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罢工把法国引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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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12月5日法国迎来24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罢工游行，导致交通全面瘫痪。据法国内政部数据，当天有超过70个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参与人员总数超过80万人，涉及交通、能源、教育、医疗以及一些政府公共服务部门。

上海澎湃新闻网报道，12月3日大罢工开始前夕，法国著名学术期刊《争鸣》（Le Débat）主编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 ）接受了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专访。这位哲学家、历史学家曾在他的《读懂法国的不幸》（Comprendre le malheur fran？ais）一书中，将当今法国经济低迷、社会心理悲观自厌的根源，归结为密特朗时期逐渐占据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的社会去政治化。

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任法国高等师范学院科学（EHESS）研究主任，现任伽利玛出版社旗下学术期刊《争鸣》杂志主编。近期出版的新书有《罗伯斯庇尔： 最让我们分裂的人》（Robespierre. L’homme qui nous divise le plus ）（2018，伽利玛出版社社）。

戈谢在采访中分析，这场运动之所以会愈演愈烈，积蓄到如今这般群情激奋、山雨欲来之势，其症结在于政府没有能力制定一份“社会集体规划”。他将法国当前的社会心理状况描述为一个等式：“迷惑+不安+焦虑=愤怒+无助+屈从”，因为“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在现有的意识形态解读体系下找不到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马克龙在2017年脱颖而出，“得益于左右翼两大阵营双双失利……当时他曾给人以解开困局的希望，可惜他未能履约。”尽管这届法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但终究“缺乏能够清晰勾勒出整体未来愿景的政治眼光”。 “黄背心”的怒火从去年到如今蔓延得到处都是，正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问题出在更普遍更深入的层面上，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事实上整个公共政策领域的人都在感到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位“机智、灵敏、才华横溢”的总统没能比几位前任做得更好，却“没有任何一方政治势力从他的困境中获利，甚而至于位于竞争者榜首的是名声最差的那位——玛丽娜·勒庞并不能带给人们希望，她在这里仅仅是为了体现其在民主国家中的‘反对者’职能”。

在戈谢看来，当前法国政坛在政治思想与治理手段上的贫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过去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不恰当，缺乏正确理解导致面对困境难以决断，大多数人都‘无心恋战’，面临着这样的‘政治使命感危机’。马克龙是个例外，只是像他这样天生的‘政治动物’太稀有了。”

戈谢强调的第二点是法国人国民性的转变，这使人们在面对政治责任时只想逃避：“今天的人们更注重维系和享受私人生活，想要有很多更轻松的办法，何必要去费劲解决那些棘手的难题，在越发严峻的形势里瞎搅和？”而这一现象不能只用“个人主义的胜利”来解释，其背后更深层原因在于“伟大思想的消亡”，因为在过去的时代，“权力的行使受到这些思想意识形态的庇护，而如今却前所未有地师出无名。今天的公职人员再也没有任何屏障，他们被曝露在第一线。过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构建了坚固的堡垒，保护着权力持有者，为他们提供正统性的保证，而这种正统性是与每个个人的才能无关的。譬如密特朗就曾受益于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的福荫，尽管他14年来的行为越来越偏离其主义，而马克龙则完全不能从任何教义支持中获益”。

在戈谢看来，马克龙看似是自由派，但“他还算不上撒切尔或里根这样观念先行的政治家。他的自由主义是策略性的，其真实目的是（或曾经是）通过国有体制和公共机构改革，使法国适应国际的、特别是欧洲的自由主义标准。然而他的政策缺乏足以支撑其权威的意识形态论据。这使他在治理国家时表现得像一个企业主管，后果就是人们对他的施政评价更多地以结果为导向”。

戈谢总结了一年以来包括“黄背心”在内的各种社会动员的总体特征——分散性，近日来的全国大罢工正是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各行各业的人一同走上街头却各自为阵，只在各自的领域内部有统一的诉求，“这是‘团结起来一起斗争’的终结。这些运动不遵循任何组织纲领，既不要革命也不要改良，因而无法将零散的诉求联合成完整计划，所以能收获的也只是解决特定困难、满足特定需求的回应。一次次运动累积起来，最终转变为政治危机，因为它们渐渐显现出，政府拿不出全面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整体方案，因为缺乏准确的意识形态导向。这昔日是马克龙用来贬损敌对政党的优势，如今却成了他的劣势”。

法国国民议会主席理查·费朗（Richard Ferrand）在11月底针对首轮罢工动员批评“罢工者们其实是在捍卫不平等”。戈谢认为这一评判基本合理：“对于养老制度改革来说，普遍性和透明度是无可辩驳的基本原则。法国现行的多种特殊养老金体系的确非常不平等，因为它意味着需要一笔可观的公共津贴来资助一套特权机制。继续维持现状只不过取决于交通部门公务员的实力，他们能以致使国家瘫痪为要挟，攫取来自社会集体的特定利益。”

与此同时，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也在积极宣扬“公共服务自由化”。戈谢认为这其中存在观念混淆：“大多数法国人并不了解，在一个以网络垄断为特征的体系中引入竞争机制意味着什么。在这一领域中，比利时式的技术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观是行不通的。对视公共服务为神圣准则的法国人来说，制造竞争无异于亵渎。民众也会游行表达对公共服务运营方式和公务员服务态度的不满，但在共和理想的文化中，植根着国家必须给予全体公民同等福利的观念……从共和国的诞生，国家就逐步控制了公共服务机构，从教育一直到交通。在心底里，很少有法国人愿意相信自由主义能为他们的公共服务提供可靠的管理机制。”

这场大罢工是否将带来法国政府的又一次失败，而它又将把法国引向何处？戈谢认为“关键在于公共舆论将继续针对特殊制度有限的问题，还是会触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关于是否要捍卫公共服务的深切焦虑？一切都将在这个12月里见分晓”。他提到1995年反对朱佩政府的全国规模游行，当时政府对特殊制度原则的支持，被舆论解释为对福利国家的攻击。时移世易，24年后法国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变了……养老金制度所体现的问题远比过去更严重：“人们总会时不时为养老制度的走向担忧，这是一个最容易引发焦虑的话题，因为它集中了对国家未来和对个人生存挑战的双重忧虑。今天人们在退休之后会开启一段新的人生，进入享受尊重和特权的阶段，人在这时不再像过去精疲力尽的劳动者终于能休息和等待死亡，而是要去享受一段额外的存在。归根结底，今天的退休要实现的是19世纪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梦想：收入与娱乐！今天的就业者们所害怕的，正是这些恩典不会属于所有退休者，更不会在后代延续，这是24年前还不存在的新向度。人们对于国家在‘降级’（只是为了避免说‘衰落’）的感受越来越强烈。这就触及到了更沉重的问题——法国的身份危机以及法国的国家未来。”

尽管在戈谢看来，马克龙的种种“即兴创作的解决方案都在使情况变得更糟”。他之所以能成为“爱丽舍宫的闯入者”，以“第五共和国多党制争权夺利败坏运作机制的解毒剂”自居，只是因为他的“妥协精神为这种互相攻讦的宗派主义带来了一些新鲜气息”。

作为左翼学者，戈谢呼吁：“今天的法国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想要有所建树，重新成为值得信赖的政治力量，最大的危险就是继续被这些身份之争牵着鼻子走，最终只是仍然在多数选票所决定的方针上徘徊。它的关键任务应该是怎样与曾抛弃它的人民重修旧好，重新构建一套针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整体分析。政治宗派斗争中各执一词的伦理主义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历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