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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信長

織田家



═ 婚姻關係             ─ 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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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信長

豐臣家



═ 婚姻關係             ─ 親子關係

織田信長

足利家



═ 婚姻關係             ─ 親子關係

織田信長

日本古城之歷史


     城，是為了抵抗敵人攻擊所築之防禦設施。廣義的城，從有城柵的都城、中世領主居館、山城、砦，甚至有環濠包圍的寺內町，到江戶末期各地建造的砲台等等，皆可包含在內。這種歷史上的廣義「城」，日本全國約有25000座。其中，一般人習稱為「城」的，是有城牆的那種。他們多半是在戰國末年˙安土桃山時代~江戶初期的半世紀間建造的。在這築城史上的全盛時期，約有3000多座大大小小的城池散立全國各地 。然而，大阪夏之陣(1615年, 德川與豐臣間一場決定誰可以宰制全國的戰役，德川勝 ) 後，德川幕府頒布了「一國(封建領國)一城令」，一舉將日本國內整頓到剩下170座城；此後，任何關於城的新造和增改築，皆須通過幕府許可方得行之。直到明治維新前，都大致保持著這樣的數量和狀態。明治維新終結了武士支配的時代，新政府在明治六年(1873) 評估各城的存在價值，加以篩選後頒布了所謂的「廢城令」，淘汰掉一些城堡。在明治7~8年間，許多城堡都因年久失修而破敗不堪，那些尚稱完好的，後來大多都被用為軍事設施，結果在二次大戰中遭到更嚴重的破壞。戰後，日本百廢待興，「城」身為珍貴的歷史遺產和文化資源，其學術與觀光價值，逐漸引起地方重視。於是，戰時燒失的天守閣和櫓、城門等等，也相次重建，之後更陸續有進一步的整頓和定期維修，而演變成我們今日看到的面貌。






[青葉城] 1603年伊達政宗在仙台建築青葉城之後，兩百七十年來，青葉城一直與仙台籓的繁榮相始終。明治十五年的火災以及終戰那一年的空襲，將青葉城化為灰燼。土井晚翠以火災後的城跡為題材，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樂曲「荒城之月」。


[二條城] 由德川家康所建造的京都二條城，成為以後德川將軍家的京都居所，城內無論是建築物、襖繪、雕刻、庭園，皆隨處可見。1867年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便是在城內上奏朝廷，表達"大政奉還"的意願。


[書造院] 室町末期至桃山初期武家住宅的標準形式，現在已經成為所謂純日本建築的表徵。


名古屋城修建於一六一二年，乃德川御三家的居城，二次大戰中曾被燒失，現存的城貌則是一九五九年重修之後的作品。德川御三家是指與德川氏有血緣關係的尾張家﹑紀伊家與水戶家。


加藤清正（1562~1611，戰國時代武將）所修建的熊本城在當時以先進的築城技術而聞名。明治初期西南戰爭時，熊本城曾遭戰火的波及。現存的熊本城則是以後又重新建構的。


豐臣秀吉於一五八五年建構大板城。現存的天守閣則是一九三一年被重新修建的。



位於長野縣松本市的松本城乃一五九０年為領主石川氏父子所構建，是日本現存少有的古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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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信長

織田信長

一五三四～一五八二年（天文三～天正十年），戰國大名，織田信秀之子，幼名吉法師。一五四六年（天文十五年）元服（成人禮）之後，改稱為信長。父親死後，信長把半個尾張國統合起來，一五六０年（永祿三年）於桶狹間迎擊駿河的今川義元，並獲大捷。一五六二年與三河的德川家康締結同盟，統一尾張，進出美濃。一五六七年殲滅齋藤氏攻取美濃國之後，便將居城從尾張的清洲，遷移至岐阜的稻葉山城。一五六八年奉足利義昭之命，進駐京都。雖然義昭在信長的支持下乃得以穩坐將軍職，然而義昭卻對信長的勢力外擴感到不滿，因而聯合武田信玄、淺井長政、朝倉義景、三好一黨、比叡山延曆寺、本願寺、毛利氏等勢力，打算共同追討信長。信長乃於一五七一年（元龜二年）燒討延曆寺、一五七三（天正元年）殲滅淺井．朝倉氏、流放義昭、進而又於一五七五年破武田氏於三河長篠，一五七六年在安土建構居城。一五七七年以後信長打算將其勢力推進中國地方（此指日本本州西部一帶，南至瀨戶內海、北至臨日本海地區，離京都比較近的諸分國，總稱之），命羽柴秀吉（以後的豐臣秀吉）經營中國，乃引發與毛利氏對峙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一五八０年石山本願寺的順利攻取，畿內一帶幾乎都在信長的掌控之中,北國的經營也順利被推動。然而，同一年，為了去救援秀吉，出陣過程中途經京都本能寺，竟被家臣明智光秀刺死。此後，統合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樹立統一政權的壯業、樂市樂座．廢止關所．刀狩．檢地等政策的推動，則由以後的豐臣政權繼續承繼下去。

織田信長

[color]豐臣秀吉

一五三六～一五九八年（天文五～慶長三年），安土桃山時代的武將，尾張國中村的人，織田信秀的足輕（平時做打雜、戰時則為步兵的最下級武士）木下彌右衛門之子。原名木下藤吉郎，年少時期曾次第服事於駿河今川氏的家臣松下元綱、尾張的織田信長，由於屢建戰功，乃逐漸被重用，以後則改稱羽柴氏。一五七三年（天正元年）近江國淺井氏滅亡後，承繼其舊領十八萬石；接著又被派任筑前守一職，成為近江長濱城城主。一五七六年奉命征討中國地方（此指日本本州西部一帶，南至瀨互內海、北至臨日本海地區，離京都比較近的諸分國，稱之），一五八二年在圍攻備中國高松城過程中，發生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遭家臣明智光秀所殺），乃與對手毛利氏談和退兵，並在山崎合戰中殲滅明智光秀的勢力。接著，為了爭奪信長死後的主導權，秀吉不惜與織田信孝．柴田勝家對立。一五八三年勝家被殲滅、信孝被殺之後，秀吉乃於大築城。一五八四年於小牧．長久手與織田信雄．德川家康勢力對峙，但最後則以談和告終。一五八五年平定四國的長宗我部氏、一五八七年平定九州的島津氏、一五九０年平定後北氏、奧羽地區，完成統一天下的壯志。在這期間，一五八五年出任關白、一五八六年出任太政大臣，並被朝廷賜姓豐臣。一五八七年在北野舉行大茶會，正式以其威信布告天下。一五九一年秀吉把關白的頭銜讓渡給養子秀次，然後自號太閣。一五九二年（文祿元年）、一五九六年（慶長元年），秀吉曾企圖攻略大明與朝鮮，但以失敗告終。一五九八年八月十八日，秀吉因病死於伏見城。秀吉的事業幾乎多承繼於織田信長的政策，仰賴樂市樂座令、朱印船貿易制度、貨幣鑄造、都市．諸礦山的直接支配等政策，以掌握商業資本；在刀狩（禁止農民手持武器的法令）、人拂（又稱為人掃，為了防止農民逃散導致土地荒廢所進行的戶口調查）、石高制（以穀物產量單位「石」的數額來決定農民的年貢與勞役負擔量、以及領主的軍役負擔量）的基礎上實施太閣檢地，確立類似近代稅法的稅制；公事（朝廷的政務．儀式）亦被編入年貢中。另一方面，徹底執行兵農分離制度，以全盤掌握農村，建構以後幕藩體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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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

一五四二～一六一六年（天文十一～元和二年），江戶幕府之初代將軍。三河國岡崎城主松平廣忠的長男，幼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元康，以後改名為家康，院號安國院。六歲時相繼被送至尾張的織田信秀、駿河的今川義元處當人質。一五六０年（永祿三年）義元敗死於桶狹間之戰，家康乃得以離開今川氏，回到岡崎。一五六二年與織田信長的勢力相結，平定三河；一五六八年與武田信玄瓜分今川氏的所領，信玄佔領駿河的同時，家康也佔領了遠江。就在這一期間，家康自己改姓為德川。一五七０年（元龜元年）家康築城於濱淞並遷居於此，另一方面協助信長與近江川的淺井．朝倉兩氏的聯軍交戰，全面獲勝。但是，一五七二年與信玄在三方原的合戰，竟然敗北。一五七五（天正三年）年信玄死後，家康與信長再度與武田氏交戰，在長篠地方大破勝賴（信玄之子）的軍勢。家康於一五七八年滅亡武田氏之後，將駿河地區收為自己的領下；等到信長死後，又自然地接收了甲斐地方。為了箝制豐臣秀吉的勢力，家康巧妙地利用信雄（信長之子）的名義舉兵，一度與秀吉的部隊在小牧．長久手對峙，由於信雄與秀吉談和，因此直至一五八六年為止，兩方的關係和諧。甚至為了配合協助秀吉的天下統一，一五九０年跟隨秀吉去攻打後北氏所在的小田原，家康也因而被賜予後北氏的舊地關八州地方，從此居城於江戶。秀吉死後的一六００年（慶長五年），在關原與石田三成的勢力對峙獲勝。一六０三年獲得征夷大將軍的稱號，建立江戶幕府。一六０五年把將軍位讓給三子秀忠，自稱大御所，退引於駿府，舉凡大事多躬親決定。經過大的冬夏兩陣，乃徹底殲滅豐臣氏陣營，秀賴（秀吉之子）自殺，名副其實地完成天下統一的偉業，並穩固了幕府的基礎。一六一六年（元和二年）三月，出任太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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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三成

一五六０～一六００年（永祿三～慶長五年）安土桃山時代的武將，豐臣氏下的五奉行之一，官拜治部少輔。石田正繼之子，原名三也，人稱左吉，乃近江國田郡石田村的人。年少時便隨侍於豐臣秀吉左右，由於一五八三年（天正十一年）的賤越之戰中建立戰功，以後便受到重用，不久就擔任奉行一職。無論是九州征伐、小田原征伐、文祿．慶長之役，三成在軍需輸送、佔領政策上，皆能一展長才。又與長束正家、淺野長政並列，成為太閣檢地的中心人物。一五九五年（文祿四年）成為近江佐和山的城主，年收二十一萬石。秀吉死後，由於忌諱於德川家康的勢力，乃集結所有的反對勢力於一六００年（慶長五年）在美濃國的關原與德川氏對決，卻慘遭滑鐵盧的大敗北，史稱關原之戰。最後，石田被捕，並於四條河原被斬首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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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條早雲

一四三二～一五一九年（永享四～永正十六年），戰國大名。後北氏之祖。原稱為伊勢新九郎，入道（皈依佛門）之後，以早雲庵宗瑞號之。雖然出身不明，有說是室町幕府的重臣伊勢氏之流、或稱是伊勢關氏一族、又有備中之豪族的說法。由於身為駿河守護今川義忠之妻舅而投靠今川氏，成為興國寺城主。一四九一年（延德三年）殺害崛越公方之子茶茶丸之後，乃移居伊豆山。一四九五年（明應四年）由於追隨小田原的大森藤賴，乃以此為根據地，於一五一六年（永正十三年）將三浦義同消滅，平定相模，建構出關東爭霸的基礎，三年後死於斐山。


上杉謙信

戰國大名，一五三０～一五七八年（享祿三～天正六年），乃越後守護代長尾為景之子。初名為景虎，以後改稱為政虎、輝虎，入道（皈依佛教）之後改稱為謙信。一五四八年（天文十七年）與兄長晴景相爭，獲取家位繼承權，成為越後國春日山城主。由於支援被北條氏康所擊敗逃亡的關東管領上杉憲政、以及受到武田信玄壓迫的村上、高梨氏，此後至一五六九年為止乃與北條氏康、武田信玄的勢力對抗，屢屢進兵信濃、關東地方。其中，以與武田氏的川中島合戰最為有名。一五六一年（永祿四年）憲政將上杉的姓與關東管領的職位出讓給謙信。一五七三年（天正元年）平定越中，接著又與進出能登、加賀的織田信長對決，準備上洛稱霸天下。無奈壯志未酬，竟因病死而結束一代的豐業。




武田信玄

戰國大名，一五二一～一五七三年（大永元～天正元年），乃當代一流的戰略、戰術家。甲斐守護信虎之子，名晴信，號德榮軒，法號法性院信玄。一五四一年（天文十年）被其父追放至駿河，因而自立門戶。信玄一方面堅守甲斐國，一方面進攻信濃，消滅諏訪、小笠原、村上等諸氏，一五五五年（弘治元年）幾乎攻下信濃一帶，一五六一年（永祿四年）在川中島與上杉謙信的勢力發生激烈衝突，接著開始進出飛禪與北關東地區。一五七０年（元龜元年）包括駿河地區在內的中部地方已經成為一個大領國，自然形成與織田信長相互對立的局面。一五七二年（元龜三年）在遠江三方原戰勝德川家康，原本打算乘勝進討三河，卻病死於陣中。



陶晴賢

戰國時代的武將，一五二一～一五五五年（大永元年～弘治元年），興房的次子，原名隆房。原為大內義隆的家臣，一五五一年（天文二０年）背叛義隆並逼使自盡，隔年奉大友義鎮的胞弟晴英使承繼大內氏的家業，而由自己掌權國政，並改名為晴賢。一五五五年（弘治元年）於安嚴島與毛利元就作戰，因戰敗而自盡。



毛利元就

戰國時代武將，一四九七～一五七一年（明應六～元龜二年），弘元之子。一五二三年（大永三年）承繼家業而成為家督。最初跟隨尼子晴久，而後又跟隨大內義隆。一五四０年（天文九年）擊破晴久的勢力，接著又把三子景隆過繼給小早川氏、次子元春過繼給吉川氏當養子，其勢力乃逐漸伸展至安藝國。一五五一年大內義隆被家臣陶晴賢推翻，一五五五年（弘治元年）元就消滅陶氏，確立了橫跨周防、安藝兩國的霸權。接著，又進兵備後、備中、石見，並消滅出雲國的尼子氏，而逐漸成長為擁有中國地方十國、並領有豐前、伊予一部份的戰國大名。



長宗我部氏

有時則寫作長曾我部，乃土佐豪族出身的大名，人稱是秦氏的子孫，又有稱是蘇我氏部民的子孫。以長岡郡岡豐為根據地，南北朝內亂時期曾臣屬於守護細川氏之下，其後則以土佐七守護身分存立。永正時期（一五０四～一五二０年）其勢力曾斷絕於一時，但隨即又振興起來。長宗我部國親的時代勢力開始強盛，到了元親的時期則統一了土佐地方，甚至進而平定四國全土。一五八五年（天正十三年）由於豐臣秀吉征討四國而被迫降伏，但仍坐擁土佐一國。然而，至盛親的時代，在關原之役中以豐臣氏陣營的身分，而被沒收領國；隨後在大板之陣的戰役中，又以豐臣氏陣營身分之故而被捕獲，並慘遭殺害。長宗我部氏的勢力乃隨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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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仁之亂

室町時代末期，以京都地區為中心所發生的反亂。室町幕府對舊有的守護大名欠缺強有力的統御機能，特別是在中期之後，不斷地為有力守護大名的反亂所苦惱，加上連續的失政、腐敗、土一揆、德政一揆的發生，幕府的支配力顯著地衰退下去。另一方面，諸家的家門承繼鬥爭激烈，以將軍家、管領家（龜山家、斯波家）的繼嗣問題為發端，與兩有力守護大名細川氏（東軍）、山名氏（西軍）之間的勢力鬥爭結合在一起，一四六七年（應仁元年）天下被分為兩大陣營，發展成相互對立的局面。這樣的亂相延續了十一年，並且從中央逐漸往地方擴大。一四七七年（文明九年），這個由中央所引發的亂事終告結束。由於這個戰亂事件，京都完全荒廢，幕府的威信盡失，更加速促進莊園制的崩壞。相對地，在地武士勢力不斷地強化起來，乃逐漸發展成「戰國大名領國制」。多數的公家（貴族）為了逃離戰亂，而暫時避居於地方，間接促成文化的地方普及化現象。



桶狹間之戰

一五六０年（永祿三年）在尾張國桶狹間地區，今川義元與織田信長的對決。義元率領駿河．遠江．三河的大軍進入信長的領內尾張，準備駐軍桶狹間時，被信長奇襲而敗死。這場戰役，確立了信長稱霸的端緒。



大之陣（冬之陣．夏之陣）

一六一四年（慶長十九年）冬、一六一五年（元和元年）夏，德川氏分兩次把豐臣氏殲滅的戰役。關原之戰後，掌握天下實權的德川家康為了壓迫敵對勢力的豐臣秀賴，一六一四年以方廣寺的鐘銘（以鐘銘內文有詛咒家康的字眼）、以及舊豐臣氏家臣出身的浪人（失去主家的武士）結集於大板企圖舉兵等問題為藉口，舉兵討伐。秀賴與周邊的近臣、真田幸村等人固守大板城，巧妙地掌控地理要害奮力抵抗。家康原本以填埋城的外堀為要件，願意談和，然而他竟違反約定，進而要求內堀也必須填埋，並且強要秀賴轉封。一六一五年，兩者間再重啟戰火。失去防禦力的秀賴雖然努力抗戰，但已是時不我與了。同年五月八日，大板城陷落，淀殿．秀賴母子以自殺明志，豐臣氏正式滅亡。



戰國大名

戰國時代，割據於各地的大領主。作為室町幕府權力基盤的守護大名於應仁之亂以後，領國支配權次第被其家臣之守護代、國人層剝奪而逐漸地沒落。至戰國時代末期為止，仍能維持其領國規模的守護大名有武田氏、今川氏、大友氏、島津氏等數氏；追隨主家（主君）而成立的大名則有後北條氏、長尾氏（上杉氏）、齋藤氏、淺井氏、朝倉氏、織田氏、長宗我部氏、龍造寺氏、有馬氏等眾家。這些戰國大名以國人、土豪層為給人，進而組織自己的家臣團，強化對農民的直接支配。這種專制支配遍及於領國一元內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面，包括分國法（家法）的制定、城下町的建設、土地戶口的調查、工商業的保護統制、新田開發、灌溉治水、宿驛傳馬的整備等各個分野。因此，戰國的社會是較前代的社會更有組織且進步的社會。另一方面，這樣的進步社會也進而造就出能夠統合各個大名的新社會。換言之，在戰國大名相互激烈的鬥爭過程中，相繼出現如織田氏、豐臣氏的大業，並有德川氏承繼其後，塑造出近世的幕藩體制社會。



室町幕府

一三三六年（延元元年、建武三年）足利尊氏所開創的武家政權。至一三九二年（明德三年、元中九年）為止，日本一直停留於南北朝對立的時代，而其最盛期則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的應永年間（一三九四～一四二七年）。另一方面，也呈現出有力守護大名連合政權的態勢。然而，伴隨應仁之亂的發生，幕府的勢力乃逐漸衰退，最後退居成一介京都地方政權之類的存在。一五七三年（天正元年），十五代將軍／足利義昭被織田信長所追放，幕府的政權乃隨之滅亡。




鎌倉公方

又稱為鎌倉御所、鎌倉殿。從一三四九年（正平四年、貞和五年）足利尊氏的次男／基氏替代其兄長／義詮進入鎌倉入主關東，乃至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足利成氏移居古河為止，史稱鎌倉府足利氏為鎌倉公方。從成氏之後，則改稱古河公方。




古河公方

乃指足利持氏之子／成氏及其子孫。永享之亂以後，成氏被迎為鎌倉府之主，卻由於殺害了關東管領／上杉憲忠而遭受幕府派遣的今川範忠所追討，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投靠於下總古河，從此乃被稱為古河公方。從成氏、政氏、高基、晴氏、義氏連續五代，內紛不斷。政氏的時代勢力一分為三，最後被納入後北條氏的支配下。雖然曾經以足利家的支流，具有較高的門第格式而保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一五八三年（天正十一年）由於義氏無嗣而斷絕。一五九０年豐臣秀吉消滅後北條氏以後，哀憐其名門無後，乃將高基的弟弟／義明之孫／國朝許配給義氏的女兒，並賜給他們舊地三千五百石的秩祿。其子孫則改稱為喜連川氏。




崛越公方

又稱為崛越御所。室町幕府支配關東的重要機構之一。足利持氏滅亡後，被幕府認可為鎌倉公方的成氏，於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背叛幕府而改投靠下總古河。為了追討成氏，一四五七年（長祿元年）八代將軍／足利義政的弟弟／政知被命令下向關東。由於勢力不足，政知無法進入鎌倉，乃滯留於伊豆田方郡崛越，與古河公方成氏相互對峙，最後在此終結了一生。其子／茶茶丸承繼其業，一四九一年（延德三年）被伊勢長氏（北條早雲）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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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代

中世時期，守護的代官稱為守護代。在鎌倉時代、室町時代，守護多半居於鎌倉、室町，因此任國的事務乃委由代官代為執行。一般守護代多由譜代等有力家臣擔任，因此他們很容易可以利用守護權限的行使，逐漸將領內的武士予以組織化。特別是室町時代中期之後這種現象尤為顯著，利用下剋上的力量促進自我的領主化成長，甚至因而搖變成大名者，則大有人在。例如，斯波氏的越前守護代朝倉氏、斯波氏的尾張守護代織田氏、上杉氏的越後守護代長尾氏皆為典型的例子。



桂庵玄樹．薩南學派


一四二七～一五０八年（應永三十四～永正五年），室町後期臨濟宗的僧侶，別號島陰，長門國出身。一四六七年（應仁元年）伴隨遣明使天與清啟入明，一四七三年（文明五年）回朝。回國之後，為了躲避應仁之亂，乃滯留於石見、筑後、肥前等地，克行釋奠（祭祀孔子的儀式）、講授儒學。一四七八年，被島津忠昌延聘至薩摩的桂樹庵講學，間接開創了以後薩南學派的學統。有《外集》、《島陰漁唱》等著作，流傳於世。



南學派．南村梅軒


又稱為海南學派，以研習朱子學為目的，興起於近世初期的土佐，南村梅軒為其祖師。他們重視四書內涵，承繼程朱之學，並堅守固持道學者的為學態度。




地侍


又以地士、或國侍表之，即日本中世時期的土豪武士。他們並非是任職於幕府的武士，而是在鄉土著並在當地擁有勢力的武士。鎌倉末期，非御家人、有力名主的勢力抬頭，隨著幕府權力的衰退，他們便在鄉村掌握實質的支配權，並逐漸走向小領主化，最後成為戰國大名、或為其家臣、或為鄉士，這樣的現象一直延續至江戶時代。




貫高制


日本中世時期表示土地面積的方法之一。對土地的課稅額以錢（貫文）換算，並以其稅額表示地積大小的一種方法。相對於此，石高則是用來表現土地生產額的方法。但是，生產物價值的換算率無法固定，因此納稅並不只有侷限於錢納而已。早期也有以對農民（以人為單位）課徵公事錢之數額、或是對農民的房舍．田地課徵賦稅。中世後期之後，賦課的方式則改以段錢徵收法，並逐漸成為戰國大名軍役賦課的基礎。太閣檢地實施後，則統一以石高來表現土地的生產額。



寄親．寄子制


戰國時代的一種虛擬同族血緣關係所構成的主從關係、或是保護與被保護的關係，稱之。鎌倉時代，在總領制基礎上所建構的領主制裡，總領將非血緣關係的武士也編入自己的旗下，從虛擬的親子關係中確立上下之間的主從關係。室町時代之後，伴隨大名領國制的發展，家臣團的擴充與統制的方策逐漸普及起來。戰國大名中，如武田、今川、後北條等諸氏，多以有力武將為寄親；以在地土豪為寄子，編組成強大的軍事力。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穩定的主從關係，不如以契約關係來表現，則更為適切。這種寄親．寄子關係在封建社會中不僅適用於武士階層，在村落、甚至近世以後都市的奉公人（長工、女中）等雇用關係中，也普遍被採用。



分國法


又稱為家法，或是戰國家法。戰國大名為了支配自己的領國（分國），所自訂的的一套法律。雖然不像古代的律令、或近代法那般地系統化，但是已經有其作為法典以及個別禁令、定書集成的形式出現。這些分國法受到鎌倉幕府法、室町幕府法，特別是御成敗式目的影響很大。即使如此，伴隨室町幕府的衰退與莊園制的崩潰，大名便以自家獨有的法令來推動領國統治，並致力於領主權的確立。隨著時代的推演，分國法乃逐漸發展成江戶幕府法、藩法，因此其與近世武家法有極深遠的關係。一般視大內氏壁書為最早的家法，另外像今川氏的今川假名目錄、伊達氏的塵芥集、結城氏的法度、武田氏的甲州法度、六角氏的六角式目、長宗我部氏的長宗我部元親百個條等法令，皆為典型分國法的代表。




喧譁兩成敗法


封建時代的刑法之一。對於喧譁（二者間發生糾紛、暴力衝突）者，不問誰是誰非，衝突的雙方都必須受到懲罰。室町幕府也好、戰國大名的分國法也好，皆採行喧譁兩成敗法作為仲裁的原則。江戶時代之後，雖然御定書中沒有明文規定，但喧譁兩成敗法已經成為一種慣習法（不成文規定）繼續殘存下來。




檢地


中世後期至近世時代，領主對於農民的保有地所進行的測量調查，稱為檢地。其性質很類似古代莊園制下的檢注，豐臣．德川兩政權時代，為了強化農村支配的基礎，乃實施檢地法。一五八二年（天正十年）在全國統一的背景下，乃徹底施行檢地法，史稱太閣檢地。透過檢地的實施，重新清算原有莊園制的支配關係，並制定一套新的租稅體系、以及確立對農村的支配體制。到了江戶幕府時代，修正了部份的太閣方式，訂定檢地條目。從慶長～元和年間（一五九六～一六二三年）至幕末為止，這套檢地條目被適用於幕府與諸藩領內。檢地的方法，首先將傳統一反﹦３６０步改為３００步制，並將１間﹦６尺３寸（但江戶時代的石見檢地、備前檢地則定為６尺１分）、１間四方﹦１步、３０步﹦１畝、１０畝﹦１反，的計算法統一起來。派遣檢地役人以村為單位，將每一筆土地依照其所在（小字）、地目（農田房舍等）、面積、等級（上、中、下、下下）、生產高（分米）事先公定，在一地一作人的原則下，確認納貢責任者（名請人），登錄於檢地帳，稱為繩打。這種做法在實施過程中，曾經引起農民激烈的反抗。



指出檢地


戰國時代至安土桃山時代期間的檢地法之一。大名規定自己領內的家臣必須主動申告其所知行的土地面積、以及作人．收量等明細。由於大名的立入調查幾乎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多半都以指出檢地的辦法達成課稅的目的。一五八０年（天正八年）織田信長派遣直臣強行要求興福寺支配下的大和地方，提出指出的內容，在歷史上相當有名。




城下町


以城郭為中心，所成立的都市。中世時代，領主居所的周邊所成立的聚落、町場（市集），稱為堀之內、根小屋、山下。近世之後，則普遍稱之為城下。十六世紀，戰國大名配合其領國的統一，伴隨著兵農分離政策的推行，領主下面的直屬武士團與商工業者被強制集中於城下，乃形成城下町，並逐漸發展成領國政治、經濟、交通的中心。例如，今川氏的駿府、大內氏的山口、武田氏的甲府、織田氏的安土、以及豐臣氏的大皆為有名的城下町所在地。到了江戶時代，在一國一城令的原則下，從江戶城開始，各藩的城下町被整備起來，武士團則強制必須定居於此。城下町成為藩域經濟的中心，大規模的消費經濟逐漸地發達起來，也成為近代經濟的源流。明治維新以後，主要的城下町多設有縣廳與重點學校，伴隨商業都市化發展而持續繁榮下去。




寺內町


中世末期，淨本真宗本願寺派的寺院境內，所構成的發達聚落。本願寺門徒為了與其他宗徒、或領主競爭，多在寺院周圍挖壕溝、築土居（以泥土所構築的土壘），以保衛信徒僧侶，進而形成一種特殊形態的聚落。座落於大的石山本願寺，可謂是寺內町的原型，其他如越前吉崎、越中井波、和泉貝塚等也極其聞名。




樂市．樂座


戰國時代末期至安土桃山時代期間所採行的商業政策。配合應仁之亂以後商工業發展，戰國大名將無所屬的多數新興工商業者納入新的封建秩序下，以利統制。透過樂市政策，達到經濟統一支配、繁榮城下町的目的。從免除市場稅．商業稅、以及廢止傳統「座」（同業組織）商人的特權開始，改行樂市制度，進而廢止舊的座組織，改行樂座制度。樂市可以一五四九年（天文十八年）近江的六角定賴所建構的城下町石寺新市為例；樂座則以一五七六年（天正四年）柴田勝家的越前北庄的案例為最早的文獻記載。其中，又以一九七七年織田信長在安土桃山城所公佈的樂市．樂座法令最為有名。豐臣秀吉則徹底推動這樣的新制度，一方面否定傳統以寺社、公家的支配為中心所組織的座；另一方面則以城下町為中心，對工商業等新特權組合再重新編組。



御成敗式目


又稱為《貞永式目》，乃鎌倉幕府的基本法典。一二三二年（貞永元年）北泰時下令評定眾編篡，共有五十一條條文。式目收集了源賴朝以來的慣習法、判例，作為御家人權利、義務、所領訴訟等相關事宜的一套簡易成文法，也是最早的武家法。原來所適用的範圍只限於幕府的支配圈內，隨著時代的推移，適用的範圍乃日漸擴大。另外，配合時代的需求，在原有的條文之外，再以追加的方式制定新規範，一般稱為《追加》或《式目追加》。

織田信長

【篡取主君權位的謀略～下剋上】

十五世紀中期以前，日本社會基本上是一個權威本位的時代；但是十五世紀中期之後，整個日本社會進入實力主義的時代。從農民到武士等社會各階層，為了鞏固自己的權益，便不擇手段地，以周延綿密的謀反策略打倒舊權威，歷史上稱之為「下剋上」。

有意以「下剋上」篡取主君權位的人，不僅要有優於常人的謀略與智能，更要有強烈的權力慾，才能不斷地鞭策自己去謀取他人的權位。

一般而論，「下剋上」的策略可歸納出三種基本模式。
案例一 親自下海型：直接將主君殺害﹑或是放逐。
案例二 藉刀殺人型：策動其他的家臣去謀害主君。
案例三 天賜良機型：藉由他國的力量，打倒主君。

然而，即使說戰國時代是一個講究實力主義的時代，任何人仍不希望在歷史上被留下一個「反亂者」的惡名。為了讓自己的反亂行為合理化，反亂者便必須找到一些罪名掛在主君身上，表現出自己是「替天行道」的態勢。套一句孟子的話，這叫做「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弒君也」。原來中國早在孟子的時代，就流行著「下剋上」的風潮，這或許也是中國歷史上經常改朝換代的社會原理之所在。

戰國史上的謀反者，最常給主君貼上如「暴虐無道」﹑「酗酒」﹑「淫亂」﹑「無能」等罪名。一旦將主君打倒之後，也不宜馬上取而代之。即使自己是真正的「謀反者」，仍要注意維持自己的「忠義」形象。因此，最好是另立與前主君有血緣關係者，成為「魁儡型」的新領導人，等自己的權勢完全鞏固之後，再取而代之；而有如風中之燭的「新領導人」，最後多半都招致被暗殺﹑或被流放的命運。

織田信長

【戰國大名成功的祕訣在參謀】

就如中國歷史上三國時代的孔明之於劉備的存在一樣，以戰國大名為頂點的武士團團隊能否在紛擾的世界中毅力不搖，參謀扮演著非常關鍵性的角色。在大名的組織中，是否存有能直言不諱的優秀參謀，以及主君是否有傾聽參謀諫言的雅量，對於整個團隊的永續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以豐臣秀吉為例，初期受惠於竹中半兵衛與黑田官兵衛等兩名參謀，秀吉順利地成為天下第一人。然而到了後期，秀吉周邊的參謀以石田三成為首，多為迎合之徒，以致秀吉晚年失策之處頗多。

反觀德川家康，為了避免重蹈秀吉的覆轍，從曾一時叛離的舊部屬（本多正信）﹑高僧（崇傳．天海）﹑豪商（茶屋四郎次郎等）﹑漢學者（林羅山）﹑土木專家（中井正清）﹑乃至因船難漂流而來的西洋航海家Adams, William（日本名為三浦按針），都成為他門下的重要智囊。家康以後的歷代將軍，在參謀人選上就比較有門戶之見，非武士階層不用，而不再像家康那般地開明﹑彈性。

織田信長

【確立名分的嫡子繼承制度】

雖說戰國時代是一個實力主義的時代，但為了兼顧組織內的上下倫理關係，以促進內部的團結，組織領導權的嫡子繼承制度乃應運而生。透過嫡子繼承制度，將一族子弟區分為直系與旁系，除了嫡長子之外，基本上其他的兒子則沒有繼承權。

即使是實力優先主義的社會，假設嫡長子以外的兒子能力較高的話，還是必須信守「長幼有序」的原則，而把別具威脅性的兒子送出成為養子。戰國大名將次子以下的兒子送出成為他人的養子，除了可以保障嫡長子在組織內的領導權，防範鬩牆相爭局面於未然，甚至可進而藉機褫奪養家方面的權位，實在不失為一石二鳥的謀略。

織田信長

【實力外加權威，如虎添翼】

戰國亂世，代表傳統以天皇與將軍為頂點之權威失墜的時代。打倒舊「神聖不可侵犯」存在之政界﹑宗教界的權威，成為戰國時代的一股重要潮流。基本上，在戰國大名的信念裡，沒有實力做為後盾的權威，是無法成立的；相對地，有實力者如果能夠善用權威，則對其自身權位的安定自然能多一層保障。

豐臣秀吉在天下統一的過程中，以朝廷關白的身分，視自己的對手為「朝敵」，透過這樣的大義名分加以攻伐。德川家康則是在關原會戰獲得全面性的勝利後，再繼而就任將軍職。二者皆是懂得善用實力與權威的贏家。

織田信長

【戰國大名的家臣統御術】

大名團隊的經營就如同大企業的經營一般，必須要有一套合適的企業管理與人事管理辦法，即一套家臣統御術。在戰國時代，如果只光憑封建制度的基本模式﹦「御恩」與「奉公」的關係，仍然無法維持組織內部上下倫理關係的安定性。換言之，戰國大名隨時有被家臣以「下剋上」方式強迫退位的可能。

如何維持大名團隊內部倫理的安定，除了舊有「施與受」的關係（﹦御恩與奉公）必須繼續存在之外，在人事管理上則強調信賞必罰與能力優先主義，以促進組織內部的活性化；另一方面，卻又必須兼顧祖先代代所重用的門閥階層，以求內部在競爭與和諧上的平衡。

不過，在大名團隊的經營管理上，最關鍵的重點則在於合戰上的獲勝。戰爭的勝利，是確保對家臣恩賞最具體的方法。這就如同企業的經營一般，如果企業無法攻佔市場而導致獲利低下的話，則可能會對員工的薪資造成負面影響。戰國大名如果無法保證其旗下家臣的經濟生活，就難保不走上被叛離的命運。因此，家臣統御的基本，仍在於能否連戰連勝。

織田信長

【技術官僚活用術】

戰國大名為了能在亂世中立足，引進各種新式技術，也間接地造就了技術革新﹑多元化時代的來臨。從新式兵器﹑土木技術﹑貨幣鑄造等技術者﹑乃至各種才藝的名人專家，都能以技術官僚身分在戰國時代找到發揮的空間。戰國大名透過這類人才的活用，充實內政﹑強化外交，以建構一個堅固的權力基盤。

然而，過於重用技術官僚的結果，有時也會招致真正在戰場上出生入死之武功派家臣的不滿。

因此主君如何在文治派（技術官僚集團）與武斷派（軍事集團）的決策採用上，求取其中的平衡，對主君的領導權而言，都是嚴苛的考驗。

織田信長

【政略婚姻】

戰國亂世是一個男尊女卑的時代， 武家出身的女子經常被利用為政略婚姻的工具。

政略婚姻的做法一般多在以下三種關係的建構過程中被考慮。

（１） 對等同盟關係→作為人質的意味濃厚
（２） 強化與家臣一體感的關係→藉以提高家臣對主君的忠誠度
（３） 主動服屬於其他大名旗下的自我表態→作為政略工具的女性多半會被以側室待之，因此屈辱的意義濃厚。

然而，政略婚姻的存在，並不代表二者間的關係一定就會是萬無一失。以武田信玄為例，雖然他曾與北氏康﹑今川義元透過政略婚姻的手段，建構「甲相駿三國同盟」關係，但是為了完成勢力擴張的目的，還是無視於婚姻關係的存在，違反同盟約定，而犧牲了家族成員的幸福。

織田信長

【勝敗乃是兵家常事】

當大敵壓境時，戰國大名經常會面臨「滅亡」或「投降」，這種二擇一的局面。對領主而言，當腦中已經存有敗戰的覺悟時，其所考慮的問題除了自己的顏面之外，更牽涉到一向對自己寄以信賴與厚望的部下及其家屬的生命與生計。

當戰國大名面臨降伏之際，最壞的情況莫過於領主自行切腹了斷，樹倒猴猻散，其屬下成員只有自求多福了。

不過，生長於戰國亂世中的人們，與其陶醉於滅亡的悲愴之美當中；他們更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多半他們會派遣家臣到敵對陣營去，以割讓部份領地或送出人質，作為乞求談和的條件。當然，二者間的實力關係與交涉能力的巧妙與否，自然會對最後的結果有所影響。

織田信長

【戰國時代的野戰技術】

不容諱言地，戰力的整備對獲勝而言，非常重要。舉凡兵員人數﹑兵員素質﹑軍隊士氣﹑武器裝備等，都含括於提昇戰力水準的範圍內。除了戰力之外，戰術的使用﹑以及陣地的取得等，皆為合戰致勝的重要關鍵。

在戰國時代，與其安排一場「ｘｘ之陣」對敵宣戰，還不如先看準地形，先布陣於對自己有利的地形，才是野戰致勝的祕訣。換言之，合戰的勝負取決於陣地的佔有。

如何善用地形佈局，成為戰國大名致勝的首要課題。一般而言，在實戰場合中最理想的陣形，即城郭座落於較高處，而前面則有河川流過。在這樣的地形周邊，再加築堀河或土壘圍繞。

織田信長對武田信玄的「長篠之戰」之所以能夠獲得全面性的勝利，除了在戰力﹑戰術﹑裝備上優於武田的陣勢之外，還是拜於理想的陣形之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