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 财产继承制度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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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的影响，民事法律制度相对比较薄弱，财产私有制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护。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继承制度仍然在封建社会内部缓慢地萌芽、发展。本文对我国清末以前的财产继承制度进行探讨，以便对我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了解。
     
      财产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私有制的重要手段。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我国传统法制社会，法律成为巩固专制皇权的工具，私人财产得不到有力保护，财产继承制度得不到重视，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继承制度仍然在封建社会内部缓慢地萌芽、发展。本文对我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探讨，进而展现我国古代的民事法律状况的一角。
     
      一、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社会，继承制度从来就可区分为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从商朝中后期开始，直至清末，宗祧继承的原则一直是嫡长子继承制，但财产继承则不然，是有发展变化的。
      儒家的经典《礼记·曲礼》说：“父母在，无私财”，《礼记·内则》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唐律》规定的“十恶”重罪中的“不孝”罪就把“别籍异财”作为罪状之一，予以严惩。《唐律疏议》解释：“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就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而有异财、别籍，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之俱沦，情节于兹并弃。稽之典礼，罪恶难容。二事既不相须，违者并当十恶”对“别籍异财”的处罚是判处徒刑三年。中国传统社会，盛行的是家族财产制，法律强调对家族利益的保护，忽视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的保护。但是，在尊亲属均亡，大家庭无法维系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遗产继承的问题。
      有确切财产继承的记载始自于秦代。《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为秦始皇率兵攻楚，“多请田宅为子孙业”，说明土地可以作为继承的标的。此外，可继承的财产还有房屋、树木、衣物、牲畜、奴隶等。秦代由于商鞅变法实行分户，子壮“出分”或“出赘”，所以，可以推断，父母财产多由独子或幼子继承。此外，据秦《金布律》记载，除官吏因特殊情况发生之债，一般常人之债务，父死子继。
      汉代时，财产继承首次确立诸子均分的原则。据《史记·陆贾传》记载：陆贾“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汉代这种诸子均分财产的规定唐代沿袭下来。但是，女儿有没有继承权，此时却无法得知。《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硬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唐朝《户令》“应分条”规定：父亲死后，财产应“诸子均分”；如果有的儿子先于父亲而亡的，就由他的儿子代替他参加财产的分配，如果所有的儿子全部在父亲之前死亡，就由全体第三代孙子平分财产。还规定，未婚儿子可以比已婚儿子多得一部分财产，用于将来的婚聘。这里的诸子包括正妻所生的“嫡子”和小妾所生的“庶子”。虽然在家庭中妾的地位远不如正妻，然而庶子与嫡子一样享有同等的继承权。这也说明在封建制家庭中，男子的地位比妇女要高。明朝的《大明令·户令》也是这样规定的：在分配遗产时，“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至于现在婚姻法中所说的“非婚生子”，在明代被称为“奸生子”，也依旧享有继承权。《大明令·户令》规定：“奸生之子，依子数量与半分。”这意味着奸生子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的一半，但在没有其他婚生子的情况下，奸生子可以何思这立的“嗣子”均分财产；如果没有嗣子，奸生子就可以继承全部财产。

至于女儿的继承权唐代法律始有了规定。唐律规定：已出嫁的女儿没有继承权，但未出嫁的女儿还有继承权，只是数额相对减少；无子的户绝之家，出嫁的女儿还享有财产继承权。
      随着私有财产的丰富和交易的频繁，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逐渐加重。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民事活动活跃，财产继承制度比前代完善了许多。不但沿袭了唐代的“诸子均分”制，还明确了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对户绝财产的继承、妇女的继承权、遗嘱继承、死亡客商的财产继承等新问题也作了规定，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应分田者及财物，兄弟均分”，这是财产继承的一般原则；规定遗腹子的继承份额与其他兄弟的继承份额相同，非婚生子也享有与其他兄弟一样的继承权，但前提是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规定了妇女的继承权，宋朝《户令》规定：“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即未婚的女儿可以得到男子一半的继承份额。妇女地位在宋代已经是一种进步了。如果只有女儿即户绝之家，未婚的在室女可以得到遗产的四分之一，出嫁女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然而，寡妇的继承权却受到限制，如果被继承人有子女，寡妇可以得到赡养，也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随嫁奁田，也不能将前夫遗产随意遗嘱与人，如果改嫁他人，就不能完全继承前夫的财产。关于户绝财产的继承，《宋刑统·户婚律·户绝资产》规定：“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三分给与一分，其余并入官。”关于继子的继承权，法律规定：“立继者，与子承父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命继者，于诸无在室、归宗诸女，止得家财三分之一。”继子的身份不同，所享有的继承权也不同。关于遗嘱继承，宋朝法律规定了立遗嘱人的年龄、遗嘱形式、有效条件。《户令》规定：“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即遗嘱继承的效力小于法定继承。
      二、财产继承和分家析产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家”有特殊含义，“家”的构成条件不仅包括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为维持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经济联系，即：同居并共财。家庭成员即指同居公财的人，可以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家庭成员不能占有个人财产，家庭财产实际上就成为家族财产，由家长或家长指定的人来管理。但是，在秦代，受商鞅法家功力思想的影响，法律规定一家有二男者，必须分户，否则加倍交纳赋税。到汉朝，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小农经济，法律也允许子女分家，并且逐步有发展的趋势，像樊重三世共财、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的情形已非常少见。虽然维护长期的同居共财被人们普遍称颂，累世同居被作为美谈记载下来，《史记·张释之传》就记载了张释之十年来与其在乡间的兄长同居。但是，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如果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无法解决，就会出现分家析产。唐宋以后民间分家析产的现象更为普遍。在家长（主要指父亲）生存的情形下兄弟分异称作分家析产，其分异的具体事由是多种多样的。而在父母双亡时，才会出现遗产继承的问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作为分财产的方式，采取的是“素材的分割方法”，“即将土地、家屋、家畜、农、家具、谷物、现金等等各个种类尽可能地加以分割，不仅单在价值上等量，而且兼顾到财物的组合也大致相等的那样地分成几组财产。”为显示公平，分割时经常采用抓阄的方式，阄书应该有宗族同意或见证，并到官府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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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國古代的财產繼承制度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儒家的倫理道德貫穿其中。例如：個體對於家族財產不具有完全的所有權；男子在財產繼承中占主導地位.
　　2.诸子均分的分配原則。自漢代以後，在財产繼承中，一直實行的是“诸子均分”的原則，不論嫡庶，不論长幼，都平均分配。
　　3.婦女的繼承權。如：宋代，户絕家庭中只有在室女，女可得家產的四分之三；只有出嫁女，則只能繼承財產的三分之一，其余沒入官府；寡妇對其亡夫的財產，沒有典卖、轉讓、挾帶改嫁、隨帶歸宗的處分權。《宋刑統》准《戶令》中規定：寡妇“有男者不別得分，謂在夫家守誌者。若改適，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皆應分人均分”。明代法律也明確規定被繼承人有子的情況下，女兒沒有繼承權；如果無子有女，女兒可以繼承遗產。《大明令·戶令》規定：“凡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者，所生親女承分。无女者，入官。”
　　4.法定繼承優于遺囑繼承。唐宋法律規定：在“身喪戶絕”的情形下，如果死者留下遺囑的，可以按照遺嘱進行遺產分配，如果死者有兒子，遺囑就不發生效力。宋朝法律還規定：即使在户絕的情況下，遺囑所能处分的遺產也不得超過遺產总額的三分之一；另外，對遗贈的對象也作了限制。《宋會要輯稿》記載紹興三十一年，知涪州一人家因戶絕，贅婿和养子發生遺產糾紛，雖然家主留有遺嘱把財產交與贅婿，但給事中黃祖舜仍判定把遗產均分給贅婿和養子。《宋會要輯稿》還記載，嘉佑遺囑法规定：“財產別無有分骨肉，系本宗不以有服及異服有服親，並聽遺嘱”。此規定強調的是在“別無有分骨肉”的前提下，遗贈的對象必須是本宗之人。到了元明清時代，法律不再提及遗囑繼承，遺囑繼承失去了法律效力。
　　5.強調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名公書判清明集》一書判中，王有成“昨因不能孝養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無歸，依棲女婿，養生送死皆賴其力。”因此官府做出判決：“子不能孝養父母而依棲婿家，則家產當歸之婿”，並令王有成對其父母在女婿家的生活費用及殯葬費給與補偿。《折獄龜鑒》卷八也記載了這樣一個案例：“晉張希崇鎮郤州，有民与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後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繼俱死，有嫡子已長，郭氏諸親教義子訟，雲是真子，欲分其財，前後數政不能決。希崇判曰：父在已离，母死不至，雖雲假子，辜二十年養育之恩，倘是亲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甚為傷害名教，豈敢理認田園。其生涯尽付嫡子所有，訟者與其朋黨，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皆服其斷。”此案例很鮮明地表述了這樣一個財產繼承的原則，即沒有盡到贍養義務的子女，也就喪失了繼承父母財产的權利。這種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在我國古代已得到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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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中華書局，1983。
　　[2]《史記》，古籍出版社，2000。
　　[3]《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華書局，1987。
　　[4]《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00。
　　[5][日]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張國力、李力譯，法律出版社，2002。
　　[6]梁鳳榮：《中國傳統民法理念與規范》，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免費论文下載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