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與華文文學【馬悅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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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文學獎與華文文學＼馬悅然教授
（全文轉載自新加坡聯合早報）

常常有中國記者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優秀歷史，一個文化很發達的國家，為什麼沒有一個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試一試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願意很簡單的給大家介紹瑞典學院這個組織。

瑞典學院的責任和運作

瑞典學院建立於1786年。當時的國王，Gustav第三世，像很多18世紀歐洲的貴族一樣，對法國的文化非常感興趣。國王也是一個很驕傲的人。他尊敬的法國有一個學院，瑞典當然也應該有一個學院。法國學院包括40個院士。瑞典既然是一個小國，所以國王認為18個院士該足夠了。國王自己選了頭13個院士，讓他們選其餘的五位。國王所選的院士，都是些朝廷的高官和貴族。

為了使學院得到經濟上的獨立，國王把政府的一個報紙的所有權贈給學院。這個報紙一直到現在屬於學院。從這個報紙所得的收入相當多。

瑞典學院的任務是保持和發展瑞典語的純潔。按照學院的章程，學院也要編一部規模很大的詞典和一部瑞典語的語法。 18個院士很快發現他們根本沒有資格編一部詞典，所以把這個任務交給專家。編詞典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已經發表的部分包括31巨冊。按照計劃，這個任務 2017年才能完成。

瑞典學院的院士不能離職，應該終生參加學院的工作。現在院士的年齡比較高，最年輕的院士有50幾歲，最老的90多歲。一個學院的院士去世之後，院士們自己選一位學者或者作家來代替他的位子。現在的學院的院士一半是學者，一半是作家。

除了夏天以外，瑞典學院每星期四開一次會。開了兩個小時的會以後，我們到屬於我們自己的飯館去吃一頓晚飯。除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外，學院每年頒發100多個大小不同的文學獎，主要是頒發給瑞典的作家。

瑞典的發明家Alfred Nobel去世於1896年。按照他的遺囑，他巨大的遺產成為諾貝爾基金。據大家所知，有五個諾貝爾獎，瑞典醫學院所頒發的醫學獎，皇家科學院所頒發的化學和理學獎，挪威的議會所頒發的和平獎和瑞典學院所頒發的文學獎。起初，瑞典學院不願意接受這個責任。很多院士認為瑞典學院的資格不能超過瑞典語和瑞典文學的。有的院士也提出這個任務簡直沒有希望做得到的。 18個院士怎麼能夠每年選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

按照諾貝爾先生的遺囑，文學獎該頒發給一個最近發表過一部帶“理想傾向的最優秀的文學作品”。 “理想傾向”到底是什麼？諾貝爾先生自己對無政府主義很感興趣，所以他用的理想主義這個詞可能有一個很特殊的意義。

討論了很久以後，瑞典學院還是決定接受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責任。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如何產生

我現在要試一試簡單的介紹瑞典學院怎樣選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有資格推薦文學獎候選人的人物和組織包括瑞典學院的院士，與瑞典學院相似的外國文學院的院士，各國作家協會的主席，各國大學文學系的教授們，和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團體沒有資格推薦候選人。一個作家當然沒有資格推薦他自己。推薦書應該在2月1日之前寄給瑞典學院。

學院每年收到幾百封推薦書。有的推薦書推薦同一個作家。 2月初的候選人的名單包括100多個作家。

瑞典學院成立了一個包括五個院士的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這個委員會2月開始討論名單上的作家。每次開會後，委員會報告給學院，讓大家討論。瑞典學員的院士都會念英文、德文和法文。有的院士會俄文、波蘭文、捷克文，有的會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只有一個院士會念中文。

如果推薦的作家用院士們所不能懂的語言，學院就必得請專家幫忙。有時候請一個專家評價一個作家的作品。有時候請一個專家作書面報告，評價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當代文學。要是院士們不能夠念一個作家的原文，只有靠譯本，評價作品的文學價值，那當然非常不容易。無論多麼好的翻譯，當然不能完全反映原文的風格。瑞典學院常常請專家評價一個作品不同的譯本。有時候學院甚至請另外一個專家評價我們原來使用的專家是否勝任。

到了每年的5月底，原來的候選人的名單縮短了。最後的名單最多包括5個或者6個作家。文學獎委員會的每一個委員5月底或者6月初得寫一個報告，評價這五六個候選人的文學作品。 9月，學院開始開會的時候，我們每一個星期四討論到底應該選誰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得到絕對多數票的作家當選。起碼需要12個院士參加最後的投票。

1946年後得獎者皆優秀作家

100年前的世界比現在的世界小得多。那時，世界文學好像等於歐洲文學。頭12個文學獎的獲得者都是歐洲人（兩個法國人，四個德國人，一個波蘭人，一個意大利人，一個瑞典人，一個挪威人，一個比利時人，一個英國人）。

1913年Rabindranath Tagore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1915年到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都是歐洲人。 1930年美國作家Sinclair Lewis得獎。從1931年到1939年，除了兩個美國作家以外（Eugene O'Neill,1936；Pearls Buck，1938，編註：賽珍珠)，獲獎的作家都是歐洲人。 1938年，Pearls Buck獲獎。有人認為這是瑞典學院最大的過失。我的老朋友卞之琳和馮至對這個選擇表示非常不滿。他們認為Pearls Buck的獎是對當時的中國作家的侮辱。我不能完全同意他們的看法。我完全懂得為什麼瑞典學院那個時候把文學獎發給Pearls Buck，她1931年發表的小說"The Good Earth"（《善良的土地》，編註：也譯《大地》）轟動了全世界。這是第一個外國小說描寫中國農民艱苦的生活。沈從文先生的《從文自傳》也是1931年發表的。最遺憾的是當時沒有一個外國愛好文學的讀者知道沈從文是誰。

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幾年，沒有頒發文學獎。頭40年的選擇包括一些很值得懷疑的事例。可是1946年以後，獲得獎的人都是非常優秀的作家，像：

Herrmann Hesse(1946)

Andree Gide(1947)

T.S. Eliot (1948)

Willian Faulkner(1949)

Francois Mauriac(1952)

Ernest Hemingway(1954)

Halldor Laxness(1955)

Juan Ramon Jimenez(1956)

Albert Camus(1957)

Boris Pasternak(1958)

Salvatore Quasimodo(1959)

Saint-John Perse(1960)

John Steinbeck(1962)

Jean-Paul Sartre(1964)

Yasunari Kawabata(1968)

Samuel Beckett(1969)

Alexander Solzhenitsyn (1970)

Pablo Neruda(1971)

Heinrich Boll(1972)

Patrick White(1973)

Eugenio Montale(1975)

Saul Bellow(1976)

Vincente Aleixandre(1977)

Isaac Singer (1978)

Odysseus Elytis(1979)

Czeslaw Milosz(1980)

Elias Canetti(1981)

Gabriel Garcia Marques(1982)

Jaroslav Seifert(1984)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1986)

Joseph Brodsky(1987)

Naguib Mafousz(1988)

Camilo Jose Cela(1989)

Octavio Paz (1990)

Nadine Gordimer(1991)

Derek Walcott(1992)

Toni Morrison(1993)

Kenzaburo Oe(1994)

Seamus Heany(1995)

Wislawa Szymborska(1996)

Dario Fo(1997)

Jose Saramago(1998)

Gunter Grass(1999)

Gao Xingjian(2000)

V.S. Naipaul(2001)

Imre Kertesz(2002)

J.M.Coetzee(2003)

Elfride Jelinek(2004)

Harold Pinter(2005)

Orhan Pamuk(2006)

Doris Lessing(2007)

Le Clezio(2008)

大多數獲獎作家是歐洲人

有好些個偉大的作家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像Tolstoy, Gorky, Zola, Strindberg, Ibsen,James Joyce, Graham Greene, Ezra Pound, WHAuden, Paul Celan。

大多數獲獎的作家是歐洲人，尤其是西歐人和美國人。亞洲只有四個作家得獎：印度的Tagore，（1913，編註：泰戈爾)，日本的Kawabata， (1968，編註：川端康成)，Kenzaburo Oe，(1994，編註：大江健三郎)和高行健。

非洲有四個：Soyinka(1986)，Mahfouz(1988)，Gordimer(1991)，Coetzee(2003)。拉丁美洲有四個：Mistral(1945)，Asturias (1967)，Pablo Neruda(1971)，Gabriel Garcia Marquez(1982)。澳大利亞只有一個得獎作家，Patrick White(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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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當代有許多優秀作家

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沒有讀過他的作品的大陸的評論家認為他簡直沒有資格得獎。高行健也是法國人，因此他的作品不能代表中國文學。（我不太喜歡中國文學這個名稱，我情願用中文文學）。高行健得獎之後，一個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小小的冰島得了獎，為什麼偉大的中國沒有得獎呢？” 那個記者沒有懂得獎是頒發給一個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有人認為中國作家還沒有得獎出於瑞典學院的一種種族歧視。當然不是那樣。

唯一的原因是瑞典學院缺乏對中國文學全面的認識。中國當代文學只有一小部分翻成外文。我1985年選入瑞典學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學院願意擴大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解。自從1985年我做過好些個報告介紹當代中國文學作品，我也盡量地搞翻譯工作。可是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需要很多翻譯家把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介紹給世界。

其實，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早走上了世界文學。要是從五四運動時期出發，我們可以肯定魯迅先生的地位。他的純文學作品雖然不多，只包括兩部短篇小說集，《吶喊》和《徬徨》。可是他的雜文也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他在中國1920和1930年代的文壇上所起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為什麼魯迅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呢？第一，沒有人推薦他。我知道大陸出了一些謠言說瑞典學院院士斯文赫定1930年代初在中國的時候問過魯迅他願意不願意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說的是魯迅拒絕接受。我查了瑞典學院的檔案之後，敢肯定地說這只是謠言。瑞典學院從來沒有問過一個作家願意不願意接受獎。第二，魯迅的文學作品是去世後才翻成外文。

除了魯迅以外，1949年以前的中國有沒有值得考慮的作家呢？當然有。沈從文、茅盾、老舍，據我看完全比得上當時西方最優秀的作家。為什麼這三個作家沒有得獎呢？這個問題也非常容易回答。除了老舍的《駱駝祥子》以外，這三個作家的作品沒有大量的翻成外文。把《駱駝祥子》翻成英文的翻譯家完全歪曲了小說的最後一章。他把原文的非常悲觀的、非常動人的一章翻成一個很樂觀的好萊塢式的語文。沈從文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翻成外文。沈從文主要的短篇小說最近幾年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和瑞典文。要是這些作品較早翻成外文的話，沈從文很可能會得到獎。茅盾的《子夜》翻成外文，可是一部小說不夠作為評價的基礎。巴金也該算是現代中國偉大作家之一。他的據我看最好的小說《寒夜》1980年代翻成英文。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三部曲《家》《春》《秋》可以說沒有翻成外文。《家》雖然翻譯了，可是等於沒有翻。還有錢鍾書。他的學問實在令人驚訝。可是他的純文學作品不多，只有一部小說《圍城》和一個短篇小說集《人，獸，鬼》。

在詩歌方面應該提出幾個優秀的詩人。我自己最欣賞的1920和1930年代的詩人是聞一多和艾青。聞一多是格律詩的大師，艾青是自由詩的大師。聞一多雖然只有兩部詩集：《死水》和《紅燭》，可是他對中國新詩發展的影響非常大。艾青先生1930年代所寫的詩，像《雪落在中國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車》和《火把》都比得上當時的歐洲詩人最優秀的作品。要是當時有一個勝任的翻譯家把聞一多和艾青的詩翻成外文，他們很可能會列入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名單上。

我個人認為1949年以前的中國戲劇不能跟小說和詩歌相比。曹禺的戲劇當然非常受觀眾的歡迎，可是我覺得曹禺受外來影響太強。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李健吾的《這不過是春天》和《十三年》遠遠地超過曹禺的戲劇。我自己也很欣賞夏衍的《上海屋簷下》。

50年代以後的大陸作家

1950年代出現的大陸作家中，我對王蒙、張賢亮和陸文夫比較熟。他們剛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三個人1970年代末年才平反了。平反了以後，又開始寫作。他們三個人的性格完全不同。王蒙引用很多當代外國文學的技術和技巧，像意識流和一種非常複雜的敘述結構。陸文夫的作品常常讓我想起柳宗元的文雅的文章。張賢亮的作品可以算是傷痕文學的餘音。

1950年代開始寫作的大陸作家很多，可是我相信我提出的三個人是最有代表性的。 1960年代從文學方面來看是一個沙漠。

從1970年代末年起，大陸出現了很多年輕的作家和詩人。我自己對“今天派”的詩人比較熟。 “今天派”的詩人包括北島、顧城、芒克、舒婷、楊煉、江河、嚴力和多多。除了舒婷、芒克和江河之外，這些詩人客居在國外。

高行健兩部小說是空前傑作

大陸當代的小說家中我願意提出阿城、劉心武、莫言、韓少功、李銳、曹乃謙和女作家王安憶與殘雪。中文文學最突出的作家之一是高行健。他的喜劇作品是當代外國荒誕戲劇和中國傳統歌劇的混合物。他一面引用最新式的話劇技術，一面保留一些中國傳統戲台上的要素。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是空前的傑作。

除了高行建之外，我這裡談到的都是大陸的作家和詩人。原因是很簡單的。除了個別詩人的作品以外，我對台灣、香港和僑居在國外的作家的作品缺乏認識。這個事實真的令我為難。問題是應該做的事很多，可是白天夜裡只包括24個小時。

我在這個演講裡提到翻譯工作的重要性。一個作家當然主要為自己的同胞們服務的。但是他也希望他的作品會超過語言的界限。因此我們需要很多翻譯家。

（本文為馬悅然教授11月29日在報業中心禮堂的演講稿，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