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比 一个历史家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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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南洋大学有两位教授讲过英国史学家汤恩比（A.J.Toynbee,1889-1975）的历史哲学。其一是历史系的王德昭教授，另一是中文系的钟介民教授。他们都发表过有关汤恩比学说的论文。我曾向他们讨教，蒙他们教导，我获益匪浅。王德昭教授嘱我读汤恩比大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末编《自述》一文，可以了解汤恩比思想形成的过程和他所以成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原因。

汤恩比生于大不列颠帝国文治武功最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汤恩比家族的发迹，是随着大英帝国的鼎盛繁荣而带动起来的。一百年来，这个家族人才辈出，显赫一时。

汤恩比被西方学术界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英国政府倚为“智囊”。他提出的“文化形态学”，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作出新的诠释，成为20世纪三大历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两位是宗教社会学派的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佛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和马克布洛克（Marc Block,1886-1944）。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19世纪中期的产物。

母教与古典教育的影响

他父亲是个殷实的茶商。母亲是一个工业家的掌上明珠。她是最早获得剑桥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曾出版《苏格兰历史故事》一书。汤恩比说：“母亲在我幼年时，把她对历史的爱好传授给我，启发了我终生对历史研习的兴趣”。他忆述“每晚我临睡时，母亲为我朗读英国历史或诗歌。我记得，夜临大地，灯火明亮，她打开一卷布朗宁（R.Browning）的诗集，用她清脆的声音吟哦给我听”。可见母教对汤恩比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七岁习拉丁文，八岁学希腊语，十岁诵读古典作品和英国诗人弥尔顿（J.Milton,1608-1674）的《失乐园》。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圣经》，他反复读着《创世纪》、《约伯记》、《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等篇。他说这本由英皇詹姆士一世颁印的《钦定圣经》其文字既高古雅典又平易近人，深深根植在他的心田上；《圣经》教义，浃骨沦髓地渗入他的心灵，为他一生宗教信仰的皈依和行事的准则。

他18岁入牛津大学，大学图书馆有琳琅满目的藏书；一次他借阅一本《中国古代史》，记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古代社会。他初接触孔孟和诸子的思想学说，一时感到很激动。在导师的指引下，他潜心攻读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并学习19世纪近东的考古学。他终于成为这门学问的专家。后来，他回到牛津大学执教，除教几门他专长的学科外，把寻求知识的金线延伸到人类学，政治经济以及东方和美洲的文明历史。

受前人著作思想影响

在自述中，他特别提起影响他一生的一系列的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希罗多德（Herodotus,484 BC-425BC）、修昔底德（Thucydides,460 BC-395BC）、吉本（E.Gibbon,1737-1794）、穆勒（J.Mill1773-1836）、柏拉图、歌德、雨果以及托尔斯泰等。他们的光辉著作，培养他的理念和悟性，增强他的心智能力和创作能力，提高他的撰史的表达文字的技艺。他对这些人物，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是对德国学者施本格勒（O.Spengler,1880-1936）所著《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的批判、继承，并加发展而撰成的历史巨著。

《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阐述人类每个文明是凭借自己的原始力量在土壤里迸发出来的。其后在不断的挑战和应战（Challenge and Response）的互动中，生长、发展、衰落以至解体。汤恩比是通过对人类23种文明作系统研究，追溯它们起源至解体的过程，按历史的发展面貌加以描述，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关系。汤恩比这个研究成果，是20世纪精神史上一笔大遗产，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

文：李业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