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hSengSg 于 31-3-2011 08:00 AM 编辑
选前报道 前左派人士之子普杰立: 用正当平台提批评 (2011-03-30)
● 游润恬 报道 前左派分子之子普杰立医生自认是个勇于表达看法的人,但人们别指望他会召开记者会公开批评政府。 他昨天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敢说我对一些课题有看法,也认为一些事情应该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与政府公开辩论,更不要说是透过媒体。” 普杰立(Dr Janil Puthucheary,38岁)的父亲多米尼克和伯父詹姆斯·普都遮里曾经是跟人民行动党对立的左派分子,一些民众或许因此期待他会跟行动党擦出碰撞的火花。不过,他表示公开挑战政策不是执政党候选人或议员的角色。如果他当选,会在国会或其他正当平台提出对政策的批评。 “召开记者会透过媒体批评政府是志愿团体、公民团体和社会活跃分子所做的事。” 行动党政府的机器那么庞大,不同见解的声音是否会被掩盖,有不同想法的人又是否会被同化? 普杰立表示虽然个人非常认同副总理黄根成的“演进而非革命”的道理,但他也认为一旦认定新的方向,新加坡政府是能够灵活地U转的。 “以我的观察,新加坡是动得最快的国家。” 他分享个人多年前在竹脚妇幼医院成立一个让医学学生在机器人身上练习治病的中心,从构思到落实仅用了四个月时间。而他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却花了两年时间,才凑足资金推出运用类似科技的中心。
“起初我向管理层提出计划时,他们坚决拒绝拨款。我不放弃,继续解释设立这个中心如何对院方有利。他们并不是从‘不可以’到‘哎呀’到‘或许可以考虑’,而是从‘不可以’立刻变成‘可以,那,钱给你。你的关键绩效指标是什么,你几时能落实计划。’”
他认为政府过去十年对一些政策作U转,其实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坚持立场,清楚知道有必要改变立场。我们不像一些国家是为了安抚发出呼声的社群而改变政策,也不会只为了让一些群体安静下来而作出改变。我们改变是因为需要改变,而这个改变是可以取得有效成果的。” 没有参加国民服役但有公共服务 在马来西亚长大,到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升学和发展事业的普杰立医生在十年前跟新加坡籍妻子杨敏思到新加坡定居,2008年才成为公民。网民批评说他应该志愿参加国民服役,才能证明对新加坡效忠。 对此,他说:“只要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志贤要我去参加国民服役,拿起来复枪,我完全乐意这么做。” 他表示本身虽没参加国民服役,但过去十年在政府医院工作,也算是一种公共服务。 “2003年沙斯传染病爆发时,我志愿到陈笃生医院设立儿童隔离病房,还因为在那里工作而染病,需要住院并居家隔离。我康复后马上又回到沙斯病房投入服务。不只是我,政府医院的每一名医疗人员都因要为民众服务而继续奋斗。” 他说:“对那些批评我没有参加国民服役的人,我想问他们你们又有没有公共服务经验?” 他表示虽然没正式从军,但却有代表新加坡到危险地区执行任务的经验。
他忆起几年前被派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把一名病情严重的小病人接回新加坡的经历。
“从医院到机场途中,我们几次被持枪军人拦截。飞机起飞时,科伦坡机场周围还响起枪声。” 他说:“我穿的制服,心脏上方的部位写着‘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这几个字。我代表的是新加坡,没人问我你是新公民还是旧公民。” 重视多元文化 普杰立虽是新新公民,但多元文化这个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却早已在他的理念中根深蒂固。而多元文化和对人类的关怀也是他父亲多米尼克·普都遮里所坚信的理念。 他以“Teh-si, Aunty”这句在咖啡店里常听到的话,带出新加坡丰富的多元文化。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就包含了马来语、华族方言和英语。 他自认个人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英国或新加坡,都是“少数种族中的少数”。所以对他来说,新加坡对多元文化的尊重非常重要。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种族而被剥夺某些机会。与此同时,我也不希望因为我的种族而得到某些机会。” 他说:“在一些国家,如果你说某人有种族歧视,他或许会一笑置之或不以为意。但是,如果你对新加坡人说他有种族歧视,他一定会感到冒犯。这是很好的现象。” 当他在英国行医时,医生必须对所有文化背景的病人一视同仁,但在新加坡,医生有时会先了解病人的种族及教育水平,以调整他们跟病人沟通的方式,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
“在新加坡,所有的人可以获得同等待遇。在英国,所有的人都必须获得同等待遇。这差别很大。”
父亲对历史释怀 有网民批评普杰立“弃红投白”,父亲和伯伯曾与行动党对立,他却加入行动党,似乎对不起长辈。 普杰立表示他正是顾及父亲的感受,所以才在加入行动党之前特地征求他的同意。 “父亲是个心胸宽阔的人。他不记仇,也相信做人不可以封闭思想,应愿意接受他人的想法。如果你采取了一个立场之后就拒绝更动,那你就像是山上的乌龟。” 他的伯伯詹姆斯已在2000年过世。他跟伯伯虽然接触不深,但记忆中詹姆斯非常聪明,也十分乐意针对任何课题进行讨论。 他的父亲多米尼克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捕,在内部安全法下受拘留了一年多,获释后到马来西亚考获律师执照,与普杰立的母亲相遇并组织家庭。虽然父亲直至1990年仍被禁止进入新加坡,但普杰立小时候常随母亲来新加坡探望亲友。那时新加坡是个他放假时旅游的地方,没有什么包袱。 “父亲从来都没对我说行动党不好,或对行动党有抱怨或发牢骚。他每次都从积极角度谈新加坡,例如它的多元文化、任人唯贤政策。他并非完全不提过去,但从来不以抱怨或愤怒的语气去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