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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发动两场政治运动就导致至少5755.8万国人死亡的政党或政权，这样的政府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空前绝后的，这个政党的名字叫做：中国共产党！具体详情如下！ 中国大饥荒饿死3755.8万人？！ ——大饥荒饿死3755.8万人并非子虚乌有，也非空穴来风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中国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饥荒，将那时的中国变成了人间炼狱，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拖入了苦难的深渊。大跃进给民族造成的损失不是开一次七千人大会就能够弥补的，大跃进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不是毛泽东在会上做一次自我批评就能够一笔勾销的，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现如今，大饥荒已成为历史，任何人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下面对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披露大跃进造成3755.8万人死亡的情况做一个简单地梳理。 《争鸣》杂志2005年11月刊登了一篇罗冰所写的、名为《大跃进遗祸秘密档案解封》的文章，文中写道：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文中摘录了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且说明是摘自档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的原始资料。罗冰在文中还披露：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现将原文有关死亡情况的内容摘录如下：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国防大学教授，四级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的辛子陵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注：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及《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一文中也写道：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辛子陵还在《走出两个误区——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一文中写道（注：该文收录在：《內幕》第10期:十八大政治局大名单和《放言救党论国是》一书，该书2010年7月由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中的问题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解决，退回毛泽东时代，绝对是死路。二十年票证经济，饿死37558000人，我们这些老同志，想到这些往事就不寒而栗，惨然一叹。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人的数字，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前四川政协主席廖伯康向尚昆汇报四川饿死人情况时在中央办公厅见过。这是一个最低数字，我引用饿死人的资料时就低不就高。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万以上。据尚昆讲，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数据，问民政局（管社会救济），问公安厅（管户口），都隐瞒缩小数字，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要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仕途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前些日子，高调纪念主川时饿死1000万百姓的李井泉诞辰100周年，又树立了一个说假话的样板。所以，在我们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 2011年6月，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的文章《杨尚昆披露大饥荒死人数字》。文章披露，2009年12月27日，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在北京朋友聚会中发言称，毛泽东实践的那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37558000人，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本子上，这是一个最低数字，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四千万人以上。 另外，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曹思源（注：1968年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2012年5月5日在凤凰博客发表了题为《从三千多万人饿死中应吸取什么教训？》的文章，该文内容为曹思源2012年5月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赵倩采访时的情况，文中也有对大跃进死亡人数的描述，以下为原文摘录： 长期以来都说，三面红旗是伟大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承认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实，这个资料长期以来是保密的，1960年到现在也有五十多年了，最近已经超过了保密时限，所以中央把这些解密了，解密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一定范围里放开了，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矛盾，部分研究工作者知道这些历史，59、60、61前后这三四年里全国饿死人的总数3755.8万人，3755.8万人是怎么来的呢？是各个地方报上来的。周恩来总理给各个省打电话，让他们把饿死人数报上来，材料集中在周恩来这里然后转报给毛泽东，这个数据是逐级报上来的，显然会小不会大。一个县委，死了五万人，只会报三万人，两万人，不会说死了8万人。没有夸大的倾向，只有缩小的倾向，因此经过研究饿死3755.8万人作为官方统计数字，应该讲是最低限度的数字，分析结果有可能是四千多万，我们不用四千多万，我们用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就是3755.8万，这是最低限度的可靠数字，由于这个数字目前只是解密了，并没有全面公布，只有一部分人知道，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对此我有体会，我在一个小会上讲59、60年饿死人的教训，当时有个年轻人说不可能，如果死了这么多人，怎么我没听说过呢？然后我给他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还半信半疑。长期的保密数据在一定条件下解密了，多数人还不知道，难免会发生争论。这个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让我们对历史上重大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能更好地吸取教训。 既然罗冰在文中提到有“三年自然灾害”（59、60、61）的档案资料，曹思源2012年5月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赵倩采访时又说：“1960年到现在也有五十多年了，最近已经超过了保密时限，所以中央把这些解密了”，从此可以得出：刚开始存档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即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档案，存档时间就在1962年1月1日到1962年5月2日之间，保密时限应该就是50年。至于1962年的档案则是1962年之后添加进去的，解密的时候跟前三年的一起解密了，因为，1962年全年的统计数据怎么可能在1962年上半年就获得呢？ 十年文革迫害致死2000万人 史称“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只是“黑暗、血腥、恐怖、残忍”的毛泽东时代的一部分。尽管中共也承认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但是说“ 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似乎就有些牵强了，就算是被那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那么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所谓的“ 革命家”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制止。如果能及时制止，后果也不可能那么严重！所以，文革的责任应该由中共和“四人帮”共同承担！ 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多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人民或许真的有“大音希声扫阴翳，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但是文革时期的思想流毒至今却依然存在，并左右着一些人继续做着丧尽天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为“人”所不齿的事情，实在可悲、可叹！ 对于文化大革命，虽然有各种解释，但基本都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下面简单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实例： 360 百科的解释是：“文化大革命，全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又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是指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 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搜狗百科的解释是：“ 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 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事件。1966 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因此爆发了。第一阶段：1966 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第二阶段：从1969 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 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第三阶段：从1973 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 被粉碎。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 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么，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严重，带来的灾难到底有多深重？这一疑问可以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找到概括性的答案。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1日出版的《叶剑英选集》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文章内容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虽然书中收录的讲话稿是经过删改后的稿件，但是其中还是有如下总结文革后果的内容： 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2008年 12月，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撰写的《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发表在《财经》杂志第 26 期、总第227期上。她在《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一文中写道： 在我现在保存的叶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草稿中， 完整的稿子有三份。 按时间顺序，一份是题为《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草稿）》的铅印稿，共 11页。在这份铅印稿的第一页注有“会（二） 10 号”的字样，并有叶帅用铅笔写的“草稿”两个字（下称“ 11 月稿”）。 再有就是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油印稿，最后注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稿”，共 16 页。 上有 20 多处叶帅亲笔修改的字迹，以及我、刘诗昆多处修改的字迹（下称“ 12 日稿”）。 还有就是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的铅印稿， 共 16 页。 文件抬头右侧盖有编号“ 0000002 ”的号码，显然这是叶帅本人保存的文件。 这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四”， 由三中全会秘书组于 1978 年 12 月 17 日印发的（下称“ 17 日稿”）。 叶剑英讲话稿的三份稿件中两份就经过了删改，“12日稿”删改后形成了“17日稿”，“17日稿”删改后才收入《叶剑英选集》一书，这一点在《党史博采》2016第09期刊登的胡新民撰写的《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撷真》一文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文如下： 至于“17 日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由三中全会秘书组印发的正式文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四”发给与会人员的。 这个文件稿在“12 日稿”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删改了一些有争议的或者比较敏感的问题，也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是根据叶剑英以前多次讲话的精神，增加了一大段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话。 后来收入《叶剑英选集》中的这篇讲话，对 12 月 17 日三中全会正式印发的文件稿又作了一些删节和修改，在段落安排上也作了一些变动。 叶剑英讲话稿的“17日稿”虽然删改了“12日稿”中一些有争议的或者比较敏感的问题，但是有关文革造成的灾难和损失的敏感内容仍然被披露了出来。 马立诚(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凌志军(前人民日报编委凌建华之子，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畅销书作家，法学硕士)合著了《交锋一一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一书，该书的第一部分为：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在该部分“粉碎“四人帮” 阴霾仍未散”一节下的““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一小节中写道：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交锋》第一版出版后时隔不久，安徽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董宝训（注：1984 年山东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1991 年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3 年在职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1997 年任山东大学副教授，2004 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所属机构： 现代化与当代中国研究所）、丁龙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著名党史研究专家，原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合著的 《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注： 1998 年10月第一版）一书， 该书的第一章（注：题为“ 昭雪沉冤的强烈呼声与“左“倾势力的重重阻挠”）第一节（注：题为“冤假错案遍国中”）中写道：“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将“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大肆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 费 了8000亿人民币。 并且注明是：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国防大学教授，四级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的辛子陵在他的著作《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注：2007年7月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一书第四十章“毛死江囚”中也写道： 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 文化大革命死了 2000 万人，整了 1 亿人，浪费了 8000 亿人民币。 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新笔名为“皇甫欣平”、凤凰网首席评论员、《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2008年8月30日上午在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作了主题为“以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的演讲（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南方都市报承办），其中同样讲道： 正如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文革十年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不改行吗？” 2016年07月14日周瑞金在凤凰评论中又发表了题为《文革反思万言书》的文章，文中也指出：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叶剑英讲话稿一删再删，一改再改，无非就是想掩盖“敏感问题”。叶剑英选集中收录的讲话稿只提到“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没有死亡人数和浪费的人民币的数目；《交锋一一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没有提到受害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1/9”，《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也是如此，周瑞金所作的题为“以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的演讲亦是如此；《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 费 了8000亿人民币”，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披露的比较全面的。所有这些综合起来，不难得出：文革死亡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也是对否认文革死亡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者最有力的回击！ 可见，大饥荒至少饿死3755.8万人和十年文革中2000万人被迫害致死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任何企图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任何企图歪曲事实的说词都是苍白的，任何企图篡改历史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中共暴政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不以文明动天下，专以野蛮殃世人！ 尽管大饥荒至少饿死3755.8万人，但到目前为止，中共也没有对全国各族人民说出真相；尽管大饥荒时期的档案已经解密，但只是在小范围内解密，也不知道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要掩盖真相到几时。 尽管文革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但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根本原因却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四人帮”准备“篡党夺权”。人民网刊登过一篇题为““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怪事：“文革”之风仍在继续吹”的文章，并且注明“本文摘自《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凌志军、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文中（书中）有关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内容如下：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可见，中共并没有认真反省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准确的说应该是“所犯的罪”，对于大饥荒亦是如此。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共连历史都不敢直面，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这个党还能给别人什么希望！5755.8万仅仅是一个数字，但是5755.8万人却是5755.8万条生命，这样的责任，中共愿意承担吗，中共能承担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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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9-9-2019 09: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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