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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盖“银票”的票券出自孙自带这箱，与被扣押债券没关系
徐渊认为“百元债券运抵海防时，……致被查获，人亦被扣押……镇南关早已丢失，……难道从前线镇南关退居河内的孙中山仍要为已落空的‘行使军用券计划’，在这批迟来的债券上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再说，由百元债券改作的百元银票，因其面值过高，……也就失去了军用券本身的市场流通作用。”⑤
笔者只是据梁烈亚《镇南关起义回忆录》，孙中山筹划在起义行动“取得南宁后，即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并行使军券”，并电冯将债券全部运往越南一事，分析推测这准备“行使军券”就是加盖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因如只是为了筹饷，并不需将全部债券运越，而这批债券是否被扣押，其实并不影响笔者对此事的推测。因“中华革命军银票”和“中华国商民银票”都盖有孙文之章，说明这些债券出自孙中山自带这箱，也就是说孙中山在起义计划的制定时就筹划好了。而这三箱运来就是准备继续加盖或是以备已加盖不足时备用的，孙不可能无目的就让债券全部运越。 民军取得南宁后，军政府一纸通告，宣布通行“中华革命军银票”，由于面值高，开始流通会有困难（军票是强制流通，本就是流通困难，何况是百元了），可再加盖小面额清票，或印制其它面额的银票、铜元票解决，这些都不是大问题，真正能否让其流通取决于战争的胜负和后续筹款的跟进，但这些不应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四、银票就是钞票应是不争的事实
徐渊在《百元债券百年纪》一文中认为：“正如‘中华民国金币’票虽然称作‘金币’而且又印成钞票形式，其实仍然与‘以一还二’的债券一样，‘中华革命军银票’尽管盖有‘银票’字样，亦仍然属于筹饷债券。在英、法文的百元债券上又加盖中文‘银票壹百元’印戳的目的，就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是为了方便在不识洋文的华侨中发售债券。………更为重要的，乃是‘中华革命军银票’上还盖有‘孙文之章’的印鉴。……说明该银票已经发售出去。这种盖有‘孙文之章’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有的后来还盖有‘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的登记章，说明该债务调查委员会完全认可其筹饷债券的性质。” ⑥
现代人对银票一词较陌生，但在清代，银票就是钞票，笔者查阅了多本金融辞典都解释为：“银票……各种官银钱号、银行、钱庄等发行的代表银两行使货币职能的各种票券。” 杨端六在《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一书中：“钱庄银号发行的兑换券，由于银钱两种货币的流通而有两种名称。（1）钱票，（2）银票。钱票通行已久。主要流通范围……。银票由银号发行，也由钱庄发行，乾嘉时已经南北通用，其发行额且数倍于钱票。茲将极不完全的资料引证如下： ………”。⑦ 孙中山生活在银票即是钞票的年代，应不会糊涂到将债券改为银票，然后再作为债券而去筹饷吧？由马传德、徐渊著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可见“百元债券”前后发行的筹饷凭证，都命名为“债券”、“中华国军需票”（图四），⑧如“是为了方便在不识洋文的华侨中发售债券”应加盖“债券”、“军需票”中文字样，而不应加盖“银票”误导华侨吧？就算是与“金币券”一样，是称作“银票”的债券，也应将债券中很重要的洋文：“在中国成立后一年，由广东政府官库或其海外代理机构支付”的内容，盖上中文方便华侨认识，让华侨真正清楚他们的权益，让他们明白这是债券而不是银票吧。所以笔者认为徐渊“‘中华革命军银票’尽管盖有‘银票’字样，亦仍然属于筹饷债券”的观点是很不合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再说“百元债券”改作“中华革命军银票”加盖了“孙文之章”，并不是“说明银票已经发售出去”，而是作为钞票理应加盖发行人的签章，这是钞票发行前的必备的程序。还需指出的是银票“盖有‘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的登记章”，并不像徐渊所认为的“说明该债务调查委员会完全认可其筹饷债券的性质”。从收集到的实物资料看，除了债券外，“中华民国军用钞票上海通用银元券拾元券”、“广东金库券拾元券”等钞票，也见盖有“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登记章（见图五、六）。所以徐渊的这一观点也是不准确的。
五、中华国与中华国商民银票
柏文认为：“中华革命军银票”与“中华国商民银票”，“所盖之印章，其书法体裁出于同一人之手笔。由此可推想到，两银票是在“中华国”为用，当在民国纪元之前……”⑨
马传德、徐渊认为：“……‘中华国民军’以及‘军政府’等字样，均源於《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⑩“1908年河口起义后，孙中山与吴汉民等在新加坡增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已有‘中华民国’的文书出现。” 老收藏鉴赏家柏文，较细致地从两加盖票中获得信息，就一针见血指出这两票为“中华国”所用。马传德、徐渊专门考证“中华国”的使用时间为：1906年秋冬起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后，至1908年增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之前的一年多时间（而“中华革命军银票”、“中华国商民银票”正是这段时间的产物）。由此而否定了吴筹中：“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发行了中华国商民银票”的观点。 庆幸早年记载的“中华国商民银票”图录，给我们留下“中华国”和“所盖之印章，其书法体裁出于同一人之手笔”的信息。再加上梁烈亚《镇南关起义回忆录》：孙中山在1907冬计划“取得南宁后，即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并行使军券”的史料，提供了准备成立的“中华国”要发行钞票的依据，由此可以认定“中华国商民银票”和“中华革命军银票”是“中华国”要发行的钞票。但同一政府、同一时期不可能同时发行两种钞票，因此笔者综合分析认为“中华国商民银票”是样票。 “中华国商民银票”是样票，后来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武昌呢？笔者认为当年孙中山制作军券时，曾表达过革命胜利后改用“中华国商民银票”的意愿，当武昌起义后，当年参与制作、保管此样票的人，赴武汉传达了孙的意愿并将样票转交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也因此对外作过宣传，外国记者史塔夫才拍摄到纸币实样。从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后，首次在国内建立自己的银行，印制发行“中华国民银行”钞票，只是将“中华国”改为中华；“商民”改为辛亥革命前后才在中国出现的新词“国民”（背图为农民、商人），就可知孙中山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忘记革命胜利后使用“中华国商民银票”的意愿。由此也可印证笔者“中华国商民银票”是样票的推论。 综上所述，笔者于《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中的观点是： 1、“取得南宁后，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所行使的军券，应就是‘中华革命军银票’。当时来不急再专门印制军票才动用现有的百元债券（债券筹款效果应不佳，放着也没用），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字样，准备在建立 ‘军政府’后使用”； 2、“加盖‘中华国商民银票’字样的债券，笔者认为是制作加盖字样时的样票，当时应是制作了‘中华国商民银票’和‘中华革命军银票’两种样票（由于债券不是专门印刷的，加盖时是随意抽取，所以样票号码不是000000），在定夺时，选用了在非常时期有威慑力、利于稳定局势、便于行使流通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废弃了较适宜在和平时期流通的‘中华国商民银票’”的观点,13都是依据史料分析而得，并非主观臆测。 本文为一家之言，确切的情况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同好的补充。 ①中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版
②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初集）》第179页，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6月版
③《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第34～39页
④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 第五集》第123页，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７月版
⑤《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第34～39页
⑥《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第34～39页
⑦杨端六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147页
⑧马传德、徐渊著《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第1～1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版
⑨柏文著《百草集》上集，第491页，亚洲钱币出版社1999年版
⑩马传德、徐渊著《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第1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1马传德、徐渊著《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第1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2、13《广东钱币》2005年第一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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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3-2011 11: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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