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國讨论区

織田信長

【戰國大名的城郭】

在戰亂頻仍的戰國時代，人們為了求得自身的安全，往往掘土為城，以為庇護。日本列島在戰國時代，大概存有數萬座的城郭。

一般而言，「城」多呈土壘﹑空堀的構造，比較講究的還建有石垣與天守閤。築城的地點則以標高三百公尺前後為限，太低的容易受到敵軍的進擊，太高的話則交通不便，城郭所存在的意義也會被打折扣。戰國大名對城郭的要求，以難攻不破的防禦機能最為優先考慮，其次最好是座落於標高一百公尺前後的獨立小丘上，附近則有可資利用為天然堀的河川流過。城郭的周邊有可建設為城下町的平地，而形成一個交通要衝。城郭的位置正好座落於丘陵與平野的交界點上，則最為理想。城郭內部一般多會被裝潢得很豪華，因為城郭的存在不僅是一種防禦性的建築物，也同時具備領國支配的據點與象徵權威的機能。

織田信長

【戰國時代的先端武器～鐵砲】

鐵砲的使用最早傳入日本，應該是在十六世紀中期葡萄牙船航行至九州種子島的時候開始。因此，鐵砲又稱為「種子島鎗」。

鐵砲之所以優於日本傳統的火繩鎗，主要是因為火繩鎗在雨天時則無法發射﹑而其有效射程距離充其量也不會超過一百公尺。

但是，鐵砲並非沒有缺點。鐵砲最大的缺點在於，砲彈的填裝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因此，織田信長乃開發出「三段攻擊戰法」來克服這樣的問題。所謂「三段攻擊戰法」的特點在於, 整個團隊被分為砲彈填裝人員與射擊手，各司其所能。其具體的作法是將整個戰陣的配置分為三組，前後排成三列。第一組與第二組是射擊手，排在前兩列。第三組則是砲彈填裝人員，排在最後一列，由女性﹑兒童等非戰鬥人員擔任。第一列的射擊手在射擊完畢之後，便直接退到最後一列，以進行砲彈的填裝作業。在這期間，射擊工作則由第二組射擊手擔任。換言之，由兩組射擊手輪流上陣，射擊的行為便可無所間歇地繼續進行著。

雖然戰國大名都知道鐵砲的威力，但是鐵砲是非常昂貴的武器，火藥與鉛的調度也不容易，因此並非所有的大名都能配備大量的鐵砲。而織田信長之所以能擁有幾千梃的鐵砲，主要在於信長的勢力控制了當時日本最繁榮的工商業區=畿內地區，他不僅因而蓄積了雄厚的經濟力，也擁有兩大鐵砲生產地（和泉國的﹑近江國的國友）的領國權。

織田信長

【戰國大名的宗教對策】

在強調實力主義的戰國時代，不只是使過去以天皇﹑將軍為主體的政治權威遭受打擊，以神佛為首的宗教權威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松永久秀火燒東大寺的大佛殿﹑織田信長的燒討比叡山延曆寺，都是戰國大名無懼於天罰的最佳寫照。

戰國大名以武力強佔舊佛教寺院所屬的莊園，成為自己的旗下領地，造成舊佛教體系（天台宗﹑真言宗）的弱體化，間接也使過去受到舊佛教系所支持的天皇﹑貴族無所依歸。

屬於鎌倉新佛教系統支派的「禪宗」，雖然也面臨了凋零的局面，但是禪宗僧侶中多出教養深厚之高僧，並每多以智囊團成員而被戰國大名重用，在他們的庇護下，寺院的存續自然得到保障。「時宗」僧侶的土地定著性原本就比較低，他們雲走各地容易獲得各種八卦消息，因此進而從事諜報活動者亦不少。

最讓戰國大名感到頭痛的，則是「日蓮宗」﹑「一向宗」。這兩個宗派同屬於鎌倉新佛教的教派，信徒眾多則是這兩個教派的特質。除了經常與其他宗派發生摩擦之外，教團方面也率信眾起來反抗戰國大名的支配，而形成「一揆」﹙﹦自立救助﹚的局面。

戰國大名用來對付這些執頑不服的宗教團體所採取的對策，從嚴格管制（織田信長）﹑讓步妥協（毛利元就）﹑乃至和親政策（武田信玄），應有盡有。到了德川家康的江戶時代時，除了部份日蓮宗所屬宗派外，日本的宗教勢力幾乎完全被置於幕府的監控之下，而這種政府與宗教界的消長關係也一直延續至現代。

織田信長

【戰國史上最大的宗教危機～比叡山山門燒討事件】

西元一五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日本史上發生前所未有的大事件～織田信長率領家臣兵眾攻打比叡山延曆寺。山門領內包括根本中堂﹑三王二十一社﹑以及諸靈佛﹑靈社﹑僧坊﹑經卷，一概如雲霞般地被燒紅，然後化為灰燼，整個寺內瀰漫著一股哀淒的氛圍。

山下的男女老幼早已分不清左右方向，就連打點家當的時間也沒有，全都赤著腳兒，逃往八王寺山，避守在山內日吉大社的內宮裡。

宮外鬨聲漸近，不久之後，信長的大軍從四面八方攻了進來。隱居山上，一向被尊為「高僧」﹑「智僧」者，一個個地在信長面前首級落地；美女﹑童子被捕者，更是不計其數；宮內死屍遍地，至少在三千具以上。這般悲慘情境，令人唏噓。然而對信長而言，此時方可稍解這一年多來滿膛的鬱憤。

事因出自於前一年，信長針對朝倉義景與淺井長政的聯軍展開攻擊行動時，眼見朝倉‧淺井聯軍勢力漸趨衰弱，除了比叡山之外，已經走投無路了。信長乃出示告知比叡山僧眾，若願意效忠者，則已占據的山門領，悉數奉還，並允其出仕朝廷；否則，將義無反顧地使比叡山付之一炬，亦在所不惜。然而，比叡山僧眾與朝倉氏的關係，一向友好，自然漠視於信長的威脅與利誘。結果，在幕府將軍足利義昭的調停下，朝倉‧淺井聯軍暫時逃過了一劫。

信長當時之所以願意接受調停，乃在於長期征戰過程中，亟需重整軍備，以便做下一回合的進擊。信長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乃於翌年展開對朝倉氏進行包圍戰的前奏曲～火燒比叡山。

比叡山位於京都東北方，山上的延曆寺自古便以鎮護王城而備受尊重。然而，對信長而言，這座古寺的存在，卻成為他統一天下的絆腳石。在信長的腦海中，並無鬼神立足的餘地，因為他毫不關心死後的靈異世界。耶穌會的日本年報中記載，信長曾經告訴當時在日本的西洋傳教士，自己乃是活佛，在這之上並無任何造物主存在。日本的史料也記載，信長的軍隊燒討延曆寺時，不僅在神壇上縱火，並取走神體﹑奪取住持父子身上的一切。當時的比叡山上四處火光熊熊，直如晚秋細雨中的片片紅楓。

信長的統一天下過程中，最棘手的除了亂民之外，則莫過於寺院的守舊勢力。因此，不僅是比叡山延曆寺，如石山本願寺﹑金剛峰寺﹑興福寺﹑東大寺﹑尾寺等，都曾遭受過信長嚴厲的打擊。信長利用層層檢地措施（即土地調查）來削減寺社的所屬領地。因此，延曆寺的山門燒討事件，基本上也可視為是信長在統一天下﹑樹立威信過程中，所無可避免的結果。

事實上，當時有如延曆寺﹑興福寺等這些具有傳統權威的寺院，多以「自衛」名義，坐擁大量的武裝化僧兵；並在世俗社會中致力擴張權勢，以「講」﹑「組」等下層組織吸收農村裡的中小名主階級（擁有土地的中小農民）加入，而成為對抗武士領國支配的基層機構。因此，江戶中期的朱子學者新井白石，在其著書《讀史餘論》中，便記載著對此一事件的看法，即「亡山門者，非信長也，山門也」。

當然，憂心信長這種舉動將會受到天譴神罰者，亦有人在。例如信長的家臣佐久間右衛門，夕庵入道等，便曾在事前屢進諫言，期待信長能夠終止這項行動計畫，然而信長卻絲毫不為所動。

武田信玄便以此為藉口，指責信長的暴逆無道，批評他是「佛法王法破滅，天魔旬之變化也」；朝廷公卿山科言繼的日記《言繼卿記》也記載著「佛法破滅不可說不可說，王法可有如何事哉」。

延曆寺既然是鎮國護民的表徵，它的燒毀所代表的不僅只是佛法的破滅，同時也是對王法被漠視的具現。信長大膽地對傳統威權挑戰，也可謂是新時代來臨前的徵兆。或許在信長的思惟邏輯裡比較相信儒家學說中的天道思想，而與神佛根本無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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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信長

《室町幕府的成立》

[建武新政]

鎌倉中期以後，後嵯峨天皇死後，皇室分裂為深草上皇系統的持明院統與龜山天皇系統的大覺寺統，不斷地相互爭奪皇位與皇室領所屬莊園的繼承權。對於這個紛爭，幕府居中調停，並且決定由兩統輪流繼承皇位，史稱"兩統迭立"，幕府也因此介入了朝廷政治。

在這種情勢下，大覺寺統出身的後醍醐天皇（位1318~1339）以第九十六代天皇身分即位，致力親政，重新振興"記錄所"，表現出高昂的政治企圖。值此之際，御家人對"得宗專制"政治的反感愈益升高，畿內近國惡黨的活動也較過去活潑。後醍醐天皇乃見機進行討幕計劃，然而，由於事跡敗露，一三二四年（日本正中元年）被幕府打敗，史稱"正中之變"。其後，天皇仍不改其討幕的決心，於一三三一年（日本元弘元年）企圖舉兵失敗。天皇乃被流放於隱岐，由持明院統的光嚴天皇（位1331~1333）即位，史稱"元弘之變"。

然而，後醍醐天皇的皇子護良親王（1308~1335）與楠木正成（1294~1336）等，結集畿內新興武士等反幕勢力，武裝蜂起，對幕府軍作戰。天皇也從隱岐逃出，響應天皇的呼籲，播磨的赤松氏、肥後的菊池氏等各地武士，起來討幕者逐漸增加。被指派鎮壓反亂的幕府軍大將足立高氏（1305~1358、以後的足立尊氏），見狀乃改弦更幟，背叛幕府，攻陷六波羅探題。關東方面則由新田義貞（1303~1333）攻下幕府的根據地鎌倉，將北高時以下的北氏一族滅亡。於是，一三三三年（日本元弘三年），鎌倉幕府正式滅亡。

後醍醐天皇將幕府消滅之後，回到京都，施行新政。天皇的政治目標，乃否定一切幕府、院政、攝政與關白，企圖實現天皇親政的理想。這樣的天皇政治被稱為"建武新政"。

新政府裡設置中央最高機關"記錄所"，並模仿幕府的訴訟機關"引付"，設置了"雜訴決斷所"，諸分國內則以國司與守護並置，重整天皇親政的政治機構。然而，政府內部的討幕功勞者足利尊氏與護良親王之間，卻激烈對立著。護良親王派的北顯家奉天皇的皇子，在奧州創陸奧將軍府；尊氏的胞弟直義（1306~1352）同樣的奉另一皇子，創鎌倉將軍府管轄關東。二者皆為一種小幕府性質的存在，與天皇親政的理念無法相容。

天皇為了徹底實現親政的理想，乃主張今後土地所有權的變更等問題，必須經由天皇的綸旨（傳達天皇意志的文書，後醍醐天皇時代賦予綸旨絕對、萬能的權力。）裁斷之後才可執行。這些新政策完全無視於武士社會的舊有慣習，因而引起多數武士的不滿與抵抗，再加上各項政務的停滯，乃招致社會亂相的發生。

在這種情勢下，秘密以重建幕府為目標的足利尊氏，利用一三三五年（日本建武二年），北高時之子時行（? ~1353）在關東反亂的機會（史稱"中先代之亂"），以討伐之名至鎌倉，再對新政權高舉反旗。



[南北朝的動亂]

一三三六年（建武三年），制壓京都的尊氏立持明院統的光明天皇，並且逼迫後醍醐天皇讓位，在重振幕府政治的目的下，發佈"建武式目"，表明當前的政治方針。然而，建武新政維持不到三年，便趨崩壞。

另一方面，後醍醐天皇則逃至南方吉野山中，主張自己才是皇室正統。其結果，吉野的朝廷（南朝）與京都的朝廷（北朝）分立，大約六十年間使用著各自不同的年號，並在全國各地展開激烈內戰。

南朝方面在動亂開始後不久，楠木正成敗死，來自東北地方的救援軍北顯家、新田義貞等相繼失敗，形式漸趨不利。然而，以北親房為中心，在東北、關東與九州各築據點，繼續抗戰。北朝方面乃於一三三八年（日本曆應元年）正式任命尊氏為征夷大將軍，與其弟直義分擔政務。於是，幕府政治乃得以順利開始。

然而，足利氏兄弟的協調關係，並未維持很久。支持直義的勢力與以尊氏的執事高師直為中心的勢力相互對立。終於，在一三五O年（日本觀應元年）幕府分裂。幾乎所有的中央官僚與地方守護都捲進了這場紛爭當中，史稱"觀應擾亂"。亂後，兩派勢力繼續抗爭。尊氏派‧直義派‧南朝勢力等三股勢力反覆離合集散的結果，動亂乃趨長期化。

在中央權力分裂，全國化‧長期化動亂的背景下，地方武士團從血緣性結合轉換成地緣性結合，甚至形成足以動搖其支配力的新農村共同體，產生極大的社會變動。各地武士利用中央權力的分裂，在各自的所領謀求私利，相互間並發生激烈戰鬥。



[室町幕府]

在南北朝長期間的動亂下，尊氏之孫足利義滿（1358~1408）次第將混亂的情形壓制下來，幕府終於迎接了久違的安定局面。義滿於一三九二年（明德三年），以和平統一的口號對南朝提出呼籲，實現南北朝合體的理想。成功地結束長達六十年間的內亂狀態。此外，由於戰亂而失去莊園，導致公家的經濟力與社會地位衰退，幕府乃乘機將公家的資源吸收過去。義滿接收了京都的市政權（★）與對諸國賦課的徵收權，確立幕府其本身成為統一全國的政權。義滿於一三七八年（永和四年）在京都的室町建造了一個豪華邸宅，稱為"花御所"，並在此執行政務，因此足利幕府也被稱為室町幕府。

（★）京都乃全國的工商業中心，公家的政權所在地。幕府剝奪了京都的商業課稅權與支配權。

幕府的機構在義滿的時代幾乎整備完成。新政權賦予新設的管領極大的權限。管領統轄政所‧侍所等中央機構，而將軍對守護的命令，也必須透過管領傳達。在慣例上，管領的職務由足利氏一門的有力守護細川‧斯波‧山三氏擔任，稱為"三管領"；侍所的長官稱為所司，由赤松‧一色‧山名‧京極四氏擔任，稱為"四職"。這些大名佔據幕府權力中樞的位置，負責重要政務的決定等幕府的營運工作。

幕府也致力於支持將軍權力的軍事力量之形成，因而集合足利氏的家臣與守護一族，以及有力的地方武士，編為直轄軍，稱為"奉公眾"。奉公眾平時在京都護衛將軍的安全，並且也扮演牽制負責管理"御料所"（*指散佈於諸分國的將軍直轄領）之守護動向的角色。義滿以強化幕府體制，企圖統制在動亂環境中日漸強大化的守護階層，藉此削減其勢力。

幕府的財政收入，除了御料所、有力守護的分擔金，還有來自地頭與御家人賦課金的補貼；對京都經營高利貸的土倉與高收入的酒屋業者課徵倉役、酒屋役；在交通要地設置關所，徵收關錢、津料；對有從事金融活動的京都五山禪院課稅；另外還有來自明‧日貿易的利益收入；國家有特別行事時，則透過守護向全國徵收"段錢"，或臨時性的"棟別錢"。

幕府另外設置地方機構~鎌倉府與九州探題。尊氏非常重視曾為鎌倉幕府所在地~關東，以其子基氏（1340~1367）為鎌倉公方，負責鎌倉府的業務，支配關東八國，外加伊豆、甲斐，合計十國。其後，鎌倉公方由基氏的子孫世襲，而輔佐鎌倉公方的關東管領則由上衫氏一族世襲。鎌倉府的組織與幕府大致相同，但是由於權限過大，經常與幕府發生衝突，甚至反抗幕府。



[守護大名與國人一揆]

動亂促使地方武士的力量逐漸增強，為了統轄這些武士，守護在幕府體制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幕府為了支配地方而設置守護，以京都為中心的近畿地區及周邊諸國的守護由足利氏一門擔任，其餘的地區則由外樣守護的赤松、土岐諸氏負責。

幕府在動亂中，為了將地方武士組織起來，乃大幅擴大守護的權限。特別是半濟令，即徵收國內莊園與公領年貢的一半作為軍費調度，這個法令乃在守護的認同下發佈。守護利用這個法令壓迫國內的莊園與公領，再以所獲得利益分配給其他武士，使這些武士成為自己的配下。隨著守護勢力的增強，莊園、公領年貢的徵收，由守護承包的"守護請"乃變得盛行起來。此外，守護吸收各分國內國衙的機能，確立其對一國整體與地區性的支配權。因此，室町時代的守護為了與鎌倉時代的守護有所區別，另以"守護大名"一詞稱呼，以守護大名為主所建立的支配體制則稱為"守護領國制"。

然而，守護大名的領國支配權限，基本上是幕府所賦予的。那些被稱之為"國人"的地方武士自立性強，守護大名欲使這些武士家臣化，仍然有其困難性。守護大名勢力較弱的地區，經常由國人自主性地解決相互間的紛爭，甚至將下層農民組織成"一揆"，稱為"國人一揆"，以達到其支配目的。參加的全體成員必須遵守國人一揆內部的規範，而成員相互間則是對等關係，一揆的決定則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執行。由於國人團結一致的結果，乃逐步建立起別具自主性的地域權力，經常反抗來自守護大名以上的支配力。



[倭寇與勘合貿易]

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室町幕府的權力逐漸穩固，不只是日本，整個東亞情勢也發生了大轉變，形成新的國際關係。

此時，有一群以日本人為中心，被稱為倭寇的海賊集團不斷肆虐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沿岸。倭寇的主要根據地在岐、馬、肥前松浦地方，其規模從兩、三艘乃至數百艘有組織化的船隊不一。倭寇俘虜朝鮮半島沿岸的百姓，並任意略奪大豆、米穀等糧食。高麗為了倭寇肆虐而感到百般困擾，雖曾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要求禁制倭寇橫行，但由於日本正處於內戰當中，因此屢屢無功而返。

在中國，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太祖洪武帝）排除元朝政權的支配，建立了漢族的大明王朝（1368~1644）。元寇事件之後，元朝與日本之間依舊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只有民間層次的商船往來。明朝為了恢復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乃呼籲近鄰諸國與明交通。明朝也對日本要求通交與禁止倭寇在中國沿岸一帶活動。完成國內統一的足利義滿乃積極對此表現善意回應，一四O一年（應永八年），派遣使者至明，拓展對明外交。但是，在這種以明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下進行明‧日貿易，則必須採行日本國王對明朝皇帝行朝貢禮，並獲取恩賜的從屬形式不可。

遣明船有義務攜帶明朝政府發行的證明文件"勘合"出航，因此後人或以"勘合貿易"稱呼明‧日貿易。勘合貿易在四代將軍足利義持（1386~1428）時，因反對朝貢形式而中斷一時。然而，在六代將軍足利義教（1394~1441）時代，又重新開啟。這種朝貢形式的貿易，無論是滯留費、搬運費，皆由明朝方面負擔，因此對日方而言獲利極大。特別是勘合貿易所帶來大量的銅錢，對日本國內貨幣的流通有很大的影響。到了十五世紀後半，隨著幕府勢力的衰退，貿易的實權逐漸轉移至與商人相結的細川氏、以及與博多商人相結的大內氏手中。二者間曾於一五二三年（大永三年）在寧波因隙而起了衝突，史稱"寧波之亂"。相互鬥爭的結果，大內氏獲勝，從此獨占了對明貿易的權利。然而，十六世紀中葉隨著大內氏的滅亡，勘合貿易也隨之斷絕。於是，倭寇的活動再度活潑化起來，這種情形直至豐臣秀吉下禁令以前，仍不斷持續著。

在朝鮮半島上，一三九二年，由於擊退倭寇而聲名大噪的武將李成桂推翻高麗政權，建立了李氏朝鮮（1392~1910）。朝鮮繼續對日本要求通交與禁制倭寇活動，足利義滿與其配合，因而打開兩國間的邦交關係。日朝貿易與對明貿易不同，不只是幕府，守護大名、豪族、商人等皆熱中參與其間。因此朝鮮方面乃透過對馬島的宗氏，制定與通交相關的制度，統制貿易。其後，日朝貿易曾因應永外寇而中斷一時，然而，仍持續至十六世紀。來自朝鮮的主要的輸入品為紡織品，特別是木棉。由於當時日本國內仍無法自行生產，但需求量卻不小，因此木棉乃大量被輸入日本，進而對日本人的生活型態帶來很大的影響。日朝貿易在一五一O年（永正七年），則因三浦之亂而次第衰退。

另一方面，南方的琉球此時分為北山、中山與南山等三地方（稱為三山），互爭政治勢力。一四二九年（永享元年）尚巴志統一全島，建立了琉球王國。琉球與日本、明朝分別締結邦交，並積極從事海外貿易。琉球船不只到明朝、日本、朝鮮，更遠至南方的爪哇、印尼半島，不僅擴展其活動範圍，更以轉口貿易而活躍於東南亞諸國之間。琉球的首府那霸成為極重要的交易市場，並促進琉球王國的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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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信長

《幕府的衰退與庶民的抬頭》


[村形成土一揆]

鐮倉時代後期，近畿地方及其周邊地區所形成的新農村型態，在南北朝的動亂中，次第開始表現出明確的型態，並逐漸擴展至各地。

這些村落不只是那些靠著收取加地子（地代、地稅）而維持地主身分的名主，新興成長的小農民也是其組成員，透過村神社的祭禮與農業的集團作業，而逐漸強化村成員間的團結。村依寄合（村民會議）所做的決定，在大人、沙汰人等村指導者的領導下，營運村的一切事宜。物百姓（村民）必須遵守物掟（村法）所制定的規約，並且為了自行維持村內秩序，村民行使稱為"地下檢斷"的警察權。這種具有自立、自治性質的村落組織，稱為"物"或是"物村"。這些物村不僅確保農業生產所需的山林與原野等入會地（共同利用地），也實施灌溉用水的管理。對於領主所應繳交的年貢等，由物村集中承辦的"村請"與"地下請"（或稱"百姓請），也次第擴展開來。

靠著強烈連帶意識而結合在一起的村物農民，經常會為了罷免不法的代官，或是由於水害或旱災而要求減免年貢結合成一揆，甚至為了訴訟而大舉結集至領主處抗爭（稱為"強訴"）。當他們的訴求不被認可時，農民便集體放棄耕作並逃入他領或山林裡（稱為"散逃"），屢屢以實力表達其自我意願。此外，這些村更跨越莊園的界線，廣泛地與其他周邊村落勢力相結，甚至村的指導者與守護大名之間開始締結主從關係，進而促成其本身走向武士化，導致領主對物村的支配日益困難。

以物村為母胎的農民勢力形成一股力量，所帶給中央政界最大衝擊的，首推一四二八年（正長元年）正長年間的"德政"一揆。同年八月，近江的運送業者（又稱"馬借"）為了德政訴求而蜂起，接著京都近郊的物村也結合成土一揆而要求德政，並攻擊京都的酒屋、土倉，並搶奪買賣、借貸證文。此時，土倉等高利貸資本深入浸透農村，因此，德政一揆突然在近畿地方及其周邊擴展開來，以實力在各地為了德政要求而展開行動。

一四四一年（嘉吉元年），數千名土一揆份子佔領京都，要"代始德政"，史稱"嘉吉的德政一揆"。於是，幕府乃發佈德政令。其後，土一揆屢屢要求德政而蜂起於各地。他們除了實施私德政之外，並要求幕府發佈德政令，最後導致幕府亂發德政令的事態發生。



[幕府的動搖與應仁之亂]

義滿之後，將軍的職位由足利義持繼承。義持時代的幕政，在將軍與有力大名均勢的情況下，維持一個比較安定的局面。然而，至六代將軍義教時，幕府開始圖謀於軍權力的強化，對守護大名予以嚴格統制，並以武力打壓不馴於將軍領導者。於是，幕府與長久以來持續對立關係的鎌倉府之間決裂，一四三八年（永享十年）義教派遣討伐軍到關東，於次年討滅鎌倉公方足利持氏（1398~1439），史稱"永享之亂"。在義教的強行專制下，政治不安的氣氛高漲，導致一四四一年（嘉吉元年），擔憂會受懲處的有力守護赤松滿佑（1373~1441）乾脆將義教殺害，史稱"嘉吉之亂"。雖然赤松氏最後仍被幕府軍所討伐，但是，在這之後將軍的權威卻開始動搖。

將軍權力的弱體化所伴隨而來的是，幕府政治的實權開始轉移至有力大名手中。在這期間，將近一世紀左右，發生了打開以後戰國時代局面的應仁之亂。幕府的管領家蛗山‧斯波兩氏為了家督繼承問題，發生爭奪；八代將軍義政（1436~1490）之胞弟義視（1439~1490?）同義政與其妻日野富子（1440~1496）之間所出之子義尚（1465~1489），為了將軍家的家督繼承問題發生爭執。此時為了掌握幕府實權而互相鬥爭的細川勝元（1430~1473）與山名持豐（1404~1473、又稱宗全），分別對此提出支援，進而促使整個對立關係走向激烈化。一四六七年（應仁元年），兩軍正式交戰。

守護大名間各自分成兩軍，細川方（東軍）有二十四國十六萬人，山名方（西軍）則有二十國十一萬人。戰事起初以京都為主戰場，市街被戰火波及而荒廢。不久，東軍對西軍的大名採行「本國攪亂戰法」，戰火向地方蔓延開來，在各地展開激烈戰鬥。

應仁之亂於一四七七年（文明九年），由於兩軍的倦戰，乃展開和議，暫時停止戰火，然而，亂事促使將軍權威完全失墜，爭亂在其後仍以地區性鬥爭型態蔓延全國。在爭亂的過程中，以幕府體制、莊園制為始，舊秩序受到動搖，破壞殆盡。

由於應仁之亂而滯留京都應戰的守護大名，將所屬領國委託守護代與有力國人防衛而間接促成其勢力的發展，領國的實權也次第轉移至其手中。

地方上的國人，在混亂當中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乃組織國人一揆。一四八五年（文明十七年）南山城地方分兩派發生鬥爭，而將蛗山氏的軍隊逼出領國之外的，史稱山城一揆。大約經過八年的歲月，終於實現了一個一揆的自治性支配。於是，下層階級以實力凌駕於上層階級的勢力消長現象，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徵，稱之為"下剋上"。

一四八八年（長享二年）加賀的一向一揆，便是其中一例。由於本願寺蓮如（兼壽、1415~1499）在近畿‧東海‧北陸地區廣泛傳教，加賀的門徒在真宗本願寺教派勢力背景下，與國人攜手推翻守護富檻政親（1455~1488），其後，一揆持續支配本願寺領國將近一世紀。



[產業的發達]

室町時代產業的發展，與一般民眾的生活緊密相連。此一時期的農業特色，由於耕地面積的擴大在許多層面逐漸變得困難起來。為了提高土地的生產力，耕作的方式與經營逐漸走向集約化、多角化。隨著灌溉與排水設施的整備、改善，二毛作廣佈各處。配合各地的自然條件栽培水稻，而水稻的品種也日漸改良，早稻‧中稻‧晚稻的耕作日漸普及。

鍬‧鋤‧鎌等鐵制農具與牛馬較鎌倉時代更為普及，並且廣泛使用以下肥（以人的糞尿作為肥料）與草木灰‧刈敷之類的肥料，於是土質向上，收穫也走向安定化。苧‧桑‧漆‧藍‧茶‧楮等手工業作物的栽培，促成農村加工業的發達，也帶動手工業商品的流通。生產性的提升，促成農民生活的富足，也提昇對物質的需求度，更帶動商品的生產與流通。

在室町時代，手工業者的同業工會稱為"座"，座的數目不斷的增加，並且開始出現橫跨多種生產部門的座。這些座受到公家‧寺社的保護，而發展出奉仕型態的隸屬關係，以繳納營業稅的方式予以回報。座也接受注文（=訂購）生產，並從事配合市場需求的商品生產。

這些手工業者的座，不僅止於以京都‧奈良為中心的近畿地方，更遍及全國，生產一些能夠表現地方特色的特產品。在京都‧奈良等都市周邊地區，農民將物產加工做成製品，並結集成農村的座。於是，農村也逐漸受到商品經濟的滲透。 此外，鹽田經營方面，伊勢地方一帶的鹽田，幾乎都從過去不需人工的「自然」生產法，轉型成以提防截取外部海水的「入浜鹽田」生產法，製鹽設備也益加充實。



[商業的發達]

由於農業與手工業的發達，地方市場也隨著其開市回數的增加，從每月開市三次的三齋市開始，至應仁之亂以後每月開市六次的六齋市，乃逐漸固定下來。此外，被稱為"連雀商人"或"振"的行商人（沿途販售貨物的商人）人數不斷增加。在行商人中，京都的"大原女"‧"桂女"經常以女性身分活躍於商界，而受到矚目。在都市裡"見世棚"（店鋪）之類的常設小賣店數也逐漸增加起來。京都的米場‧淀的魚市之類，專賣特定商品的市場亦應運而生。

商人的座與手工業者的座一樣，其種類與數量明顯地增加。座的成員稱為"座眾"，他們必須對公家或寺家繳納稱為"座役"的營業稅，並享有免除關錢與被認可獨占一定地區的買賣權，活躍的範圍逐步擴大。然而，十五世紀之後，沒有加入座的新興商人逐漸增加，為了買賣權利問題，兩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則愈益深化。

商品經濟盛行，乃加速貨幣的流通，年貢等貢租以貨幣繳納之"錢納"變成一般化；而隨著遠隔地交易的擴大，替代現金輸送之"為替"（=割符，匯票）的利用也逐漸增多。一般以永樂通寶等來自中國的輸入錢作為貨幣而廣泛使用，然而，隨著需要量的增大，粗惡的私鑄錢也應運而生。交易之際，排除惡錢，專挑良質貨幣的"撰錢"行為，自然阻礙了流通的暢行。因此，幕府‧戰國大名乃自行決定貨幣交換率，並屢屢發佈禁止惡錢流通的"撰錢令"。然而，成效不彰。

貨幣經濟的發達，促進了金融業者的活動。當時，酒屋等有力的商工業者，多半兼營被稱為"土倉"的高利貸業。酒屋、土倉的經營者不僅是都市的居民，在農村裡也盛行依賴此類借貸交易，而累積巨額財富。幕府在保護‧統制京都的酒屋‧土倉之際，也向他們徵收營業稅。

地方產業的活躍發展，帶動了遠隔地區的交易行為。海、川、陸的交通發達，迴船（運送貨物或旅客的船）的往來頻繁，在各交通要地設置問屋（批發商），繁榮了許多地方都市。大量的物資被運送至京都‧奈良所經由的輸送道上，稱為"馬借"‧"車借"的運送業者極其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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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信長

《戰國大名的登場》


[戰國大名]

從應仁之亂以後，開始一連串戰國時代的爭亂，地方上有勢者的勢力逐漸抬頭。十六世紀前半，以細川氏為中心，為了爭奪以京都為中心之近畿地方及其周邊、以及室町幕府的主導權，內部的權力鬥爭不斷。另一方面，在地方上誕生了一些以實力建立自己的領國（又稱分國），獨自進行支配的新興地方勢力，即所謂的戰國大名。

關東地區在應仁之亂以前，古河公方（足利成氏，足利持氏之子）與堀越公方（足利政知，將軍義政之弟）已經分裂；關東管領上杉氏也與山內‧扇谷等兩上杉家分裂，在國人亦受牽扯的情況下，兩派鬥爭激烈。十五世紀末，來自京都的牢人北條早雲（伊勢宗瑞）滅掉堀越公方，奪取伊豆，接著進出相模。其子氏綱‧孫氏康的時期，後北條氏已經成為支配關東地區大半的大名。

在中部地方，曾經擔任越後守護上杉氏的守護代長尾氏，於十六世紀中業離開景虎，繼承關東管領上杉氏而以上杉謙信之名，經常與甲斐往信濃擴張領國的武田信玄（晴信）交戰。此一時期，駿河‧遠江地方的今川氏、越前地方的朝倉氏、尾張地區的織田氏等各處豪強林立。在中國地方，以強勢守護大名著稱的大內氏，於十六世紀中葉奪取重臣陶晴賢的領國，而安芸地方國人出身的毛利元就又取而代之，經常與山陰地方的的尼子氏發生激烈戰鬥。其他還有四國地方的長宗我部氏，九州地方的大友‧龍造寺‧島津等諸氏，東北地方的伊達氏等，各地的有力大名形成獨立的分國，不斷地相互鬥爭。這些有力大名除了島津‧大友‧今川‧武田諸氏之外，幾乎都是出身於守護代或是國人。過去的傳統威權已經無法適用於戰國時代，戰國大名必須獲取家臣與領國百姓的支持，並且強烈地被要求，必須具備軍事指揮與領主支配的雙重能力。

戰國大名在新臣服的國人與盤據各地的地侍擁護下，軍事戰鬥力不斷地成長茁壯。大名以保障國人與地侍的地位為名，將他們的收入在"貫高"基準之下統一換算成錢，分攤一定的軍役。即所謂的"貫高制"，確立了戰國大名軍事制度的基礎。大名將新進多數的地侍組成家臣團，在有力家臣領導下（寄親‧寄子制），配備鐵砲與長槍等新式武器，而得以進行集團戰。



[戰國大名的分國支配]

戰國大名必須促使從連續戰鬥中所獲取的領國安定，才能保障其支配者地位。因此，征戰之外，大名也致力於建構富國強兵的新體制。大名為了統制家臣團與支配領國，不斷地提出新的政策，並制定一套領國支配的基本法，稱為"分國法"（或稱"家法"）。

在這些法典當中，除了承繼幕府法‧守護法之外，也吸收國人一揆的法條，而具備了集中世法之大成的特質。其中，如"喧嘩兩成敗法"等具備新權力，表現出戰國大名性格的法規，則隨處可見。

戰國大名對於新的征服地進行檢地工作，利用檢地從制度上否定莊園制的基礎。農民所耕作的土地與年貢量皆登記於大名名下，以強化大名對農民直接支配的政策方針。

仰賴強大軍事力的戰國大名對於武器等物資的生產與調度，具有高度的需求性。因此，大名將領國內分散的工商業者重新編組，將有力的工商業者安排在其統制之下。為了建立一套集合工商業力量體制的大名，不僅從事城池與城下町的建設，更開發礦山，進行河川整治與灌溉事業。

戰國大名為了發展以城下町為中心統一的領國經濟圈，乃重整國內的宿驛與傳馬等交通制度，廢止關所，開設市場，致力於商業交易的圓滑化。主要的家臣與工商業者皆聚居於城下，並逐漸形成以領國政治‧經濟‧文化為中心的城下町。



[城市的發展與町眾]

戰國時代由於農村手工業的發達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市場與町不斷地形成。除了大寺院，新建的地方中小寺院的門前町也繁榮起來。特別是淨土真宗勢力強大的地區，以寺院與道場為中心所建設的寺內町，從事商工業者的信眾則聚居於此。

這些新設的市場與町在商業自由交易的原則下，多數是不設市座的樂市。戰國大名提出樂市令用以保障樂市的部分特權，為了促使領國的商品更加流通，甚至加開新的樂市。

連繫地方的城下町與中央京都的遠隔地間之交易極其活潑，港町與宿場町亦相當繁榮，有不少因而發展為大的城市。在這些城市裡，富裕的工商業者組成自治組織，營運市政，恢復商業城市原來的型態，建設成平和、自由的都市。以明‧日貿易的根據地而繁盛的堺與博多、攝津的平野、伊勢的桑名與大湊等，皆為具有代表性的自由城市。堺的三十六人會合眾、博多的十二人年行司，皆以豪商合議的方式經營市政業務，極富都市自治的性格。

另一方面，有如京都這樣的傳統政治都市，町眾（富裕的工商業者）在經濟的後盾下，自立的傾向強烈。町眾為了加強町內的團結，乃組成町組的自治組織，在月行司（町眾的代表）領導下，進行營運。

應仁之亂以後，被戰火燒毀的京都，在町眾協力下再度復興起來。祇園祭也是透過町眾之手而再興，成為町眾的祭典。御草加子與小歌等民眾文化，廣為町眾所好，而極其流行。



[文化的地方化]

應仁之亂以後，京都荒蕪，原本住在京都的公家等知識階層皆投靠於地方大名，而分散到全國各地；這些地方的武士也因為嚮往中央的文化，而極盡其能地迎合攏絡。其中，以對明貿易發跡的大內氏，其所在的城下町山口，聚集了許多的文化人在此講授儒學與和歌，並出版各種書籍。一些新興大名皆視儒學為從政者所必須修習的學問，受其政治思想的影響不小。肥後的菊池氏以及薩摩的島津氏皆邀請桂庵玄樹講授儒學，刊行朱子的『大學章句』，並發展出薩南學派；與橫川景三、萬里集九等人齊名的戰國時代五山（★）高僧南村梅軒，則在土佐（南海道的一國，今高知縣）講授朱子學，而成為"南學"之祖。

（★）五山乃中世時代官寺制度中所定禪宗寺院的格式，仿效自中國南宋的官寺制度，最高的五所禪寺之住持由政府選派。日本的五山之排列從一二五三年開始，不斷地有所變動。一三八六年（日本元中三年）時，以鎌倉的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與京都的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等分別為鎌倉五山與京都五山，一般稱為五山十寺。

在這種對中央的文化受容情況下，逐步奠定了日本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礎。關東地區在十五世紀中期，關東管領上衫憲實再興足利學校，並收集許多的書籍，來自全國各地的禪僧、武士皆聚集於此以接受高等教育。

一般的地方武士間，也熱衷於教育活動。當時，武士的子弟有寄宿於寺院，接受教育的習慣，而『庭訓往來』（★）與『貞永式目』等為必備的教科書。戰國時代，歐洲的傳教士熱心於基督教的宣傳，他們一致認為日本人信徒之所以對教義能夠迅速理解，應該歸功於高度的教育水準。

（★）『庭訓往來』成立於室町初期，作者不詳。內容收錄二十五封書狀範例，網羅武士、庶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語，長時期被當成初級教科書使用。

都市裡的有力工商業者，為了職業上閱讀、書寫、計算的需要，奈良的商人之間普遍使用刊行詞曲『節用集』，作為辭典般的參考依據。村落的指導階層間為了村落的營運，進而凸顯出閱讀、書寫、計算的必要性，於是農村也逐漸被文字的世界所滲透。

織田信長

城郭的構築分類


【山城】

     日本南北朝亂爭期，以山岳寺廟為基礎發展而成的山岳城郭，作為游擊戰據點充分的發揮了威力。

     早先築在平地的地頭館（藩主家臣據城）、國人領主館（藩主據城），也因客觀條件之需要，越來越多改築在倚恃天險之地。室町時代時，100~200m級的山城作為守護（統轄地方官名）之居城已是司空見慣之事；甚至發展到戰國時代，山城的規模是越蓋越大，當作諸侯們本城、支城者更是所在多有。



【平山城】

     戰國大名（諸侯、封建藩主）統一領國後，家臣團與工商業者的安頓、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需要，使得山上的要塞顯得機能不足，於是就開始尋求地勢低緩廣大的平野丘陵，好容納更多的人口與經濟活動；這種與城下町緊密結合的訴求，在當時蔚為主流，而近世城郭亦以平山城居多。



【平城】

     戰國末期到江戶初期，隨著各大名領地的擴大，作為支配中心的城堡與城下町的建設重點，便以強化政治、軍事、經濟等機能與效率為主，於是廣闊的平地成為建城的主要選擇（豐臣秀吉的大土反城便是典型的例子）。此外，築造大規模的石垣和土屏以強化防衛力也是平城的特徵之一。近世城郭除了平山城外，平城也是主流之一。



鳥羽山城


該城在分類上屬山城, 其利用天險層層建築的形勢, 一目了然.

[ Last edited by 織田信長 on 9-1-2005 at 04:33 PM ]

織田信長

城郭之曲輪


【曲輪】
  這是為了對應各種功用和機能而在城內劃分的小區域，也稱郭、廓。

　

【本丸】

   城中心的曲輪，戰爭時司令部設置處。在近世城郭中，往往包含了城主的居館、作為政廳的御殿，以及天守閣。

　

【二之丸】
   直接守備本丸的曲輪，常作為城主居館、武器˙兵糧倉庫所在。二之丸以內的範圍通稱內城。

　

【三之丸】
     間接守備本丸，直接守備二之丸的曲輪，又稱中曲輪、外曲輪。近世城郭中，往往在此配置家臣宿舍以及馬場。

　

【其他曲輪】

      因應本丸規模、宮殿化、戰時司令部˙守城戰最後據點所構築的小曲輪。像是稱為「詰之丸」、「詰之城」的「天守曲輪」；城內稱為「西之丸」、「北之丸」、「東之丸」的獨立式曲輪；專為茶湯風雅而設的「山里曲輪」（山里丸）；甚至專為儲備用水的「水之手曲輪」（井戶曲輪）等等，都是城內不可或缺的設施。

織田信長

• 大阪城 (大阪府)
• 別名 : 錦城 ˙ 金城
• 城之種類 : 平城
• 築城者 : 豐臣秀吉
• 築城年 : 天正十一年 (1583)
• 重要文化財 :  大手門˙多聞櫓˙千貫櫓等13棟
  

        
(上圖是其天守閣)

[ Last edited by 織田信長 on 9-1-2005 at 04:45 PM ]

織田信長

• 犬山城 (愛知縣)
• 別名 : 白帝城
• 城之種類 : 平山城
• 築城者 : 織田信康
• 築城年 : 天文六年 (1537)
• 國寶 : 天守閣
  

織田信長

• 弘前城 (青森縣)
• 別名 : 鷹岡城
• 城之種類 : 平山城
• 築城者 : 津輕信牧(10萬石)
• 築城年 : 慶長十六年 (1611)
• 重要文化財 : 天守閣˙櫓3棟˙ 門5棟
        
  (上圖是其天守閣)
  
  
  

織田信長

• 名古屋城 (愛知縣)
• 別名 : 逢左城˙揚柳城
• 城之種類 : 平城
• 築城者 : 德川家康
• 築城年 : 慶長十七年 (1612)
• 重要文化財 : 西北˙西南˙東南之各櫓,
               表二之門˙舊二之丸東二之門
              ˙障壁畫(襖繪)˙天井板繪
          
  (上圖是其天守閣)
  

織田信長

• 松山城 (愛媛縣)
• 別名 : 勝山城˙ 金龜城
• 城之種類 : 平山城
• 築城者 : 加藤嘉明(20萬石)
• 築城年 : 慶長七年 (1602)
• 重要文化財 : 天守閣˙乾櫓˙野原櫓等7棟門(土屏)14棟
        
  
  (上圖是其天守閣)
  
  

織田信長

• 松本城 (長野縣)
• 別名 : 深志城
• 城之種類 : 平城
• 築城者 : 石川數正(10萬石)˙康長(8萬石)
• 築城年 : 文祿三年--慶長初         
• 國寶 : 天守閣˙ 乾小天守˙渡櫓˙ 辰巳櫓˙ 月見櫓
        
  (上圖是其天守閣)
  
  
  
  

織田信長

• 若松城 (福島縣)
• 別名 : 鶴城
• 城之種類 : 平山城
• 築城者 : 蘆名直盛
• 築城年 : 至德元年 (1384)
  
  
  (上圖是其天守閣)
  
  
  

織田信長

• 姬路城 (兵庫縣)˙ 世界文化遺產
• 別名 : 白鷺城
• 城之種類 : 平山城
• 築城者 : 池田輝政(52萬石)
• 築城年 : 慶長六年 (1601)
• 國寶 : 天守閣, 西˙乾˙東˙各小天守閣等8棟
• 重要文化財 : 櫓27棟˙ 門15棟˙ (土屏)約1000m
        
  (上圖是其天守閣群)
  
  
  
  

織田信長

• 熊本城 (熊本縣)
• 別名 : 銀杏城
• 城之種類 : 平山城
• 築城者 : 加藤清正(52萬石)
• 築城年 : 慶長十二年 (1607)
• 重要文化財 : 宇土櫓等11棟˙門1棟˙  (土屏)
        
  (上圖是其天守閣)
  
  
  
  

Anggugu

图文并茂，非常丰富的资料，楼主的用心值得一赞！！！

想知道的是：战国时代的日本，使用的是汉字吗？
平/片假名出现了吗？而说的话呢又是什么音？和音？吴音？？

little_nicky

信长大人，我也是战国爱好者，但是看了您的文章，我自叹不如。有待向您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