计，何添所持的股权不及杨家的零头。李氏、荣氏欲获成功，杨秉正方是关键。

　　6月22日，杨秉正又刊启事，称公开信可能有不适之词，致使公众对李嘉诚、荣智健两先生产生误解，谨向两位先生深表歉意。结果，这则启事更使公众疑窦丛生。有人说，杨秉正到底还是怕具有强大政治靠山和经济实力的李荣集团。对买方的揣测，更是人言人殊。有人道，李嘉诚有失一贯的君子之风，对方抗拒仍执意收购；亦有人言，李嘉诚仍是不抱买古董的心态，价码已出，不再随意更改，成则得，不成则弃。

　　杨氏家族只持有3成多股权，李荣集团全面收购，仍取胜有望。

　　半路上杀进个程咬金——李兆基的介入，使局势完全逆转了。

　　谁会想象李兆基会公开与李嘉诚“为敌”呢？二李交情之深，路人皆知。他们是地产老拍档，曾在温哥华，与郑氏等共同投得并发展世博会旧址，总投资百亿。他们是高尔夫俱乐  
部的“波友”，每周相聚一次，形影不离。更令人称道的是，不久前，他们共同推出一个“嘉兆台”高级地盘，把两人的名字合成物业名，成为两人友谊的永恒象征。

　　本来，未陷债务泥淖的杨秉正，完全可抓住所持的股权不放。也许他真的担心“怀璧惹祸”，就寻找第三者为其“藏璧”。这个人必是先父的至交，并且财力居香港十强之列。

　　这只有李兆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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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基碍于李嘉诚的情面，开始非常为难。现在杨志云遗孤有难，不帮又说不过去。杨志云在商界名声卓著，深得同仁尊敬。眼看杨家祖业行将被外强“吞噬”。杨志云身前的世交挚友，必会遭外人指责。

　　真正促使李兆基下决心的，是杨秉正“送璧入怀”。美丽华前景广阔，谁不垂涎欲滴？商场无父子，就更不会有友谊。于是，李兆基就给密友李嘉诚致命一击，与杨秉正私下签订协议。

　　杨秉正以极优惠的条件，让李兆基的恒基兆业以17元/股，从杨氏家族购得美丽华股权。李兆基保证只做股东，管理权仍为杨氏家族所控。从而解了杨秉正的心头之患，他最担心美丽华一旦被另一家财团控得，杨家将会被清扫出局。

　　李荣集团一时方寸大乱。一贯不抱买古董心理的李嘉诚，一反常态，把15.5元的收购价提高到17元，与李兆基的同等收购价对撼。一位证券经纪商称：“头脑冷静的李嘉诚，也会情绪冲动，在古董拍卖会上竞价了。”

　　到7月12日，以杨秉正为首的8名董事，仍拒绝百富勤(长实与中泰委托的财务顾问)的收购建议，他们还控有7.61%美丽华股权。以何添为首的5名董事持有5.37%股权，他们主张接受收购。

　　7月16日，百富勤宣布至全面收购截止期，只购得13.7%股权及9.2%认股权证，股权未购满50%以上，承认收购失败。

　　而李兆基通过市场吸纳，使其所持股权增至34.8%。因未过35%全面收购触发点，无须发起全面收购，却保持第一大股东地位。

　　证券分析员说：“李兆基攻守兼利。如果李嘉诚再要发动全面收购，李兆基可从杨秉正等股东手中买入股份，超过半数不太难，李嘉诚又可能徒劳无功。如果李嘉诚按兵不动，他也不动，稳可控制整个集团。”

　　李兆基敢挡李超人，轰动全港。舆论一直认为：超人之势不可挡，其锋不可争。

　　圈中人道：“一帆风顺的李嘉诚，在美丽华一役铩羽退守，是超人在本埠走下坡路的起点。”事情真如这位预言家所说的那样吗?

　　附：1992年香港华人百亿富豪排行榜

　　名次 姓名 原籍、主要职务 资产(港元)

　　1. 李嘉诚 广东潮州、长江实业主席 300亿

　　2. 郭炳湘 广东中山、新鸿基地产主席 290亿

　　3. 李福兆 广东鹤山、前联交所主席 200亿

　　4. 李兆基 广东顺德、恒基兆业主席 190亿

　　5. 郑裕彤 广东顺德、新世界发展主席 165亿

　　6. 吴光正 上海、九龙仓主席 150亿

　　6. 何鸿 广东宝安、澳门娱乐总裁 150亿

　　6. 龚如心 上海、华懋集团总裁 150亿

　　7. 霍英东 广东番禺、信德船务主席 140亿

　　8. 吕志和 广东新会、嘉华置业主席 130亿

　　9. 陈廷骅 浙江宁波、南丰纺织主席 120亿

　　10. 许世勋 广东湛江、吕谨企业主席 100亿

　　10. 利荣森 广东新会、希慎兴业主席 100亿

　　10. 邵逸夫 浙江宁波、邵氏影业主席 100亿

　　10. 何善衡 广东番禺、恒生银行名誉主席 100亿

　　10. 张玉良 广东新会、张兴业堂主席 100亿

　　注：1.共16位，其中郭炳湘为郭得胜之子，龚如心为王德辉之妻；2.以个人所持股份、私有财产及公开商业活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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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楼利滚滚 立足香港再拓展

　　20世纪90年代是李嘉诚收获的大好时节。他推出的大型屋村先后竣工，楼利滚滚而来。他大举进军海外的同时，未放弃在香港的拓展。然而，有些事却难遂人愿，售楼大比拼，李兆基再挡超人势头；9号码头，却让他人捷足先登。

　　长实系在海外投资回报不利的情况下，在港的投资却令集团和李嘉诚本人，赚得盘满钵满。


　　业界最看好的，是该集团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推出的大型屋村计划，步入90年代进入收获旺季。

　　以茶果岭的丽港城为例，第一期工程于1989年3月开工，第一批楼花于1990年5月推出，每平方英尺售价为1700港元。而到次年5月底，每平方英尺飚升到2100港元以上。

　　这个大型屋村是长实与和黄共同发展的，整个计划预计1993年完成，地产经纪商估计，发展商在此项大型工程获利润约56亿港元。

　　1991年财政年度，长实公司盈利48亿多港元；1992年盈利62亿多港元。

　　1993年8月19日，长实集团宣布上半年(截止到6月31日)盈利情况，长实盈利453亿港元，和黄纯利则为25.2亿港元。长实、和黄两公司主席李嘉诚表示，下半年盈利会优于上半年。

　　据《资本》杂志1993年11期刊文估计，长实一公司的售楼收益，1994年将达70亿，1995年可达87亿。

　　又据《资本》杂志1990年2期公布的资料，1979～1989年10年间，长实盈利112.4亿，和黄盈利139.2亿，1985年加入长实系的港灯盈利107.7亿。

　　长实系在20世纪80年代的盈利状况，仅次于汇丰集团，优于怡和，亦优于太古。众多的华资大财团，无人可出其右。

　　骄人的盈利，是李嘉诚大举进军海外的坚实后盾。也难怪有人会说，长实集团“赚钱在香港，投资在海外”——与怡和洋行的“恐共举措”如出一辙。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1984年，怡和掀起的迁册风甚嚣尘上，李嘉诚发表声明：长江集团绝不会迁册，将一如既往立足香港发展。

　　1986年中，李嘉诚开始大举海外扩张，他频频接触加拿大政府官员，引起本港工商界的不安，李嘉诚表示，投资加拿大仅是本集团投资计划的一部分，本集团仍以香港为主要基地，海外投资只占一成多，至多不会过三成。

　　舆论界仍将信将疑。

　　1987年1月1日，李嘉诚与合和主席胡应湘，赫然推出“西部海港—大屿山战略发展计划”。立即轰动全港，亦引起港府的高度重视—此乃香港开埠以来与地铁相当的浩大工程。

　　该计划提出由长实合和为核心的私人财团，投资250亿港元，在香港岛西部海湾的大屿山东角，移山填海兴建双跑道国际机场及西部海港。并开发工业区、住宅区，兴建多条跨海大桥及海底隧道，使机场新区与港岛、九龙连接。另追加投资兴建联系香港、广州、澳门的广深珠高速公路。

　　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超人气魄和立足于香港的信心。

　　1月3日《明报》刊文评论道：

　　“即使在现阶段，这已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对本港和长线投资，是香港前途之所系，一直十分为市民关注。本地财团提出这样庞大的计划去发展香港，使人感到他们对香港足具信心，愿意为香港的将来作承担。”

　　这个计划虽然被否定，但催促了新机场方案早日出台。这年下半年，港府成立“新机场发展研究小组”。对纷至沓来的方案进行对比研究。1989年10月 11日，港督卫奕信宣布确立在大屿山北端小岛兴建新国际机场的方案。以是年价估计，完成整个工程需动用1270亿港元，为本港历史上最庞大工程，由政府和私人财团共同开发。

　　土木工程不是长实的强项，长实的强项在楼宇工程。至1995年11月，李嘉诚先后投得机场铁路车站上盖001号、013号的发展权，权益由长实、和黄、中泰三家分享。

　　据1995年10月11日《信报》报道，机铁青衣站上盖总面积5.4公顷，总楼面积为29.2万平方米。发展项目包括3500个住宅单位和一座商业中心。

　　这财团在这两幅地皮发展中，估计投资在百亿以上。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长实系在香港的重要投资还有：五大屋村的续建工程、兴建现代货柜码头、亚洲卫星公司、亚洲电视、购买股票及可兑换债券，等等。

　　长实集团的实质资产负债率惊人之低，作为一间拥有巨额现金的超级财团，这些投资不如人们所臆想的多，并且声势似乎一年弱似一年，不如他海外投资那么“火暴水响”。

　　是李嘉诚食言吗?

　　不是的，是他在港拓展遇到了一些麻烦。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鹿死谁手？夺标呼声最高者，非超人莫属。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涌坐大。20世纪80年代，葵涌集装箱港现有的6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2、4、6号3个码头，另3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七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3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填海区，共4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本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王。

　　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一词的李超人，当然不会满足现有占有额。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渐上议事日程，李嘉诚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李嘉诚至少占有地利人和。国际货柜执同业牛耳，业绩骄人，经验丰富，素有葵涌地头蛇之称。论人和，即李嘉诚在方方面面的良好关系，尤其是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就有6名是李嘉诚私下“幕僚”，他们是长江集团“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论天时，则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肥彭”到港不久，视察葵涌码头，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肥彭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肥彭”对港府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港府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来的，“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

　　可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届行政局议员们，不再于7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惟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煞食桥”(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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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莅庆典，并视察葵涌。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港府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5成以上，则可认定处于垄断地位；若在7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于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政府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香港政府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处于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利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之一。

　　读者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属卫视与无线之争。港府在制定新条例之时，既不偏袒李嘉诚，也不优惠包玉刚。最后出台的条例，虽未满足双方，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为双方所能接受。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港府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这样，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毫无在中区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港府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江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洗雪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缘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际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7成，算是真正的霸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9号码头一役的失利，遏制不了长江这艘巨舰的破浪之势。长江集团的盈利大头一直来自楼市。

　香港楼市的涨幅，远远高于物价的平均涨势。香港各业，形成千军万马“攀楼”的汪洋之势。财大气粗的新手的加入，使竞争激烈的楼市竞争愈加激烈。

　　报章杂志、电视广播，各发展商和代理商的广告争奇斗艳，触目皆是，充耳便闻。现在广告又纷纷走出境外，在他国异地大做特做，以招揽境外的买家。


　　“睇楼团”风起云涌，有冷气专车接送，还提供免费饮料午餐。所看的楼宇自然在新界，有不少“闲情者”借此作“一日游”，这项“亏本”项目，各商家仍乐此不疲。一位地产经纪一语道破天机：“只要有一个买家，全团费用就足可捞回。”楼市看好，一团岂止一个买家?

　　传统的屋村现场广告，均是大幅宣传画和霓虹灯等。李嘉诚别出心裁，在天水围的嘉湖山庄放激光广告。两个大型激光发射器，安装在第一楼屋顶，入夜便发射出多组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激光，甚为壮观。

　　据市场“宝牙宝齿”传：“因为嘉湖山庄楼盘难出手，数月前(1994年年初)，大老板李嘉诚急谋对策，请来风水先生看风水，着李嘉诚花几十万来安装这个设备，便可将空盘脱手。于是李超人照办如议，街坊也乐得晚晚有免费Show(激光)睇。”

　　但据圈内人讲，李超人纯属商业目的，李氏的“超人心水”才会有如此“超人绝桥”（绝招）。

　　李嘉诚的楼宇单位，一部分由公司售房部直接发售；一部分派给多家代理商包销。一处屋村就有若干代理商，李嘉诚多管齐下，售楼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但“吉屋白蜡烛”事件，使得楼市大赢家李嘉诚满脸“黑糊糊”。

　　事件发生在1994年金秋，地点是风水尤佳的海怡半岛屋村。李嘉诚兴建的住宅楼宇信誉良好，睇楼者众，自在常理之中。然而，当买家去参观吉屋(香港称空屋为吉屋，含吉祥之意)，突见吉屋里燃有几枝白蜡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疑神疑鬼。香港人迷信，联想起死人丧礼之白蜡烛，吉屋何有吉气，乃死屋也。

　　此事不止发生一次，也并非海怡半岛一处。谁碰着，谁倒楣，传媒一渲染，会吓走一批置业者。是何人所为呢？未查到肇事人。有人说是发展商，有人说发展商委托的几家代理商。

　　这至少表明，同业进入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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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集团在售楼宣传上既乏新意，又缺声势。但该集团一直奉行务实的作风，楼价实惠，并充当淡市减价的急先锋，业绩不俗，令同业刮目。

　　淡季“跳楼价”充斥楼市，未见一个地产商跳，倒是有的“走眼”的代理商蚀了老本。到20世纪90年代，减价竞销并非淡市，旺市时仍有众多地产商采取此术，压倒对手。

　　1994年10月，中原地产住宅公司董事陈永杰表示，过去蓝筹发展商(注：均是进入恒指成分股的大地产公司)的竞争阵地在广告宣传，在减价促销，现在他们转移到提供的按揭方式上。他们先对抗银行自办按揭，接下来是同业比拼。你7成，我就8成；你8成，我就来个9成。这样，买家所获的最优按揭，首期只付一成楼款。

　　这只有长实这一类的地产巨头，具备这般雄厚的实力。有的发展商，按揭比例虽不高，却在供款期限上提供优惠。

　　李嘉诚与同业的竞争，莫过于与大好友李兆基的对撼了。

　　李嘉诚的长实与李兆基的恒基，在新界马鞍山均有大型商居楼盘，长实的叫海柏花园，恒基的叫新港城，两个楼盘群仅隔一条马路；二李在美丽华之役较量后，这番再次比拼。

　　第一回合,始于1994年年底，李嘉诚先声夺人，减价推出海柏花园，短时期就卖出八百余个单位，致使李兆基的新港城睇客锐减。李兆基急忙还招，也来个减价售楼。

　　1995年夏，恒基兆业将推出第四期最后一座楼宇，李兆基精心策划,秘密筹备，准备打得对手措手不及，闹个满堂红。

　　7月13日，恒基宣布以先到先得方式开售248个单位，售价4100元/平方英尺，比二手价还便宜。恒基还推出9成按揭，住户只要交1成的楼价就可以入住。更新鲜的是恒基搞幸运抽奖，1/10的中奖率，中奖者可得十足黄金。

　　装修示范单位，是效仿长实的一贯做法，但恒基另有创新。聘请著名设计师萧鸿生推出八款装修，可供买家任意选择，最便宜的一款仅4万多元一套单位。八款各具特色，最贵者也不至于贵到离谱,极易为买家接受并心喜。

　　14日恒基安排睇楼。公司安排免费巴士不停往返沙田广场至新港城之间。私车睇客，可获3小时免费泊车。睇客免费享用早餐晚餐。这又是系列吸引睇客的条件之一。

　　毋庸置疑，是日必有大批睇客涌至新港城。

　　聪明的李嘉诚，岂会错失马鞍山睇客如云的良机？他做了一个非常着数(合算)的安排。13日晚，长实从媒介获悉恒基的楼价后，马上将新港城对面的海柏花园定价电传给各传媒，每平方英尺售4040元，较新港城的平均楼价要低60元。

　　本来，长实还没这么快推出新楼单位。但担心欲入马鞍山置业的买家会被恒基抢去大半，故在14日，火速请名师高文安设计监做示范装修单位，好赶到15日向睇客开放。时间太仓促，示范单位非实楼，而是模型。

　　14日晚，长实董事洪小莲出席恒威25周年酒会时向记者表示：“我们的海柏花园比新港城优胜好多好多。”

　　一般竞争对手在公众场合，尽可能避免过激语言，尤不宜直言不讳褒己贬他。《壹周刊》评议道：

　　“这个破天荒的评论，掀开了李嘉诚和李兆基马鞍山之战的序幕。”

　　两强对撼，在售楼现场更呈剑拔弩张之势。


　　长实的职员对参观示范单位的睇客说：“我们(海柏)平（便宜）过对面(新港)几十蚊(元)。我们也请设计师设计了，你有没睇过对面的装修同用料？我们的要靓得多。我们的设计师是高文安，没得顶(盖帽)，你如果睇过，就知道没得比嘞，你有没睇过先?”

　　长实的现场职员个个这般说，自然是事先统一口径。

　　在新港城摆档售房的经纪商，亦大肆挖苦海柏花园：“我们这里潜质一流，有八佰伴购物中心，海柏连街市都没有，商场又小，没得比。”当睇客说海柏有靓景时，经纪商笑道：“论海景，马鞍山的都差，向西北。买新港的山景单位，向东南，咪仲好（岂不更好）。”

　　恒基造声势到16日星期天步入高潮，与新港城相连的八佰伴商场开张，睇客如潮。周一起，就有买家提前排队，等周二正式发售。

　　长实见势不妙，又出“新桥”(新招)——周一晚11时左右，就在排队候新港城发售的人龙前(已有180人漏夜排队)，挂出一条醒目的长幅：

　　“海柏花园每尺仅售3275元起!”

　　这大概是同业竞争最可怕的情景——顶烂市。一时间，新港城排队的人龙缩了截，跑掉近20人。自然到天亮和当日，有买家加入，结果不尽如人意。据《二李决战马鞍山》一文报道：

　　“翌日，新港城248个单位开售，恒基只派出筹号(注：凭筹号可购单位五个)逾200，反应不及嘉湖的楼宇，首天只卖出七八成单位，较预期逊色。”

　　单位公开发售，本是黄牛党最猖獗之时，直接置业者休想得到筹号，会被黄牛党挤出圈外，真正的买家须从黄牛党手中购买二手，甚至三手、四手的筹号。

　　如此淡市，黄牛党叫苦不迭，内部认购的代理商怨声载道，李兆基更是有苦难言。记者采访李兆基，李氏尽可能扮出轻松状，表示不会再减价与海陌对撼：“我都平了许多啦，对面实际上还只是平几十蚊一只，只要楼盘艰险，买家就不会计较这几十蚊。”

　　李兆基总算沉住气，不再与超人顶烂市。几天后，249个单位好歹推了出去。人们联想起美丽华收购战，李兆基力挫超人，胜券在握。这次马鞍山比拼，长实虽未令恒基铩羽，也总算杀了一杀李兆基处处与超人争锋比肩的气焰。

　　地产经纪界人士认为，马鞍山一役，标志着李嘉诚在楼市游刃有余，风骚独领的大好光景，行将成为历史——这确实有些耸人听闻。

　　人们记得在1991年，李嘉诚为表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向公众许诺：将在6年间，在香港投资400亿港元(注：不包括股票债务类的间接投资)。稳重的李嘉诚不会随便抛出这400亿，而是要寻找有利可图、切实可行的项目。

　　有人担忧，李嘉诚恐难兑现自己的诺言。

　　这种担忧，并非仅仅指楼市竞争激烈、货柜码头拓展失利，而是整个地产界后院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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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地产群豪 称霸港九奈若何

　　升斗小民节衣缩食，却难置下自己的蜗居物业。即便有买得起首期者，亦要受炒家二手、三手的盘剥。一时全港怨声载道，激起港府遏制楼市投机风。地产巨头接招还招，控制全港上市公司市值过半的地产商，谁能奈何?

　　“10年前，当香港楼市从20世纪80年代初房地产衰退中复苏，重新纳入又一轮升势之时，住宅楼宇每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的平均售价不过是700～800港元，而与民生关系最为  
密切的中小型住宅还不及这个价。而现在，豪华住宅每平方英尺的售价已超过13000港元，连远离市区的新市镇，楼价之高也令人望而生畏，普普通通一套住宅动辄要价数百万港元已司空见惯。拿一套建筑面积仅400平方英尺的小型住宅来说，目前售价约为240万港元。

　　“而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月薪不过1.2万港元，为了构筑自己的‘小巢’，买下这种仅够建立‘二人世界’所需的小型住宅，除了要拿出首期72万港元的现款(按七成按揭)外，还要每月供款1.5万港元，才能在20年后还清全部楼款本息，成为真正的‘业主’。如果说，若干年前的楼价水平，年轻一代的‘无壳蜗牛’经过发愤努力，节衣缩食还可以承受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即使不吃不喝，也很难填满供楼这个‘无底洞’了。”

　　上述文字，录自1994年8期《今日港澳》中的一文。翻阅香港报刊，这类望楼兴叹，戟指鞭挞的文字处处可见。1991年5月18日《华侨日报》的《炒楼狂潮害苦了真正的用家》，以一悭俭积蓄的市民置业梦的破灭，倾诉“无壳族”的哀怨。

　　香港置业难，租房亦难。香港是世界租金最贵地区之一。据1990年资料，香港写字楼租金平均水平居世界第4位，每平方米月租为83.2美元，次于东京、伦敦、苏黎世；商业铺位居世界第一，每平方米平均月租619美元(4828港元)，其次是东京、伦敦、纽约。在香港黄金地段，每平方米商铺月租，动辄要1000美元以上。

　　到1994年5月，国际物业顾问仲量行宣布，香港写字楼租金已超逾东京。

　　香港租金昂贵，不仅本港人士苦不堪言，外商更是怨声载道。香港美国商会主席马畋指出：香港的高租金，使不少美商盈利微薄甚至无利可图，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德国西门子集团总裁葛廷嘉，年前考察香港后向报界发表建议：“香港租金水平应在某一水平上停顿下来，否则不仅令一些海外企业望而却步，亦将影响外商在港公司的未来扩展计划。”

　　本港人士及外商群情怨怒，地产发展商与代理商首当其冲。本港地产公司有4000多家，其中上市公司百余家。信誉不佳的公司有500家之多，也许是它们名气太小，舆论批评的矛头多指向蓝筹股地产公司，连信誉极佳的长江实业亦不可幸免。

　　《东方日报》1991年5月26日《地产发展商赚钱知多少》一文：

　　“做牛做马为片瓦，有人穷一生精力，才可以自己拥有物业，楼价已占去家庭收入的7成，究竟地产发展商在建楼及卖楼之间，赚去我们多少血汗，难以统计。但从香港有数的富豪都是经营地产业务，上市公司之中，逾5成的市值均是地产建筑公司，可见做地产的赚钱能力。”

　　该文接下来以楼市盈利大户长江实业发展茶果岭丽港城为例，剖析并估算李超人在这个地产杰作中，将如何获取111亿惊人巨额利润。

　　在笔者的记忆中，曾看过这样一篇文章，文中以“一将功成万骨枯”为喻，来调整地产商的辉煌业绩是由置业租房市民的血汗堆砌而成的，击碎了民众对地产骄子的偶像崇拜。

　　曾几何时，以地产骄子为中坚的华资财团，打败了老牌英资。华资大显神威，华人扬眉吐气。然而，还是这些地产骄子，还是这些华人市民，地产商谋利盼楼(价)高，置业租房者盼市淡楼(价)低。

　　矛盾由来已久，进入20世纪90年代群情形成高潮，昔日的时代英雄成了众矢之的。在这方面，代理商所受的谴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即。

　　香港至少有一百篇文章，谈到地产经纪界新贵，年仅30岁的罗北辉。他以1.4亿港元购得火灾后的重庆大厦首都酒楼商场，仅花0.2亿港元装修一番，易名为意德日广场，一年后以6.8亿元出手，净赚5亿港元。罗弱辉原为地产经纪行职员，几乎是白手起家，几年内炒房炒到10亿港元身价。地产代理商赚钱的总能量不及发展商，但牟取暴利的幅度，远远高于发展商。

　　那么发展商就是炒地炒楼的睇客吗?

　　许多文章指出，没有一家发展商不兼做炒家乃至大做炒家。也许是李超人名气太大，有人声称，李嘉诚累计数十亿港元的非正常性盈利，相当部分来自炒地炒楼。不过，与他全系的地产正常性盈利比，比例甚小，他的主要精力财力，放在地产发展上。

　　与用户关系最密切，也最为用户所憎恨的，莫过于住宅楼宇的代理商与黄牛党。

　　发展商的住宅单位销售分两种，一种是内部认购，认购者以代理商为主，其中的一部分是内部零卖给方方面面的关系户；另一种是公开发售，但置业者基本上买不到一手房，必须从黄牛党手上高价买二手房，乃至三手四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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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楼宇开盘前几天，就有人通宵达旦排队，这之中有各路黄牛党，也有置业者。往往置业者眼看着苦熬了几夜就要开盘，便给搞事的黄牛党挤到爪哇国去。炒手有当场兜售筹号的，也有先买下首期，待价而沽的。

　　《东周刊》曾披露这样一件事情，长实推出海柏花园64个单位供公开发售，一对张氏夫妇排通宵第一个买，原以为头队可拣个海景单位，结果只是面向花园的单位。

　　1985年，金钟地铁上盖大型物业发售，求购者踊跃，黄牛党趁机作乱，演变成一场骚动。1986年，大埔海宝花园发售，发生轮候人殴斗，仇杀酿成命案事件。这之后，发展商自雇保安，或邀请警方维持秩序，黄牛党搞事仍频频发生，甚至出现三合会(黑社会组织)集团对  
抗警方事件。

　　楼市投机活动声名狼藉，公众同仇敌忾，纷纷谴责炒手。也有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发展商，认为发展商是炒手的黑后台，狼狈为奸。

　　此话自然偏激，不过发展商与炒手利益相关，这是事实。应该看到，大部分经纪公司为推动楼市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也基本遵守楼市游戏规则。它们牟取较厚的利润，同时也承担较大风险。

　　也许是这个原因，发展商总是处处为代理商说话，甚至偏袒无照黄牛党。商人皆为利——你若能认这个前提出发，就会对发展商在此事上的言行不感惊讶，自然也包括李嘉诚。

　　香港知名地产记者王康，在其有关地产楼市的系列文章中，几处涉及到李嘉诚，现笔录几段1994年间的只言片语：

　　“据市场人士表示，爱美高(注：主席为刘銮雄)是于1992年8月时，透过内部认购形式，向长实购入第二期(嘉湖山庄)赏湖居第4座单层数的半幢单位，估计达152个，而内部队购较公开发售价，一般便宜约5%(注：代理商看好的更是日后楼价上攀)。

　　“除爱美高外，嘉湖山庄第二期赏湖居第3座，是另一幢以内部认购方式转手的单位。

　　“上周初，该批为数296个单位的现货单位全幢(公开)推销……20楼以上的18层单位(注：全楼高38层，住户图靓景欢喜择高楼)，买家一次认购3至4个单位才有(可)交易(注：只有炒家才会一次买几个单位)。

　　“嘉湖山庄内部认购猖獗，复式单位加80～100万，普通单位亦加几十万，一个单位未到用家手，已有几个人经过手，赚过几次钱，其中第一二手‘特权阶级’，自然赚得‘溶’……‘特权阶级’炒完嘉湖山庄，又去炒海怡半岛。

　　“但怎料，上周四，李超人一声令下，吩咐立即‘叫停’，说嘉湖内部认购做得太扬，过分了一点，海怡和下一个楼盘都要收敛(注：市场有关打击楼市，遏制内部认购的风声很紧)。长实嫡系人马可以内部认购，但只能转让给直系亲属。

　　“(海柏花园)示范单位挤得水泄不通，门口亦有地产代理(商)兜客，加10万，加15万出售内部认购单位，照人计算卖楼反应不会差。难怪好多人一向说李嘉诚最照顾炒家，近期多个楼盘中，炒家在此最赚到钱。”

　　笔者赴港考察，曾就王康披露的材料询问一位新闻同仁：“这是否属实？”该同仁道：“是事实，这种事在本港地产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与那些与公众对着干的地产商比，李嘉诚则算有分寸，有节制。”

　　步入20世纪90年代，公从舆论要求港府立法打击楼市投机的呼声愈发高涨。人们预计，条例出台，将为期不远。

　　众所周知，港英当局对强大的华资地产财团感到畏惧。十大地产上市公司(仅置地为英资)，占香港股市总计市值的2成以上。实际上有不少大鱼漏网，如太古地产，后来归入太古公司成为综合股，不少从事他业的巨富，亦把重点放到地产上。据估计，香港过半的资产为地产商和兼做地产的富商控有。尤其是10大地产巨头，控制了同业地产股市值的五成以上。地产巨头实际上是松散的垄断性集团。

　　过去有句流传甚广的话：“控制香港的是港府、汇丰、马会、怡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有人这样说：“控制香港的是港府、汇丰、马会、地产商。”

　　港府对地产商垄断财富耿耿于怀。无独有偶，港府官员和亲英人士，能在众多的行业寻找到众多的“知音”。

　　一些财经界学者说：“由于各种因素，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香港经济是外向型经济，真正为本港赚来外汇，积累财富的主要是贸易、航运、工业等等。地产商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上，获利最大，并且大得离谱。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香港这样最富的阶级几乎全集中在地产界。过去香港也不是如此，大富豪分散在贸易、零售、航运、金融、地产、工业等行业。现在其他行业的富豪逐步在富豪榜上挤下去—除非他们抱住了地产。这种现象，实际上是香港经济衰退的前兆。”

　　香港杰出的建筑商陆孝佩，一生为地产商和业主建楼不知凡几，其中汇丰银行大厦就是他的杰作。他只知盖房，不知卖房，辛苦一辈子，积累的财富少得可怜，而与他拍档的地产商皆成大富。他晚年时，人们仍称赞他的建筑业绩，他说：“我是世上最蠢的人，不知道早年就去搞地产。”

　　“无壳”升斗小民的愤怒情绪，“有壳”人士对地产界的“微词”，无疑给港府遏制地产垄断，打击楼市投机注入一剂强心针。按理港府要实现目的易如反掌，据传，港府有关官员表示，要打老虎。老虎是谁，自然是地产巨头。

　　1991年11月6日，新上任的财政司(主管财政的最高行政长官)麦高乐，宣布增加楼宇转让印花税和限制内部认购比例，以杀楼市炒风，平息民怨。

　　据说李嘉诚虽知悉此事，因筹备多时，耗费相当财力精力，改期不利。于是，天水围嘉湖山庄第一期仍按期开盘。是日，炒家买家十分踊跃，排队的长龙浩荡，3天内竟有3万人登记，相当于发售的1752个单位的二十多倍。

　　据传媒报道：


　　“麦高乐对此大表不满，觉得李嘉诚明知他在当天宣读打击炒楼措施，却偏偏不避风头在同日推出大楼盘，与政府‘对着干’。麦高乐于是使出厉害的招数，11月13日由银行监理处致函各银行，将新旧住宅楼宇按揭贷款，由原来的八九成，降至7成。”

　　李嘉诚一贯从事谨慎，这次却不慎撞到枪口上。地产同仁原以为咄咄逼人的麦高乐会枪打出头鸟，殊不知他一竹篙打着一船人——地产商均招50大板。

　　银行按揭的比例，直接关系到买家与炒家首期现金的承担，进而影响到楼市的兴衰，楼价下滑，地产商与代理商要双双栽进去。

　　11月21日，李嘉诚在他的“家店”——希尔顿酒店，设宴招待来访的加拿大卑诗省总督，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郭鹤年、何鸿、罗嘉瑞等地产巨头应邀作陪。有人认为，这是向港府“示威”，如果逼人过甚，他们将把投资重点移向加拿大等美欧澳国家。

　　记者询问他们对政府降低按揭成数的反应。一贯口讷，在公众场合甚少开腔的李兆基，率先表态，声称会透过自己旗下的财务公司，提供较高的按揭成数，防止楼市下跌。其他地产巨头异口同声附和，口气异常坚决。李嘉诚在记者的穷追之下，最后也表态，他说希望能与政府协调好关系，如果地产同仁都这样，他也会跟随潮流。

　　麦高乐等一批官员，对地产商“对台戏”异常恼火。第二天，麦高乐与汇丰银行大班浦伟士、恒生银行主席利国伟紧急磋商，由两位金融寡头出面还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浦伟士措辞极为激烈，严厉警告地产商，如果一意孤行，日后其他发展计划将得不到银行的支持。华人银行家利国伟口吻较为温和，但绵里藏针，他一方面指出地产商属下财务公司(注：财务公司是有限存款放款的银行机构)未必有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解释政府的措施只是抑制炒风，并非打击楼市。

　　香港首席财主汇丰大班发了话，地产商马上妥协，在第一时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接受7成按揭规定，并无意与银行对立。

　　日后的事实证明，李嘉诚等地产巨头，只是作策略上的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